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心中都有夏丹琪：我只想追逐爱情，为何社会指指点点

文｜詹闵旭

夏丹琪是何许人也？她是郭良蕙长篇小说《心锁》里的主人翁，也是台湾文学最被低估的女性角色之一。《心锁》于一九六二年刊载在《征信新闻报》副刊，同年九月正式出版，这本小说以一场舞会拉开序幕，时间设定在晚上十一点，酒精、音乐、香菸、笑语连连。

试想一下，身处在民风仍相对保守的一九六○年代，青春正漾的夏丹琪不在书桌苦读，反而流连派对，夜不归家，甚至躲在圣诞树后面与男人热情拥抱、交换口水。晚上十一点多了，我们不知该责骂夏丹琪还未上床休息，还是庆幸她还没上床。

一九六三年一月，内政部下令查禁《心锁》，夏丹琪自此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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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锁》被禁的原因众说纷纭，其中一说与夏丹琪大胆疯狂的情爱史有关。夏丹琪任性、妄为，她一再违背母亲意愿，暗地里和母亲不中意的穷小子幽会，私尝禁果。女性追逐爱情的故事向来和现代性息息相关，象征自封建传统的父权体制解放。

根据研究指出，自由恋爱是台湾日治时期逐渐浮现的现代概念，但一直到一九六○年代，仅有三分之一的婚姻是自由恋爱产物，其余三分之二仍经由父母之言、媒妁之命一手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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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恋爱和父母之命既矛盾又冲突交织呈现出女性的枷锁，转化为一种女性独特的现代性经验。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摩登女郎夏丹琪是挑战传统伦理秩序的元凶，她不只勇敢追求现代爱情，婚后更两度外遇，其中一名外遇对象甚至是丈夫的弟弟，坐实毁家废婚企图。

除了故事放浪大胆，《心锁》被禁的另一个原因，恐怕和小说家郭良蕙本人作风脱不了干系。郭良蕙生于一九二六年河南开封，战后随担任空军丈夫渡台，一九五○至一九七○年代活跃于文坛，几乎每年推出一本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战后初期台湾文坛以反共和怀乡为大宗，郭良蕙擅长刻画男女情爱及人性纠葛，无疑是一大异数。再加上小说家注重化妆装扮、热衷舞蹈，外型亮眼的她又跨足影视圈，难免引人侧目，议论纷纷。

夏丹琪在小说结局并未遭受社会责难，现实世界的郭良蕙则因为《心锁》以及前卫作风遭受公审。苏雪林撰文指控《心锁》败坏社会善良风气，谢冰莹也在中国文艺协会理事会提案开除郭良蕙会籍，理由是：“她以这样一个形象，写出这样一本小说，社会观感很坏，人人戴上有色眼镜看男女作家，严重妨害文协的声誉，应该把她排除到会外。”中国青年写作协会、中国妇女写作协会随后开除郭良蕙的会籍，逼她把笔放下，逼她让女人回归家庭，洗衣、淘米、忘记自己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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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锁》事件并非偶然，夏丹琪与郭良蕙的故事揭开了一九六○年代女性面临的难题。

随着台湾经济转型造成城乡流动，许多年轻女性前仆后继离开家庭，置身崇尚现代生活氛围的大都市，她们成为一个又一个夏丹琪，她们或许不似夏丹琪离经叛道，却如她一般，富于幻想，渴望自由，对于两性关系和现代浪漫爱情充满好奇与窥探的无限欲望。她们不明白为何只有父母认可的爱情才能获得祝福。

在台湾，爱情一点也不纯粹，一点也不浪漫，总得面临来自家庭或社会的品头论足、指指点点。《心锁》在一九六三年一月被禁，同年十月，琼瑶出版第一本小说《窗外》，再以禁忌的师生恋揭开日后持续半个世纪以上的琼瑶旋风，传统、现代、爱情的角力终越演越烈，直至爱真正可能成为一种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