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欣透过写书,自我救赎也接引他人,她的《阶级病院》,写出阶级底下幽微的人性,“在阶级的保护下,你只需要跟从,不用思考。”

阅读马欣《阶级病院》的过程,像是一场拆解自己童年的实验,看她深掘出我们这个世代人灵魂深处的黑洞,写出阶级底下种种幽微人性。我一直认为,当阅读在心内出现了背景音乐与气味时,便临近殊胜。若说马欣的文字是沉淀后、凝结着的无光青春,那马欣本人却是灵动与戏谑,有背景音乐倏地唱起。(推荐阅读:给异类与怪胎的情书!专访马欣:“人都有离群认路的本事”

马欣的文与人,总让我想起陈绮贞的一首歌曲,必须得是澈亮的嗓音唱着:“你一直在玩,你一直在跟你自己玩;你跑去跟别人玩,你跑去跟另一个人玩。”马欣在玩着,却不是玩乐,而是笑眼看人间百态。

正如访谈之初,马欣对我说着她对笑容的体会:“因为我的长相有点像是 Q 版的龙猫,所以我知道,有时候只要笑就没事了。”

童年终于摘下了它欢愉的面具

我不禁想起马欣在看完电影《血观音》之后写下的:“女人是学会笑的动物,看你要笑得清浅、深刻还是开朗。”笑,也是一种伪装与保护色,更是她口中总戏称的一场“卧底实验”。我点点头,女子皆懂。但令人吃惊的是,马欣开始理解笑容之下万般角力场的年纪,如此年幼。“我是在小学三年级开始明白的。更童年时的我,其实不太喜欢笑、不知道如何与人互动、也不认为有这必要。直到那件我书里写到的‘霸凌’事件之后,一切才开始有些不一样。”

马欣带我回到她的童年,那时重庆南路的书街还正火热,她小小的身影穿梭其中。在书局里那一长排代理的国外童书、外文名着中,她翻到了《苍蝇王》。

《苍蝇王》那一场属于孩童也属于世人的变奏大逃杀,让年幼的马欣理解了“角色”也是一种战略位置。“我开始研究班上的人,发现跟从者与主导者的动作仪态、笑容都是不一样的,从那时我开始觉得,把自己标签化,也很有趣。”后来的她,更在女校里学会,如何笑得斟酌一点、不要太放,才不致招人讨厌。但到了长辈或男性面前,只要笑得开心一点,很多事就能混过去。那种女性面对不同对象时,笑容的斟酌,被马欣看得通透:“我那时候很喜欢做这些实验,因为笑容可以避掉许多别人对你的猜侧、假想的敌意、轻易的让人标签化你。你却反而可以在这个场域里面重获自由,因为你让对方安心了。”

是如何的童年,哪般的场景,让人不得不提早看穿世间的假面,入世游戏?我不禁想起歌手雷光夏为《阶级病院》写下的推荐短语:“童年终于摘下了它欢愉的面具,那些当你还未意识到之前即已发生的阶级倾斜。”童年之眼,往往是残酷的,从马欣的回忆中我们看见了,她过早成熟、提前摊破的眼神。关键字是霸凌、凋零与阅读。

于是她在《阶级病院》里反覆召唤出发生在家中剧变来临前,那场阳明山里鬓影繁花般的私密盛宴,以及尚未搬离的那栋旧宅两层洋房。这些如今看来阶级分明的场景,是在阅读马欣、阅读《阶级病院》时必先流览的游戏前导画面。而这些被她说起来、写下来淡极的回忆,却都是一种沉重至底后的反弹,这也让她成了她口中“不成形状的人”。

成年许久后的她,经常遇见友人提问:“因为我‘曾经’开朗活泼,所以在我长大不需要经常伪装后,很多同学都开始奇怪,我怎么不再是那个开朗活泼的人了?怎么会写出这些东西?”马欣是那种身子骨相极美的人,她轻轻就能撑起美好的颈肩,却说出绝决的话:“因为那个人跟我无关啊,我一直都是卧底。即使到现在也还是,我还在这个社会里面,顶多可以‘下课’的时间多了点,那就是我写作的时间。”

