她们都不到十五岁,不过是一群国中小的女生,脸上化着大浓妆,暴露的衣服露出瘦骨嶙嶙的身体。“王清峰非常激动,甚至一直要塞钱给她们被警察劝阻了──”纪惠容回忆着:“可是她们是讨厌我们的,用冷漠的眼光看着我──带有恨意──”她睁大眼睛看住我,右手捂住胸口:“我知道,尤其是──我是女的。”

把家还给爱

一九八三年,美国传教士高爱琪在广慈博爱院妇女职训所,遇见了那位仅有十一岁,却需日接三、四十位嫖客的小女孩。

在悲痛中,高爱琪向这些已被家庭抛弃的少女们伸出双手;一九八八年,高爱琪成立“励馨园”,从一张桌子、一台电话机、一个兼职工作者开始,到现在,励馨基金会在全台湾十七个县市有六十余个据点,每年服务、收容两万多名受暴妇女,坚持着“反暴力”的旗子,旗裙飘扬。几经传承,这支大旗,传到了纪惠容手上。(阅读更多:受暴不婚妈告白:原生家庭没教我的爱,成了我一生的课题

三十年来,台湾从一个“雏妓大国”成为亚洲性别立法最进步的国家,纪惠容也带领励馨基金会,从一个兼职社工,发展到现在全台有五百多位员工。

悲哀!“家”竟是女人最危险的地方

二○一八年五月励馨基金会满三十岁,也在这个五月,台湾发生了十一起骇人命案,其中九起是家暴──断头的、刀戳烂的、大卸八块的──凶手凶残令人发指,受害人的身分从妻子、女儿、女友到外婆,甚至母亲,而那个拿刀拿棍的,就是她们付出、信赖的家人。

没有一种悲哀比这更悲哀──就在自己的家,那个叫做避风港的地方──只要一言不合、所求不遂,家里的菜刀、扫帚、雨伞⋯⋯全都可以随手抄起,当作对付女人的凶器;家,竟是女人最危险的地方。

励馨基金会总会一楼有座马来西亚艺术家赠送给她们的装置艺术品:紫色丝带绑着雨伞、水管、短刀等等,一条条地从天花板上挂下来,这是艺术家从小到大,看到爸爸拿来打妈妈的东西。“凶器”下,是一具被捆绑的女体。

被昵称“纪姊”的纪惠容,就站在这“如林的凶器”前,对我殷殷叮咛着:“如果在家中发生冲突,女人一定要用头脑啊,看到对方情绪激动了,千万不要接话,要赶紧想办法离开现场啊。”她说着。

微胖身材厚敦敦地,声音永远是爽朗畅亮的,眼角弯弯地面如满月,是一个很可以倚靠的“女人的大姊头”,一看到她,女人再也忍不住自己的委屈──

纪惠容说:“我这里本来还摆了一个新娘人偶,她的白纱是用我收到的验伤单做成的啊!”

加入励馨二十六年了,每天过着与验伤单为伍的生活,“我每天都要遇到许多个案,生活在其间⋯⋯心情经常很沉重⋯⋯。”纪惠容絮絮说着。

“永远不会忘记的信”让她坚持二十五年

这是一个满满负面能量的工作,我问纪惠容,是什么力量让她可以坚持至今?

听到这个问题,她停了一停,然后告诉我她的心里有一封“永远不会忘记的信”,这封信,已经在纪惠容的心里整整二十五年了──

“办完‘反雏妓华西街路跑’后的某一天,我接到一封信,那是我们的女孩(中途之家收留的少女)写给我的。”

“她告诉我,她是被爸爸卖掉的。”

“她有去参加路跑,看到现场上万的人(来反雏妓)⋯⋯她非常地震惊⋯⋯原来,原来有这么多人是爱她的⋯⋯。”(延伸阅读:没有资本可反抗的性工作者:“他说他愿意亲我,是我赚到”

