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性侵案件发生在相对保守的教育体系，我们该如何挺身而出，防止悲剧发生？
撰写《沉默的岛屿》之初，内心不时有着这样的拉扯。这四起背景互异（分布于都会及偏乡）、手法有别（诱奸、强迫性交及宗教骗色，且受害学生有男有女）的案件，涉及的是向来难以启齿的性侵，又是发生在相对保守的教育体系，记录事件始末肯定是吃力不讨好、处处是地雷的苦差事，令人精疲力尽。出版这样的作品有什么意义？读者真能体会当事人（受害者、家属、援助者）的痛苦？或者只是加深了对既有体制的无力感？
如果我可以假装若无其事，对当事人的自白无动于衷，一切就结束了。可是，我做不到。尤其当我深刻感受到，他们最深的痛苦未必是来自受害本身，而是外界的漠视与否定；他们最大的打击，是看到人性不该看到的那一面，让“信任”两个字变得遥不可及⋯⋯面临背叛、沮丧与愤怒的他们是在身心承受的压力达到极限，才不得不向外求助，但旁观者往往却退缩了，沉默了，假装若无其事地转身离开。
他们被迫噤声，并不是无法开口，而是环境让他们开不了口。
经历了漫长的诉讼过程、多方的撤诉压力与周遭的异样眼光，他们依旧勇敢地说出来，期待自己的现身说法能阻止不幸继续发生，几经思考，我刻意不以激越的文字挑动感伤的情绪，也不试图援引任何理论学说与其他案例，只是忠实叙述他们沉静求生的历程。事实上，只要简单描绘案情原委，整体社会的轻忽默视、官僚体制的官官相护，真相的崩坏瓦解便已无所遁形。
教育改革从来不是把老师当敌人，而是试图挑战他们背后的价值观。我一直深信，唯有更多人明白为何校园性侵事件层出不穷，瞭解涉案孩子及家长的处境，进而理解现行制度下教育者的困难，才是对受害者最有力的支持，也才是扼止悲剧重演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