马欣很怪,但她的怪是在清醒、是在格格不入,当她第一次站在阶级崩毁的废墟之下时,不到十岁。

于是她才能从废墟里伸出双手,拉出小小的自己,告诉世人:“为什么要摘下面具?有些人根本忘了自己有面具、在卧底,因为他想从中得到的目标大于这些,于是他变成了一种自然,‘大人’就是如此诞生的。”

在阅读的冷冽里取暖

我一直相信所有的写作与阅读,不管是文字、影像或音符都有其意义。马欣也如是,她回忆那些最初相遇的文字、人物与作家们,这样说道:“开始阅读后,我感觉到就像是有人从远古伸出手来解救自己。”尤其是当她在六、七岁时,面临着家族信仰的崩塌、对大人产生质疑的痛苦,那时的她确是被书架上的书救了。她一一唱名:“从《苍蝇王》、《高老头》、《安娜卡列妮娜》到沙林杰、左拉、莫泊桑,这些名字,从我可以抓住的一根稻草变成了许多稻草,这比师姐来拥抱你还有用。”(推荐阅读:那些文学里的人生风景:我们一路阅读,一路收获

阅读,也帮助了她理性思考,像是在《爱莉丝梦游仙境》中她读懂了,关于爱莉丝到底有没有从 Wonderland 中出来并不重要,因为她一定会再回去的,就和《全面启动》那个旋转不休的陀螺一样,当你拥有开启一个异想世界的能力时,你该关注的不是如何出来,而是如何回去,她对我细细说着原因:“傻瓜,因为人都有这样的欲望。”

那些阅读,都让她感到被理解。即使是萧条衰亡如《红楼梦》、凄冷寡欢的张爱玲,她都从中感到了温暖。不是只有温暖的结局能解答人生,这是马欣为我展开的另一种生命题型。她回忆,“第一次看《红楼梦》时,我才十一、二岁,当然不可能完全了解那样的世界。但不知为何我却很喜欢,它虽然明写热闹,却是越热闹越苍凉,那种荒凉竟然很温暖的包容了我。”马欣的阅读,便似烈火与清焰,正因为她所目睹的人事已非,曾经被前人看到、被理解,于是得以宽慰。从曹雪芹那双眼中,她看得更透彻更清明,“说穿了,人不过是要选择,像薛宝钗一样成为体制的拥护者,还是要像林黛玉一样在某个地方仍坚持维护着自己的自由。《红楼梦》也是一个 “to be, or not to be?” 的问题,跟《哈姆雷特》没有不同。”

年幼的马欣接受了,“那些华丽的夜宴都是得结束的。”即使是冷冽的书写和阅读,但原来她的荒凉都能被理解。从他人的身世与故事中,她于是明白了:“这也正是我所生的时代,权力在交接,我知道我们家族所信仰的价值观、风光的人物都在下台。但还有人想反击,有人却只能吃惊,我虽然小,也知道这一切终归会结束的。”

马欣曾经写下她初读张爱玲的感受:“第一次滑溜到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中,并无障碍。”或许这些正好与她的童年记忆无声重合,她说起张爱玲写下自己父亲吃鸦片时的感受,那种家族腐朽的感觉,她也有同感。访谈间,她内敛着、斟酌着向我透露那书中写下的童年与家族,但我明白,马欣是那种越是节制、越显滂沱的诉说者。她向我轻轻回忆道,“当‘那个家’要走过繁华了,目送它,是很辛苦的,因为那里都是你爱的人。而我的爸爸一辈子都是一个阶级服从者,为自己的阶级努力者。”