当纪惠容讲到“爱”这个字时,她的眼睛整个亮起来,眼球表面是一片湖面上的波光粼粼,一时间我还以为室内开灯了──原来是纪惠容一下子离开了忿忿不平,整个人雀跃起来。

这力量支持着她,七年前纪惠容被检查出肠癌第四期,都已经移转到肝了。“我问医生,我还能活多久?医生指着外头排队的病人对我说‘他们也都活得好好的啊!’”纪惠容做完八次化疗,干脆把癌症丢在一旁,继续埋头做事,直到如今。

纪惠容的行动力是一流的,吴念真曾说过,“励馨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度达成率’”。不过,现在的妇运健将纪惠容,从小的志向是当老师,只是,教育现场令她大失所望。“我们那个时候的教育主流观念,是‘坏孩子就要打’,连孩子的父母都这么想。”不能接受“以暴制暴”,纪惠容辞去老师的工作,在社运狂飙的年代,成为一名跑社会运动新闻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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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中时晚报成立社会运动版,一开始大家都很起劲,可是跑着跑着,《中国时报》渐渐受不了(政治压力)了,就把我们的版停掉。我没有线跑,但是稿子还是每天照发,当时老板不喜欢,从主编到总编,就是不用这些稿子。”社方一度动念,要转调她去跑“股市新闻”,于是社运版停刊半年后,纪惠容正式离职。

满腔“淑世”抱负却处处碰壁,纪惠容心灰意冷赴美念“钢琴演奏”。可是,社会运动的热血还是在她的身体里奔腾着,就在这个时候,她接到了励馨基金会执行长梁望惠的一通越洋电话:“惠容,妳要不要回来帮励馨?我们要做反雏妓行动专案。”毫不犹豫地,纪惠容束装返国,投入励馨的“反雏妓运动”。

纪惠容告诉我,她第一次见到“雏妓”的情形。

“那时候我还是个年轻的记者,听说警察抓了许多女孩子,就和王清峰一起去关心。”

她们都不到十五岁,不过是一群国中小的女生,脸上化着大浓妆,暴露的衣服露出瘦骨嶙嶙的身体。“王清峰非常激动,甚至一直要塞钱给她们被警察劝阻了──”纪惠容回忆着:“可是她们是讨厌我们的,用冷漠的眼光看着我──带有恨意──”

她睁大眼睛看住我,右手捂住胸口:“我知道,尤其是──我是女的。”

对这些少女而言,自己被父母亲手卖作陌生男人的食物,陌生的女人会怎么看自己呢?是鄙视吧!女孩们不只是肉体受到摧残,心灵也已经重伤了。

一九九二年,纪惠容举办“反雏妓华西街慢跑”,在社运主旋律还是悲情本土的年代,纪惠容是台湾社运的惊奇。这场慢跑活动由当年国民党的大官吴伯雄、马英九,民进党党主席许信良等领跑,参与者男女老少、妈妈带孩子,是台湾第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都市型社运”,最后估算,总参与者超过一万四千人。

就这样,纪惠容让励馨从“基督教慈善团体”变成了“慈善的社会压力团体”,《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性侵害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等法案也在励馨与许多妇女团体携手合作下通过,如今,台湾已是亚洲性别法令最进步的国家。

“要去没有人要去的地方”

“很多人说,励馨在台湾书写历史,但我宁可说,励馨是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学习实践基督的精神。”纪惠容说。

纪惠容的曾祖母,是彰化海边的一位农妇,在十九世纪末成为台湾长老教会的第一代信徒,她显然是一位超越时代的女人,在一百多年前的台湾乡村,曾祖母不但成为基督徒,还将自己的儿子命名为“温柔”。

