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承泽事件后续的回应,可以看见媒体与社会的有罪推定、咎责被害者的言论等,这与 #MeToo 运动后续发展的瓶颈与困境,有许多相似之处,那我们接下来该如何做呢?

12 月 5 日爆发钮承泽涉性侵疑云一事,他在 7 日结束警询笔录,说了一句:“我已经被判处死刑了!钮承泽已经死了!”,他向警方表示,是与女方朝着“交往方向进行中的男女朋友”,不解为何会被提告,而女方出示对话纪录,在事发前两天,才互加通讯软体,驳斥两人关系,打脸钮承泽的“恋人说”。


图片|钮承泽个人脸书截图

钮承泽事件后续的回应,可以看见一些情况,像是媒体与社会的有罪推定、咎责被害者的言论等,与 #MeToo 运动后续发展的瓶颈与困境,有许多相似之处。

#MeToo 运动 [注1] 从去年 10 月,至今已发酵一年的时间,根据《自由时报》指出,#MeToo 虽然让女性勇敢道出性暴力的迫害,但也有人批评此运动,让性骚扰与性侵事件的谎报数量增加;另一方面,男性因为深怕被诬告,开始与女性划清界线,尽量避免交流与接触,造成“性别隔离”的情况,被称为“彭斯效应”(Pence Effect)。“彭斯”是来自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他曾表示会避免单独与妻子以外的任何女性独处,因而创造出职场上的“彭斯守则”(Pence rule)。

而钮承泽事件的后续回应,也恰好能与 #MeToo 的发展过程,所遭遇到的质疑与困境对话,例如媒体猎巫疑虑、咎责被害者的言论持续反扑。

钮承泽说,“我已经受到最大的惩罚了,钮承泽已经死了,大家不要急着把石头都丢下来。”目前法律尚未给出判决,而社会普遍基于自身经验认定,或是媒体报导未审先判,在网路上言语指控,整体社会舆论导向受指控者一定有罪,这也使得人们会有诬告焦虑:我可能无罪,却因为案件曝光,社会却说我就是有罪。(延伸阅读:女人控诉性侵有诬告之嫌?听听 #MeToo 里的男性恐惧

此外,亦有咎责被害者的言论出现,康康在受访时,对此事件表示:“你被搭讪为什么就跟他回家,你这样是不是会让男生误会你对他有好感?”性侵事件的发生,不免会看见:“那是女生不懂保护自己!”“那是你不懂洁身自爱!”等言论,认为是受害者本身的问题,才会导致性侵事件的发生。

看到这里,或许你会觉得有些愤怒,然而,这也是 #MeToo 运动在各国所遭遇的困境与挑战。

#MeToo 运动的困境与讨论


图片|来源

美国:#ProtectOurBoys

DiCanio 在 1993 年,指出谎报性侵约有 2-10%,而在 2016 年 Claire E. Ferguson 和 John M. Malouff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的研究结果,发现 5.2% 的案件为谎报性侵。而研究也显示美国近年来,谎报性侵的比例逐渐攀升,因此出现了 #ProtectOurBoys 的标签,用以谴责谎报。根据 BBC 在 2017 年的报导中提到,#MeToo 的影响力与宣传,对于性别文化的改变固然有帮助,但因为男性害怕被诬告,男性开始放弃追求女性,深怕拿捏不好或是双方想法有出入:“会从追求变冒犯”。男性开始躲避女性的情况,就像得了“厌女症”一般。有些企业甚至会选择不雇用女性员工,以防会有“职场性骚扰”的机会发生。

“#Metoo 的初衷是鼓励受害女性勇敢站出来发声,打造更安全的职场环境。”不该将所有男性都视为“坏人”。法国老牌女星凯瑟琳丹妮芙(Catherine Deneuve)于今年 1 月 9 日,指控 #MeToo 运动极端化,俨然上演现代版的“猎巫”。

“#MeToo”运动仍然是一呼百应,在 2017 年获选为《时代》年度风云人物。

韩国:我开始害怕女性

在今年的 3 月 8 日,国际三八妇女节,南韩首尔有数百名民众身穿黑衣,高举“#MeToo”标语。不过南韩男性表示,#MeToo 运动让他们心生恐惧,职场上只能尽量避免与女同事互动,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韩媒也指出,愈来愈多男性有“厌女症”。

跟女同事说话时会特别小心:“我说的话都有可能被视为性骚扰的指控,取决女性怎么解读。现在跟她们讲话变得好麻烦。”

要求上司不要安排和女同事一起出差:“出差会长时间与女同事相处,因此选择避开可能发生误会的状况。我也几乎用网路和女同事接触,这样比较安全”。

女性在办公室变得像隐形人:“没有做错事,却被男同事要求离开他们的聚会,深深感到管理阶层试图要避免和女性有任何接触。”

日本:我勇敢指证,却换来批评

在日本记者伊藤诗织开出日本 #MeToo 第一枪后,她不但没有受到同情,反而遭受批评,甚至被怀疑是在说谎:“利用美人计,想藉此成名。”(延伸阅读:#METOO 专访伊藤诗织:打破日本性侵沈默,我赌的是谁会相信我