她总能记起,当家族的阶级出现动摇时,旧宅的房门不断在改动着位置,每周、每月都有不同的风水大师来,房里的门变来换去。一个房间里,就可能开了三道门,书架也得搬来搬去挡住旧的开口。她声音低了下去,接着说起:“那时候,我就知道该糟了,父亲慌了。他那么辛苦的在维持着自己的阶级,像他这样的人,一辈子都在避险,没有做过不正确的决定,连婚姻也是。但后来却得靠着门的更动,去挽回什么,你很想为他哭泣。”但哭泣或不安,都无法挽留慢慢消失的事物。那段时光,也在马欣身上留下强大的冲击,就像张爱玲写父亲的那种心痛,马欣只轻摇了下头,对我开口:“但我离张爱玲还很遥远,她太强大了。我只是明白了,在那么小的岁数时,我无法安慰父亲,只能抱住他即将消失的身影。”我想,这就是《阶级病院》里,马欣选择写下童年光景的原初冲动,她仍在尝试拥抱从阶级跌下的亲人,以及那目睹着一切的、小小的自己。

我忽然想起,那个天暗得太早的下午,我匆忙问起了她写作的目的,她不作思考、更不怕俗套地回答了我:

“写作有目的吗?当然有,为了救赎。当你发现你能在救自己时,也同时救了别人,就好像可以继续写下去。”

阶级,是不可能改变的

“在阶级的保护下,你只需要跟从,不用思考。”这是马欣在书里、在话语间,不怕揭示予人的。她的文字就如同阶级本身一般,如此残酷。

就像她一边向我说着:“你要脱离阶级,只能靠你的思想、另一个世界的自己,就像《艾蜜莉的异想世界》一样,壮大心灵,才能面对现实。”我才觉松了口气,她却又选择向我残忍公开:“但事实是,阶级是不可能改变的。”心灵的训练,何尝不是一种遁逃。

正如同在她自述的童年阅读经验中,那一串华丽的名家书单开展而出,她也承认那是一种不可避的阶级。书写跟阅读,也存在着阶级。面对我的提问,她一贯坦然承认,“确实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书柜,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在六、七岁时,就能在《苍蝇王》里找到理解,当然更不是每个人都能书写。”长大后,经过无数次搬家的她,更能体会着“拥有自己的一面书柜与唱片柜,是多么奢侈的事。”

“有一个能看得见那些藏书的童年,我觉得我当然是侥幸的,这绝对是有阶级的。”但不可否认的还有大时代的变异,她依然能清楚记得,那是一个转角就有书店的时空,那使得过去的阅读阶级没有现在那么高。“现在你要看书、找书,必须特地去诚品,去跨越许多服装店、文创店,才能到达。”

更残酷的事实是,懂得阅读,也不一定就能从阶级中脱出。马欣以《包法利夫人》为例,包法利夫人所接受的婚前教育,竟然是阅读一堆罗曼史书。或是因为阅读,而被礼教捆绑的更紧。但是马欣要谈的是人性,她直言:“礼教其实更是恶意的温床,因为它没有思考到个人,只能思考群体。我们经常也能在社会看到,甚至自己也习惯用同样的标准看不同的个人。”她形容,这就像是在人群中抽出不一样的人来理毛,长一样了,才能再放回去,这就是“礼教”。

马欣从日本漫画《浪人剑客》里举例,一个充满礼教的家族与社会,是如何的模样。“漫画里,宫本武藏去挑战强大的吉冈家族时,当那个强大的家族面对他时,却无人愿意出剑,只是左右互看。”吉冈家族才发现,他们最大的羞耻不是战败,而是竟然没有人看向前方,只左顾右看着谁先出脚。

“这正是很多国家、民族、家庭的缩影,所谓的正义是你看了别人先出手后,再拿出你的小刀来晃一晃。”

这也是我们不可能打破阶级的原因,因为它要守卫的东西太多了。马欣从卡夫卡笔下的《城堡》中看见:“在《城堡》里面,那些人根本不知自己在保护什么宝物与领袖,‘他’从未现身,守护的不过是一种价值。”那虚幻的价值是什么模样?马欣解答,“就像大家的存款数字一样,那是人的安全感,它不可能被取代、更改,并且无所不在。”

《阶级病院》的封面上,有句醒目的自述,马欣写下:“原谅我是一个怪物。”这句话的缘由,正是因为她意识到她所写下、所思考的这些事物,可能会造成他人的困扰,“因为原本,谁都不需要想这些”。