纪温柔从台南神学院毕业时,一眼已盲,贫困的他穿着借来的夹克,向台南归仁着名的医生李甘雨提亲。李甘雨的长女李赤,从小倔强,所以命名为“恰”。也是基督教徒的李甘雨,并未嫌弃这个女婿贫残,他大力支持女婿宣教的行动。纪温柔牧师后来罹患肺病,仍然带着妻子与幼子们志愿到离岛宣教,开创了包括澎湖西屿小池角、竹嵩湾与马公虎井等等离岛教会。

纪温柔宣教的足迹,成为纪惠容的父亲一生不灭的信念,他也这样教育纪惠容:“要去到没有人要去的地方。”

“男人温柔女人恰”,抱持着“台湾初代牧师宣扬教会的精神”,这就是纪惠容家族四代一百年的家训。纪家整整四代是长老教会的“牧者家庭”。

“我有时候想想,我家在那个时代,确实是蛮特别的。”纪惠容说。

爸爸是老师,也是教会里的长老,“我的父亲对我母亲非常温柔,我从未看过父亲对母亲大声过一句。”纪惠容说,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但是父亲和母亲相处的片段还是在纪惠容的脑海里,“我爸爸每次有什么事情要呼唤我妈,就会这样叫她的小名,”她模仿着爸爸的叫唤:“阿淑啊!”甜得像一捏要滴下蜜,啊!有这么可爱的台湾男人吗?纪惠容笑了,我也忍不住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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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沙文主义是无所不在的。

“我和我的妹妹相差十岁,那是因为妈妈想再生一个儿子。”纪惠容已经有个弟弟,但是,妈妈仍然想多个男孩。她坦言:“我的祖母重男轻女。”

直到现在,弟弟有时候还是直呼姊姊是“女强人”,“女人和男人有一样的表现就叫做‘女强人’吗?”她皱眉:“怎么没有‘男强人’呢?”

即使是像纪家这样西化超过一个世纪的家庭,女性仍然受到传统性别角色的禁锢。纪惠容至今未婚,她坦言:“我没有嫁人,因为婚姻要有所妥协,我不会因为某个人就去妥协我自己。”

她告诉我一个励馨同仁今年过年发生的事:

“初二回娘家那一天,吃完晚饭后,她在婆家的客厅和小叔小姑一起看电视,先生不断地用手肘撞她,示意要她去厨房帮婆婆洗碗。她一开始不动声色,后来真是忍不住了,把先生拉到旁边房间去,关上门破口大骂──”

“满屋子都是你们姓赵的!为什么要我一个姓林的去洗碗?”

婆婆也不姓赵啊──原来,这就是嫁人的意思──纪惠容看着我一时无语,半响,她叹了一口气。

十万笔个案 就是几十万女人不幸的故事

几十万笔服务个案,就是几十万个女人不幸的故事。纪惠容还记得,她到励馨上班的第一天,那一天,是励馨基金会的年终晚会。

“中途之家的少女们,一个个带着面具,上台演出自己的故事。”

“女生被强暴、被卖、被打,是不敢说出来的。”她说。

“#MeToo运动”在全世界风起云涌,但是在台湾至今没有半个名人敢站出来;台湾女人真实受暴人数是个难以想像的天文数字。

“女人的一生,真是好危险啊!”纪惠容大声地说,然后,她向我道歉要先离开了,因为她“晚上举办了一场性别暴力防治与实践国际研讨会”。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看到纪惠容在昏黄的办公室里穿梭收拾着,一把把“凶器”就在她的头上摆荡,“凶器”下那具女偶仍然匍匐挣扎着。就在这个五月,九个女人(其中一个是五岁的小女孩)在家里被杀死了!

谁啊!来帮她松绑,让她像个人站起来吧!想着想着,我竟然鼻酸了。

耳边只听到那首,纪惠容当年请陈明章为励馨做的歌:

一蕊花 生落地  爸爸妈妈疼上济

风若吹 爱盖被  毋通呼伊坠落乌暗地

未开的花需要你我的关心 予伊一片生长的土地

手牵手 心连心 咱站做伙

伊是咱的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