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台湾实行性行为积极同意制度，真的会让人更容易提告，让诬告案件满天飞吗？七张图表带你更了解积极同意制度！
文｜Barnaby
继加拿大之后，瑞典于今年七月起，也实施了性侵“积极同意”的新制。
台湾现在对于性侵的认定标准是“违反对方意愿”，也就是受害人已经明确说出不要的情况下，行为人依旧“硬来”才构成犯罪。但若引入积极同意模式，则是未取得对方同意，就构成性侵。
这类修法报导一出，许多人如丧考妣：“难道要由被告举证自己无罪？”、“违反无罪推定”、“这样之后谁敢打炮”等等质疑排山倒海而来，甚至也有执业中的法律人士，看了片面的资讯，就做出了“不应该让被告负担举证责任”的结论。
当然，也有不少民众质疑，如果台湾哪天效法了积极同意制度，鬼岛直接化身为诬告者天堂，根本是敲响了男性的丧钟！
先说结论：这些说法全、都、是、错、的。积极同意的制度，不会让人更容易提告，也不会让诬告者满街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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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同意与现行的违反意愿模式，有什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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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同意”上路后，女生只要一言不合就可以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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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太多了，并不会。
要知道的是，任何犯罪都可能诬告！只要你编得出一套犯罪的故事，都可以去提告，因为法律并没有设定“被告须持完整的证据才能告”这个门槛 [注 1]，重点是检警后续的调查。
加拿大在修正刑法十年后，性侵案件的通报率仍然很低，就是个例证。所以，不论性侵的认定标准如何改动，提告的难易度都“一样简单”，要告就可以告，只是会不会起诉，就是另一回事了。
积极同意的修法，真正影响的是“可能会被起诉、判刑”的案件。例如这个情境：
小明在法庭上供称：“我与小花共处一室，小花没有出声拒绝我，他就是躺在那里不动，让我自己开始跟她发生性行为。”
若性侵采现行“违反意愿”的立法模式，且检察官无法举证小明说谎、无法厘清被害人真正心里的意思为何，则小明不构成犯罪。但如果采取“积极同意”的立法模式，小明被起诉、判刑的机率就会因此提高，因为被告已经自白，没有接收到小花明确同意要发生性行为的讯号。简单点说，“什么样的行为算是性侵”的实质范围“变大了”。
这才是积极同意实行后，真正会影响到的事情。
积极同意并不会翻转举证责任，你以为你在玩逆转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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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常见的错误想法是：积极同意上路后、需由被告负责举出“有取得被害人同意”的证据。事实上，不管是现在的违反意愿制、还是积极同意制，举证责任一直都在检察官身上。
瑞典律师公会秘书长安・兰伯格表示“新的修法不会导致更多的有罪判决，因为检察官的举证责任并未减轻”，事情只是变成“当被告主张自己有取得明确同意时，检方必须证明被告没有取得同意，或者当下无法取得同意”，而非坊间流传的“被告要主动证明自己曾经取得同意否则有罪”。
一样再来个例子：小明和小花在房间内发生性关系。如果小花主张，当时自己是因小明力大，心生畏惧而未有反抗；而小明主张，发生性关系前小花有以“恩恩”作为同意的表示。
注意，在这个阶段以前都只是原告与被告的各自主张而已，检察官仍然要举证“小花对于小明当下应付性质的‘嗯嗯’之回应并不等于同意的表示”才能定罪。这时候检察官会做什么？也许可以从当事人平常的对话纪录主张，例如“恩恩”明显不是小花答应小明其他要求时的习惯用法，或者举出其他小花当下还有其他表示不愿意的举动。
因此，坊间流传的“被告要‘主动证明’自己曾经取得同意否则有罪”是完全错误的，无罪推定的前提并没有消失。我们顶多只能说，如果检察官真的能立证成功，在此模式下，被告要反证的难度可能会较以往提高，且要提出较多主张。
