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男孩,成为被害人的机率就一定比女孩低吗?来自日本作家池谷孝司的《被隐匿的校园性犯罪:老师叫我不要说,这都是为我好》,揭开校园中不为人知的性犯罪。

男孩子也受害

“猥亵事件的被害人不限于女孩子,男孩子也可能受害。”

龟井谘询过多起教师猥亵学生的案例,她表示:“家长常说好险我家是男孩子,女孩子得担心遭到性骚扰,男生就不会了。其实没这回事。比起女孩子,男孩子受害时往往闷在心里,更难解决。家长听到小孩坦白时,往往也更为困惑。”

当时就读小学五年级的江本太阳和全家人在暑假时去东京奶奶家玩,回到东北自家后没多久,突然趴在沙发上哭了起来。

母亲千绘回忆当时:“他的哭法很奇怪。”无论怎么问,太阳都坚称自己没事。但是他连去上厕所时都在哭,直到有一天才喃喃地说:“洗澡的时候被摸了。”千绘当下恍然大悟:“一定是那个时候!”

事情发生于一年前。太阳告诉千绘:“我在活动中心跟朋友玩的时候,一个好心的伯伯带我们去打保龄球。”因为“流了汗”,于是带大家去澡堂的大浴池泡澡。千绘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和丈夫谈到此事时,她还说“这世上原来也有亲切的人”,觉得不可思议。

太阳的话勾起当时的记忆。千绘继续追究,他才慢慢说出厌恶的记忆。原来那个“伯伯”是派到活动中心,负责看管孩童的男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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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四处打听,结果听到许多奇怪的谣言,例如该名男性教师在露营时钻进男学生的棉被里等等。

千绘因此向太阳的导师商量,太阳也向该名女性导师报告,对方却只说“那个老师人很好,很了不起喔”,并无任何行动。她不得已向教育委员会投诉,回答却是“当事人说没这回事”,调查就此告终。

教育委员会的发言实在太过分,于是千绘决定要录下电话中的谈话。可能是按下按钮时太大声,被负责人发现。对方质问的口吻彷佛在责备她:“妳在录音吗?为什么要录音?”(推荐阅读:

“好像错的是我们。”

就算找警察商量,向法务局要求保护人权,对方也以“证据不清”为由,置之不理。

“我非常惊讶,发生这么严重的事,却没有任何人愿意行动。”正当千绘不知该如何是好时,偶然在自己经营的店面发现包装商品的报纸刊载了儿童遭到猥亵的报导。她根据那篇报导找到了龟井。

“我真的松了一口气,终于有人愿意让我们谘询。”龟井配合千绘,提议在东京见面。她从大阪、千绘从东北出发,两人相约在东京。当千绘抵达东京时,发现龟井带了另一位功力高强的“帮手”。

从否认转为道歉

全日本四处都有龟井的夥伴,协助处理校园性别事件。她的据点在大阪,东日本的案件多半委托神奈川大学名誉教授入江直子。太阳的母亲千绘来到东京,龟井和入江在车站等候。

“原来不是只有我们遇上这种事。”

千绘见到两人时,安心了下来。此时距离千绘向儿子的小学导师商量约莫过了三个月。加害教师否认罪行,并在事实尚未厘清之前便调离学校。太阳对校方敷衍了事的行为不满:“明明跟导师谈过,却什么也没解决。”听到女性导师包庇加害人的发言,他开始不信任老师,讨厌上学。

千绘向入江商量后没几天,入江来到她家附近的车站下车。“我有事想找您商量。”入江用公共电话打给教育长。或许是大学教授的头衔发挥效用,对方马上答应见她。

“为了这种事情拒绝上学就糟了。我希望能帮上点忙。升上六年级时能换导师吗?”

“我一定会想办法,请交给我处理。”

教育长认真聆听入江的主张,当场答应一定会妥善处理。

太阳知道等到春天就好,也恢复精神,放下一颗心。第二年重新编班时,导师也换人了。加害教师必须接受制裁。然而对方却装傻,表示“没印象”。入江建议委托一名资深的男性律师协助交涉,陪同太阳的双亲前往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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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名律师建议:“叫对方道歉和赔偿吧!提出控告的话,太阳必须出庭,还是直接和对方交涉,不要上法庭的好。”千绘忍不住开口:“对方一直否认,这样也能要求对方道歉和赔偿吗?”

“我可是吵架的专家。”铿锵有力的回答令太阳的父母安下心来。加害人也委托律师处理。该名男性律师则表示:“专家对专家,更容易谈妥。”结果的确如他所言,对方的律师也说服加害人支付赔偿金。

该名教师直到最后都否认罪行,是男性律师紧追不舍,要求对方:“就算不记得,触摸孩童依旧是不争的事实,必须赔偿。”结果加害人含糊其辞,表示“非常遗憾”,支付了赔偿金。太阳的父母把那句话视为“道歉”。

入江表示:“每个被害人对于解决的定义不同,对于这名被害人而言,遭到猥亵一事获得认同便是解决。”(推荐阅读:

距离事件结束已经过了十年,太阳也长大成人,进入社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