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 专访伊藤诗织：对于性侵事件，人们不该只有一种理解方法

许多研究证实，人或动物在遭遇惊吓、危险或绝望等极端处境时，身体会进入冻结状态，无法听命于意志，这是生物自然的保护机制。更别说许多幸存者在遭遇性侵当下，选择服从、不挣扎，避免激怒施暴者，以确保最大生存机率。

上一篇专访，伊藤与我们聊到日本法律给性侵“受害者”的规范：你要一边尖叫一边抵抗、要让对方施加暴行致受伤，法律才可能保护你事后追索正义的权利。

不只是法律，社会对性侵幸存者，也只有一种想像：必须看来凄惨羸弱、无法好好说话、衣着朴素“安全”。然而幸存者是活生生的，他／她不是一组抽象“概念”，不论他／她是什么样子，他／她就是性侵幸存者本人。

伊藤记得自己首次开记者会那天的情形，“一位我尊敬的记者朋友告诉我，‘妳应该穿着如黑色西装外套般的服装，人们会比较容易相信你！’”伊藤笑着说，“后来我告诉他，不，我要穿着让我能感到舒适自在的衣服。”

她决定以自在为考量，穿着白衬衫、不扣头两颗钮扣，呈现平常模样。这个决定，使她遭受到整个事件中最严重的舆论攻击。“你们看，她是个荡妇！”她覆述着当时舆论的评断，心有余悸，停了一下才继续说话，“这也是我决定不扣钮扣的原因，我不甘心人们对于性侵事件，只有一种理解方法。”

读到这里，或许你会觉得伊藤性格反骨。然而站在她的角度思考，社会想像的“安全”方法、对受害者的规范，从来没有阻止性侵施暴者犯下罪行，反而不断让性侵幸存者陷于“不敢说”、或被舆论攻击的困境之中。

以自己的样子，正面迎向世界，也足以对社会产生冲击。“我从未在网路放自己私人照片，但不知怎么地，许多人透过各种方式、搜寻我朋友的 ＩＧ，找到我的照片，其中一些人找到性侵事件两个月后，我在工作场合握着相机微笑，人们就说，‘你看，性侵两个月之后，她居然能对着镜头笑，她一定是在说谎！’”

渐渐她发现，不是钮扣的问题、也不是能否在工作场合保持微笑的问题，任何一点小事或表现，都可以证成她是说谎的犯人。另一方面，人们对加害者也只有单一想像，任何不符合想像之处，都彷佛能自动证成加害者无罪。

“认为被害者或加害者该长什么样子、怎么表现，都是强暴迷思的一环，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需要现身，以我的脸、声音和名字说话。因为在事件之后，我的人生仍必须持续下去，和其他人一样。”

你必须相信你的真实，你必须相信你自己

“但是你知道，首先，你必须要先能够生存下去。在我们的社会要生存，就必须工作，才有钱吃饭与生活，如果决定要讲述性侵事件，你可能会失去工作，可能遭受到舆论攻击，使人难以继续生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法，我无法指导他人一套‘创伤的生存方法’，这也是我想对其他幸存者说的：‘请以活下来为优先考量，你能够以你的方式生存下来’。”“我常告诉其他幸存者，你最清楚这种痛，别人可以批评你的痛苦、或随意评断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但发生了什么事你最清楚，所以第一件事情是，你必须相信你的真实，你必须相信你自己。”

“而对我来说，我的生存办法，就是说出真实。”她淡淡地说。

伊藤垂下眼，看着自己的手心，“你知道，其实为了活过那一段难熬的时间，我依赖酒精、安眠药和各种药物。”她说到这里，音调略略提高了，“因为必须活下来，当然我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好点子，性侵幸存者或受PTSD（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折磨的人，最好的情况是不要依赖酒精或药物，但⋯⋯我当时确实需要如此。”

生存下来，等到感觉好一点，才可能跨开下一步。不过，跨开下一步，也会需要他人的支援帮助。“如果幸存者不能安全地说出来，就很难得到帮助、很难走出事件的创伤。”

伊藤说，她发现这件事，是来自信箱涌入的信件内容，“这些信件来自许多性侵幸存者，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可能已经距今有十年、二十年了，然而因为她们从未获得好的支持，这个阴影持续不断地伤害、瘫痪着他们的日常。”她换了语调，“也许有人会觉得，她们保持沉默，并没对社会造成损失啊，可是我想说，这对社会来讲，就是巨大的损失啊。”

她以 Lady Gaga 为例， Lady Gaga 如此具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也忍了七年， 每天与 PTSD 战斗，七年后，才有力量说出自己曾被性侵的事，并且在访问中表示，她至今每一天仍挣扎地活着。