积极同意在保护什么：保护当下“不能说不”的人、避免对被害人的二度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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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边，好像积极同意上路后什么都不会改变，它的立意到底何在呢？
第一个理由是：让法院规定着重于性行为的当下参与者的“事实上认知与感受”。
在以往“违反意愿”认定模式下，法律其实预设了：每个人都随时对他人开放自己的身体，要证明一个人不同意发生性行为，需要“曾经拒绝”、或是“当下不可能拒绝”的证据。
说好听点，这给了人们许多合法、不经确认，而直接用身体“试探意愿”的空间，对于不好意思“明白接受性邀约的人”而言也更加方便。但这个制度的坏处也很清楚：这让某些没有被确认意愿的人，被迫发生了性接触，出现了个人性自主保障的漏洞。
在积极同意的立法下，则预设希望发生性行为的一方，应该要确认另一方的意愿才能进行。由于旧有的违反意愿很明显也纳入新的保护范围内，因此，积极同意的立法不仅能保护原本就有能力说不的受害人；也能保护基于各种生、心理上原因无法 [注 2]、或是不敢说不的受害人。
第二的理由是：积极同意可以避免性侵受害人受到二次伤害。
因为，多数性侵的发生，通常是密室熟人所为。在这种没有第三人可作证的环境中，检察官举证其实是相当困难的，只能从许多相当间接的证据（如：对话记录、被害者与亲友的事后陈述纪录、创伤反应的心理鉴定等），来还原房间里的事实。
但不论事实上到底有无发生性侵，提告后获得不起诉处分的比率，仍然相当高。若此时仍采取“违反意愿”的立法，将导致性侵受害者还要面临调查过程中重复提问，因为检察官必须了解其“真正的意愿是什么”，这很容易使受害者害怕寻求司法解决 [注 3]。积极同意实施之后，提问对象将会从受害者转移到被告身上，这可以避免对受害人造成二度伤害。
如果我“误信”对方想发生性行为，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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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观点下，我们可以看看几个情境：
- 在深夜和他人单独共处一室
- 发生了比较亲密的肢体互动，例如拥抱、亲吻
- 刚结束了一轮性爱
- 你主动进行了性接触，对方没有躲开但也没有进一步回应
这些都不是你预设对方同意发生性行为、并继续进行的合法理由。
当然，人可能会有误读他方意愿的时候，在这种情况，可能只是个不幸的误会，并不表示被告就是个坏人。因此我们在加国积极同意的立法可以看到，它也保留了可能误信他人同意的空间，而可能减轻或免除罪刑；但同时也明文列出不得主张误信 [注 4] 的情况，例如俗称的酒后乱性，或是不等待对方语言或肢体回应就急着开始，即使没有遭到明显的拒绝表示，都不能主张误信他人同意和自己发生性行为。
所以，与其说这类制度能提升对性侵的定罪率，不如说这是尝试在避免受害者在程序中遭受二次创伤：要当事人去回想当时的案件情节，十分折磨。同时，这也是以法律规范宣示对旧有性观念的对抗，作为一种改变文化的手段。
如果真的真的很怕被诬告，你可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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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技术上而言，就算什么事都没做，他人依然可以对你提告。如果不想莫名被告，唯一的建议，就是打炮前请三思，不确定就忍着。
网民们常常戏称“价钱谈不拢”。但实务上常发生诬告性侵的状况，是以下这两种：
- 基于情感上不被回应的报复。
- 不敢向监护人承认自己自愿发生性行为，而做出的自清举动。
这些情况都并非为了勒索金钱。真的很怕被诬告的话，可以选择能够为自己负责、不把“给出”身体视为交往承诺的人发生性行为，才是远离诬告的不二法门。至于网路上常见戏谑地说要签同意书——当然也没不行，只是这无法解决问题。
光是契约的合意与否就可以争执：胁迫、权势、被诱导陷入意识不清的状况都可以在签约时发生，此时同意书的效力便发生问题。并且，性自主的重要内涵之一，便是“随时能退出不同意继续的性行为”，因此事前彼此拟定契约，充其量只能起到沟通彼此对性行为底线与爱好的作用。
对于习惯了“默契式”发生性行为的人而言，这样的修法多少有些“破坏气氛”。但即使形式上可能彼此进行了未明确表示同意的性行为，即便这在法律上是“违法”的，但只要双方在过程中都信任、愉快并合意，自然也就没有哪边会去提告的问题。喜欢默契式的伴侣不如换个角度想想，彼此可是正在进行踩在法律边界的禁忌之爱呢。
反之，如果只有一方对于“默契”有着一厢情愿的认知，结果就可能是对另一方的身心造成伤害。两相衡量之下，究竟是炮打不成比较要紧呢？还是避免他人身心受创比较要紧？我想答案再明显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