可不是吗?马欣真的很怪,但她的怪是在清醒、清醒得格格不入。

我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阶级无所不在,但总是有如同马欣一般,天生无法成为阶级守护者的人,我相信绝非少数。正如同马欣所举的例子,“写作者通常都不会是阶级守护者,要不然干嘛来做这么苦的事?”如今,写作早已非神圣的事,它成了一种思考的方式,但思考却可能是一种自苦。

“很多人会感到精神痛苦,就是因为思考让他变得将醒未醒,他没办法这一个物质与阶级的世界里面遨游,也无力改变这空转与徒劳的本质。”马欣诚实到无以复加,她甚至坦言:“不写,当然是最幸福的事。” 

马欣是从编辑成为影评人,再成为作家的。从一个相对安全的观望之处,跳进这无异于大娱乐场的世间,她无奈的自嘲,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有股恶心的使命感。“这讨人厌的使命感,让我跟自己过不去,于是去写没人喜欢的反派,后来编辑发现我想要引渡、藉壳的思考,才鼓励我自己走出来发声。”于是,她才写下了这本自陈家族、童年与斑驳记忆的诚实之书。

我在她的身上明白了,世界始终需要诚实的书写,悲惨或残忍甚至比起励志鸡汤文温暖,因为它才是真实。我无比同意马欣所说的:“心灵书籍太多了,好像所有人都可以批判你、教你怎么有被讨厌的勇气,包含你自己都可以讨厌自己,大家都不快乐。”但问题其实在你的精神世界,如果它不够具体的存在、甚至不曾存在,你就得一直从外面找寻认同,“就像汲水一样,可井掏干了,你就慌了。”

如果说,面对童年的悲惨贫弱,是勇敢;那么面对童年的华丽特权,是更勇敢。马欣未曾回避着自己在他人眼中那似乎是“站在阶级上”的过去,这看来光鲜的花环,却可能布满倒刺。她早早就都明白,于是才能和我说出:“我经常想,会不会我背负了某种原罪?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很正确的存在,时过境迁,我又在一个不正确的位置上,书写不那么政治正确的事,但我还是想面对。”

“如果今天不目送这些过去的身影,我过不去。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不正确,他们都真实活过一段时间,即使是南柯一梦也好。”我总能在她的字里和故事里,读到一种隐形的温柔。于是我相信《阶级病院》并非为了批判而生,是为了救赎而写。

从躲在电影后的书写者,她现身召唤出自己与所爱之人的身影,而且不以小说保护自己,而是选择她认为一定要诚实的散文。马欣以一种宣言般的神态,向我说道:“写作这个东西,如果不诚实,那它就不成立。”她一直记得,写《美国众神》的尼尔.盖曼曾说过,写散文如果不诚实,就别写了。而她欣赏的张爱玲与萧红,不也都诚实的接近赤裸吗?

“所以,我只好诚实以对。”

回顾《阶级病院》的写作之路,她以许多殇逝作为一种纪事。“开始写时,发生了林奕含的事件;写作中途,我读到了韩国男团 SHINee 钟铉的那封遗书;快成书前,又看到了卢凯彤的离开,他们都是终究没法挺过去的人。”马欣说,那是非常伤心的一个过程,她在读钟铉的遗言时,发现自己完全能理解他所说的“辛苦”活着,是什么模样的辛苦。因她自己也是这般“乖戾的、没有社会化的人”。

我却忽然懂了,她的书写是一场自救。有些人在书写里完成了救赎,却活不过人生的“无明”之难。马欣不然,她选择这条劳动力跟种田差不多,CP 值又超低的书写道路,不过是想将曾经温暖她的文字力量,接引更多同路人。

天色暗得快,小房间里的马欣,刚喝完杯子里的水,起身摄影前,像是想起什么般轻轻补充:“我在想,如果有个今天还活着的人,告诉你一切都没有关系,或许可以给别人一点点力量。”在阴影中的她开口,说出我不需笔记也能记下的话语:“像我这般歪七扭八、在阶级里长得怪身怪样的人,如果我都可以幸存的话,不管你是谁,都是有同伴的。”

阶级病院里,也许无药可医,但无论你是有病、奇形、故障或是寂寞者,都能找到同类,一起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