日本法律给性侵受害者的规范:当下你得一边尖叫一边抵抗,表示自己“非合意”,还要让对方施加暴行致受伤,法律才有可能保护事后追索正义的权利。不只是法律,社会对性侵幸存者,也有所规范:你出面时,得看起来够凄惨、够虚弱,而且无法好好说话,衣着也必须朴素。

在 2017 年两性平权的排名中,全球 144 个国家,日本只拿到 114 名,日本的女性仍处在弱势及压迫的环境之下,社会对于性侵事件的发生,普遍认为是“受害者本身的问题”。

中国:#RiceBunny(米兔)

中国在 2017 年两性平权的排名,全球 144 个国家,排在第 100 位。

当中国遇到 #MeToo 运动,以央视主持人朱军骚扰女实习生的案例来看,事件爆发后,相关新闻很快就遭到删除,微博上也找不到相关话题,好像一切从没发生过。性别倡导者认为,中国还是普遍以男性为主导的结构,并指出:“强暴文化仍然很强大”。

中国政府将 #MeToo 运动视为“颠覆力量”,连“#MeToo”标签都遭到封锁并严格审查,网友便自行创造谐音相近的标签“#RiceBunny”(米兔)。

#MeToo 也是 We too!

看完钮承泽性侵疑云和 #MeToo 运动遭遇的批评与质疑,这时你可能会很困惑,“我要如何判断,才能保护自己也不伤害对方?”“我要如何避免理解有误?”

“only YES means YES”没有同意,就是性侵!

现代妇女基金会以此口号,作为性侵防治宣导,鼓励性行为前要“沟通透明”,以避免在“性同意”的认知上有误会,降低造成伤害的可能。无论是否为亲密关系的两人,只要是性主动的一方,都有责任确认对方,是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同意”性行为,而不是“没有说,就等于愿意”;而受邀的一方也有权利行使“性同意权”,只要没有积极同意、表示不确定、无法表达时,都不等同于同意性行为。

那,什么是“性同意权”?(摘自现代妇女基金会

  1. 任何成人都有“性同意权”,任何性别都应该享有等值的“性同意权”。
  2. 性行为需要“双方”都同意才能发生,任何一方“沉默”、“没有反抗”或“没有拒绝”都不代表同意性行为。
  3. 双方都要在“意识完全清楚”的状况下,参与性行为相关的活动,用药、喝酒或身体不适造成意识不清,都不代表同意性行为。
  4. 双方都要“自愿地”、“主动”参与性行为相关的活动,受到威胁、恐吓或权势压迫,都不代表同意性行为。
  5. 就算一开始同意性行为,只要过程中不想要性行为,或是不同意性交的形式,都可以中途反悔喊停。
  6. 不因具备现任或前任伴侣的身分,就永远取得对方的“性同意”,一样要尊重对方的决定。
  7. 性同意权不因为个人穿着或进入任何场所而减少,即使有一方穿着清凉、出入夜店,也不等于同意与任何人发生性行为。

停止咎责,温柔相待


图片|来源

#MeToo 运动不仅仅是说出“我”──个人经验,更是将更多幸存者的经验带出,呼吁社会重视性暴力的问题与整体环境,停止咎责、沉默与忽视。社会若持续咎责受害者,受害者会因为畏惧舆论,而不敢寻求协助,这将会造成恶性循环,持续滋长性暴力的发生。

期望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能自由自在,不必担心受到侵犯,而 #MeToo 的标签也能彻底消失。这时,我们要温柔陪伴,倾听幸存者的伤痛,在 #MeToo 运动里,每一个人的发声,都是一股力量,让幸存者们知道他们不是一个人,我们承接着彼此,我们正建立起一个安全的倾诉空间,让女性与男性都可以勇敢说出:“We Too!”

女人迷与现代妇女基金会共创“正视性侵——陪伴、诉说、复原的性别教育之路”专页,让性侵、性骚扰受害者有窗口可以诉说伤痛,透过线上匿名的方式说出受害经历,现代妇女基金会的专业人员会线上回覆并给予心理支持,并转介适合的社会单位、陪伴机构,让线上的陪伴实际产生线下行动,温柔修补,给出力量。

同时,也邀请你一起透过“2018 全球性别影响力大奖 Gender Impact Award”,回顾今年的性别事件,细看当代性别发展的进程。我们相信,性别意识的普及、性别暴力的消弭、性别友善环境的打造,是来自每一个人的努力,来自每一次事件的累积动能,来自每一个不畏强权的眼神,来自每一个真实的声音。没有人是旁观者,每个人都是影响力,邀请更多人见证并且成就性别的改变。

[注1]:“Me Too”一词最早出现在 2006 年,黑人女权人士拉纳伯克(Tarana Burke)所发起的反性侵运动中。而在 2017 年,因为好莱坞女星艾希莉贾德(Ashley Judd),指控王牌制片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诽谤和性骚扰,女星艾莉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随后在推特上用“#MeToo”,鼓励那些曾受到性骚扰或性侵的女性,一起勇敢地说出这些经验,让社会重视性暴力的问题,此运动便开始扩及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