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女人,即便面对男性、贫穷与政治压迫时,也不轻易妥协。用芙罗拉.特里斯坦的故事告诉你:“若你正在经历不公,你绝对可以正面迎战。”

虽然画家保罗.高更(Paul Gauguin) 从未见过他的外婆, 但是非常推崇她。他在 1903 年写道:“她是令人惊奇的女性。她是女学究、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而且对于推动工会运动功劳不小。她的厨艺可能非常烂。”(查尔斯.尼尔森. 盖蒂(Charles Neilson Gattey),《高更的妙外婆》(Gauguin’s Extraordinary Grandmother)。

虽然我们很难猜出最后一句话背后的情绪,但在其他方面,高更倒是所言不假。他的外婆芙罗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是经历了极度的社会不公与残酷,却正面迎战的女性。

这位真正的先驱,可以说是看到女性和工人际遇相似的第一人——

她主张这两个最受社会压迫的团体,要成立共同联盟。这个联盟将打破藩篱,自立自强挑战社会的现有阶级、政府、甚至教会。

尽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之前的五年,她便发表了《工人联盟》(The Workers’ Union)这篇文章,但特里斯坦的生平和作品,几乎全然遭到忽视。甚至没有人在维基百科的女性主义或社会主义史上,写进她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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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贱民的旅程

特里斯坦早年过着宛如狄更斯(注一)笔下的动荡生活。19 世纪初,她于巴黎出生,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出身祕鲁望族的流亡贵族。父亲在她 4 岁时去世,但是根据法国法律,特里斯坦是私生女,所以母女都不能继承遗产。

特里斯坦在赤贫的生活中长大,为了爬出贫困的泥淖,她17岁时嫁给在巴黎蒙马特(Montmartre)拥有工作室的雕刻师安德烈.沙扎尔(André Chazal)。两人关系不睦,很快演变成暴力关系。(推荐阅读:

尽管特里斯坦遭受虐待,法律却不准她离婚。这时的她已是意志坚强的女性,渴望摆脱丈夫。她后来写道:“的确,他是一个败类……你无法逃脱他的枷锁!这条沉重的锁链,让你成为他的奴隶,看看⋯⋯你是否可以打断它!”(《一个贱民的旅程》(Peregrinations of a Pariah))。

21 岁的特里斯坦,怀着第三个孩子,做了一件在 19 世纪的巴黎,会令人难以置信的举动——她收拾行囊,弃夫出走。

她独自前往祕鲁旅行,尝试继承父亲遗产,却失败了。之后,特里斯坦首次赴英游历(她一共去了 4 次)。在这里,她融入社会各个阶级(注二),投身于当时正蔚为风潮的文学界,与吉普赛人、囚犯和妓女会面,并将工业主义对英国的影响,写进她 1840 年出版的《伦敦漫步》(Promenades in London)一书中。在她这些年的文章中,将自己形容成求知若渴的敏锐观察家。

如果特里斯坦认为,在她回法国后,丈夫的火爆脾气会稍稍冷却,那她可就大错特错。沙扎尔射了妻子一枪,有一颗子弹还留在她的胸部。因为杀人未遂是离婚的好理由,特里斯坦终于能够摆脱她的婚姻“枷锁”——不过周围的人可不这么想。

特里斯坦并未退却,反而坦然面对社会。她积极投入当时社会主义和妇女权利等新兴政治议题,开始授课、写作。她的下一本书《一个贱民的旅程》是一本坦言直书的自传,记录了她在祕鲁和法国如何被看成“小荡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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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她的政治和乌托邦主义理念,却在她出版了世上第一部革命性的女权主义——社会主义手册《工人联盟》之后达到顶峰。这本书开创性的融合了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

“工人们,你们在当今社会的处境这么悲惨和痛苦:你的健康受到戕害,你并未享有工作权;生病、体弱、受伤、衰老,你甚至没有在乎的权利;穷困、匮乏,你没有获得福利的权力⋯⋯牛舍里反刍的动物,都比你好命 1,000 倍。它至少在第二天,肯定会有东西吃。”

在这篇文章中,特里斯坦展现出“工人联盟宫”(Worker's Union Palace)的愿景——一个提供住宿、工厂、医院和教育的合作社。这将是一处安全的居所,为众人提供优质的教育,由每位愿意投入少量金钱的工人,共同创造及提供经费。

“工人们! 没有女人,你们算哪根葱!”

特里斯坦结合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主义,开拓出一条新道路。她是看出工人和女性面临相同问题(生存、教育及自我意识)的第一人。她不仅看出,这两个受压迫的群体如果结盟,力量有多强大;她甚至还提出,如果不先解放女性,那么要解放工人,根本是缘木求鱼。

特里斯坦是率先记录新兴收入阶层重要性的人。她也尝试与工人分享这种知识,以实现工人解放——她直接与工人阶级对话,而非开明的中产阶级。她甚至预见,阶级敌对将不可避免的引发危险,但希望向有产阶级证明,帮助工人前进,对他们是有利的。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做的,特里斯坦呼吁工人有系统的联合起来。她将妇女权利纳入均权范畴,所以她的宣言可谓更为深远、激进。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的是,她亲身体验了贫穷和社会不平等,也没有那一撮蠢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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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山涉水的女人

在特里斯坦在世的最后一年,她在工业化的法国展开艰苦的旅程(注三)。她对工人授课,协助社区建立她的联合宫。她走着刚出师的学徒的老路,独自乘坐马车或河船,拜访工作室,找教堂和工厂老板谈话,孜孜矻矻的写信给基层组织。

她的日记中写满她的病况(很可能罹患了伤寒),以及一再遭到工人拒绝的绝望,同时也记录了许多欢乐和真诚交流的时刻。

特里斯坦在旅程中去世,享年 41 岁。参加葬礼的人来自各行各业,包括作家、木匠、律师、记者、铁匠、乡下妇人和一百多名工人。他们轮流抬着棺材,这副棺材,一点也不重。

虽然成功希望渺茫,但芙罗拉.特里斯坦仍奉献了自己的生命,鼓吹工人及女性大团结。她受过许多重大的苦难——为了继承权、远离家暴丈夫的离婚权和孩子的监护权——但这些在当时全都是平常事。

特里斯坦之所以成为真正的激进斗士,主要原因是当她受到男性、贫穷和政治的压迫时,她以自己的生命力,一点一滴的反抗,不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拯救整个社会。(推荐阅读:

这样一位不屈不挠的先驱,却仍是名列史上最受忽视的女权主义者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之林。不过,她如此受到忽视的原因仍然不明。也许,跟随她脚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光芒,掩盖了她;也许,我们还无法接受这么激进的观点。

无论如何,对于这位真挚、天真、坦率而无畏的思想家,该是我们让她绽放光芒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