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大学谈台湾平权公投，从外国学生的问答间探究台湾殖民政权与性别平权的关系，尽管无解，但是我们不能放弃持续探究。
文｜张依婷
美国感恩节假期的最后两天，台湾的九合一选举与公投刚结束，同婚以及性平教育公投纷纷没有通过。同志朋友们以及挺同社群觉得诧异又悲伤，网路世界一片哀嚎。以民主开放为傲的台湾，如今将人权诉诸暴力的多数决。
在宾州中部乡下的我，追踪着台湾的大选新闻，觉得忧伤，却没有太惊讶。今天站在挺同方的我们，对抗的不单纯只是下一代幸福联盟或是护家盟这些资金庞大的反同团体，更是多重殖民下所沿袭的性别性向文化与知识观。我们所经验的、所认知的，是各种历史事件、政治角力之下的产物，等待今日的我们传承，或是改写。
大选之后，一同双主修妇女、性别与性向研究（Women’s, Gender, and Sexuality Studies）的朋友Ｌ请我去他们的媒体与性别多元文化课堂上课客座演讲（Ｌ是广义的跨性别者，使用 they / them的代词作为称呼）。我跟Ｌ说我想讲台湾的同志与多元成家的运动，当然不忘讨论最近的五项相关公投。
Ｌ的课是大众传播系与性别性向研究所和开的课，使用的是一间能坐满八十人的大教室。这门课有别于以往我教的大一小班写作课（约二十四人），学生们从大二到大四不等。也因为课程强调多元文化的关系，许多学生抱持着较开放的心胸前来，班上族群的分布也较我以前教的必修写作课多元。除了白人以外，也多了许多黑人女性、拉丁美洲裔以及亚裔的学生，当然也有几位国际生，其中以中国留学生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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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美国人为主的听众，我一直在想要怎么呈现这个复杂的议题，因为我既不想过于简化台湾的历史背景跟性别性向议题的复杂性，同时也担心班上多数的美国学生无法一下子接收庞杂的讯息。再加上我知道班上一定有中国的国际生，我虽然不怕冒犯他们的价值体系，但也希望平实真诚地解释，端呈现实复杂，让不能同意我的人尝试倾听。当然，他们都是学生，而我爱我的学生，我喜欢创造可以沟通的环境。
课堂一开始，我就告诉学生情境（context）的重要性。所谓情境讲的是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变因所造就的特定时空与环境。当我们谈论一件事物的情境，我们当极尽所能地瞭解文化、历史、政治经济成因，而不是以西方的价值或理论作为度量一切的标准。探究情境很重要，因为在美国与西方世界眼中，在我的学生们的心目中，台湾——一个他们可能没有听过的国家—与大部分的亚洲国家是等待被救赎的他者，等待追随西方世界的脚步。
我说，台湾及亚洲不需要被西方自由主义救赎，即使是同性恋的议题也是，但我们的复杂历史成因需要被仔细探讨，我们需要去建构解释台湾当地性别、性向议题的语汇。所以我问学生们，你们想像中的台湾是什么？一位台裔美国学生举手回答，提到了国共内战与蒋介石。作为一个台湾籍的老师，不免担心这样的问题牵动班上台湾或中国的国际生的敏感神经。但我想正是因为这是一个敏感的议题，牵动着层层历史以及各方价值观，就算问题本身不能被解答，也有探问的必要性。我想，有时候勇敢面对问题的复杂，比追求答案、简化答案还要重要。
“台湾是什么？”这个敏感问题开启了关于台湾层层殖民历史的讨论，关于我们今日对性别性向的认知是如何受到这些殖民政权的影响：荷西时期传入的基督教 ; 日治时期的近代卫生系统与日本帝国当年引介的西方生物医学、性别性向概念 ; 国民政府时期的儒家思维与国族主义 ，当然还有资本主义之下定义的异性核心家庭作为经济生产单位等等。我们也讨论了台湾当今的执政党为什么不能公开表态支持同婚，因为台湾在国际身分模糊的状况下，民选政府必须巩固选票与政权，这是许多近代国家建国时需要面对的难题，也是业障。为了塑造一个社会大众都能认同的“正港台湾人”，不能够符合主流社群的弱势族群总是被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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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重殖民与层层权力体制之下，今天我们在台湾讨论性别性向多元，这样的举动能不遇到多重阻碍吗？我们能不痛苦吗？
然后我给学生讲了释宪还有反同及平权公投。除了一起读公投选票上的条文翻译，我们也一起看了下一代幸福联盟官网上丑化同志游行的图文，还有他们反对同志教育的影片。有趣的是，下一代幸福联盟用了一个美国反同教育的广告，班上一位黑人女同学举手说：“影片里都是白人啊！”
我们接着讨论了为什么美国的原住民，亚裔，拉丁美洲裔及黑人都没有被呈现，而这样种族呈现单一的影片在台湾“护家”情境下播放的意义。一部几乎都只有白人的影片，符合多数台湾人对美国文化的认识与期待，当下一代幸福联盟使用这样的影片提倡反同文化时，某种程度上也参与了白人至上的种族意识的散布与建构。
课堂接近尾声时，我让学生看了公投的结果及不同县市的选票分布，讨论了资讯流通对结果的影响，也试问：我们能够说投下反对票的就是落后、就是恶意、就是敌人吗？ 还是我们也必须考虑城乡差距、资讯释读、教育普及、阶级差距、生活经验不同？还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未投票率怎么解释？我告诉我的学生，我阿嬷说她没投公投，因为她看不懂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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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回答这些问题，但问题的本身透露了公投的程序以及被公投的议题的混乱复杂。资讯泛滥的年代，我们习惯避开复杂的物事与成因，将结论二分，并用这样的结论来分辨敌我。透过这些问题，我希望我的学生们尝试思考物事之间的交错关联。有的时候，所谓关联并非直线性的因果关系，而是多重历史、政治积累之下的结果。也许我们不能成为解决所有问题的人，但或许能尽力尝试做一位细心谨慎的探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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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给学生们几个讨论问题，包括公投作为决定多元成家和性教育的媒介的适当性。孩子们表示不解为什么人权议题会沦为多数决，然后为什么复杂的文化历史、深刻的情爱感受，是用是非题决定。
我们也讨论了“家庭”的重新定义，我请他们分享自己说服反同方的经验。有位白人女生说：“根本不可能说服，因为对方不愿意听啊。”相互倾听多么重要，却又多么与人性的钻牛角尖相背，多么不可能！
无解，但是不能放弃。
我们的课堂讨论就在这样的无解中结束。无解令人痛苦，但我更害怕简化问题。如果有什么所谓对世界温柔或善待世界的方式，其中应该包括对事物抽丝剥茧，不追求单一或是二分的结论，脚踏实地探求，不走捷径。
虽然我们都希望能够寻求解答，我们也不该忘了，不只是同志朋友，还有许多双性人、跨性别者，都是在无解之中生存的人。 若我们祈求“做得更多”，其中一部分当从力求事物呈现精准的教育开始。 而我希望这样的教育方式以及对待问体的态度，能慢慢被接纳并扩散开来，在台湾或是台湾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