“时常有人问我，你复原了吗？我总是笑着回答，不，我每一天都在尝试着努力生存下来。”伊藤苦笑，在日常生活缝隙，当晚事件仍会在脑海中一闪而过，使她突然落泪。

“性侵的伤害是很内隐的，不像其他的暴力行径会造成明显外伤——例如断了骨头、鼻子歪掉、流血等等，然而即使肉眼看不见，也不表示这样的伤害不存在，伤害在那里，那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伊藤认为，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伤害一个人的性，容易造成巨大伤害、也具有摧毁尊严的力道。“性也被许多战争当作非常有效的武器，去摧毁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群、乃至一个国家。”

其实，我对山口并没有很多的愤怒

在警局报案之后，伊藤就告诉她的家人了，“我不希望他们是从第三方那里知情的。另一方面，我也想告诉我的妹妹，我发生了这样的事，如果相同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她可以告诉我，我也可以依经验跟她说可以怎么做。”

“我是很幸运的，我的家庭从未阻止我做任何事，包括上法院、或者出版成书。但是我爸爸倒是很生气，他说，‘妳怎么能这么平静？妳不够生气，为何你不够生气？为什么？’我的母亲也非常愤怒，她的反应是‘我要杀了那个人！’”伊藤摇摇头，“我只能说，我确实走过那个阶段，但是，一直愤怒又能怎么样呢？”

伊藤的家人反应虽情绪化，但是从未阻止她做任何事，在日本，许多家庭会阻止性侵幸存者报案，“他们会视为这是对家族的侮辱。”伊藤说。但她确实没有办法放心地跟家人讨论，“因为他们太容易激动，我可以理解，讨论这件事，那对他们来说太痛苦、太困难了。”

让伤害显像，才可能发展支援系统

说出真实，有可能对幸存者造成伤害。例如检察官一开始就告诉伊藤，如果决定提告，在日本，妳就不必再当记者了。伊藤说，那好吧，我就在别处工作，或做一个自由工作者，“我可以承受失去工作，但我不可以失去我的信念。”

讲到这里，她露出温暖的笑容，提到这段期间有许多很棒的人在身边支援与陪伴。《Black Box》之所以能成书，其实大量倚靠一位非常要好的女性朋友协助。“许多当时的录音档或文件，我其实不敢再打开了，是那位朋友协助我誊写，这本书才有可能完成。”

另一方面，《Black Box》的女性编辑也顶着压力，性侵伊藤的山口，也属于同间出版社的重量级作者，她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其他部门保密，到最后成书阶段才以“木已成舟”之姿，让公司无法拒绝出版。“编辑告诉我，这本书的写作必须快，因为一旦消息泄漏出去，很可能这本书就会受到施压而无法面市。”

伊藤说，支援她的不只是女性朋友，也包括男性。“我必须说，在这个过程里，我的生命里出现了许多英雌与英雄。以我的检察官为例，一开始他表现得挺可恶的，但他毕竟是人，最后他帮助我很多，他做了一些即使可能会威胁到他的工作的事，最终虽然仍必须不起诉处分，但他仍很努力。”

这条路，没有办法一个人走。“我有非常多朋友的协助，许多人是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帮忙的，许多人告诉我，‘你知道吗？我不想放弃我的人格，所以我决定要做这件事！’很多时候反而是我急忙阻止对方：‘不，你不需要这样做，我们来仔细想一想再说！’这是过去三年，我所经历最美的事情。”

看台湾前辈走过的路，我对日本也有信心

如今，伊藤也希望能够替日本性侵幸存者打造可以安全诉说、获得支援的环境，“至少从改变法律开始，即使表面与本心不同，但至少可以从遵守规矩开始做吧，日本人至少是重视表面、遵守规矩的。也期待从法律开始推动教育、并逐渐创造出可以说的环境。”

我们问她，你对未来乐观吗？她说，必须要乐观啊，而且必须改变！“这也是日本应该向台湾学习的地方，我这次来台湾，才知道台湾有许多支援性侵受害者的团体、社工、以及媒体。我知道你们认为现况不完美，但你知道，与日本一比，台湾的法律与支援系统相对是进步的了。”

她眼神闪烁着光，“如果你们回头看，会发现台湾已经走了好长一段路，台湾走过的途径，日本绝对可以参照，我知道情况一定可以逐渐改善，我们一定可以做到！”

最终，伊藤仍想回到日本生活，她现在回日本已经不再那么害怕、也不再伪装躲藏了，不只是因为夥伴的支应让她感到温暖，她也持续透过工作给出关怀，感受到自己仍有很多能量。近期，她在纽约获奖的纪录片，以孤独死为题材，眼光仍望向日本，探讨人与人之间如何失去联系、又如何可能步步重新建立连接。

“最近我还学了格斗拳击，不是为了攻击，而是帮助我感受，我是可以掌握自己身体的的。”她笑，我们要自己把力量找回来、锻炼出来。

让自己与身体重新连结起来，让人与人以关怀连接在一起，形成健康互助的社群。不只是性侵幸存者，在个体与个体逐渐失去连结与关怀的社会，如何疗愈伤害、如何长出力量支援自己也支援他人，这是伊藤正在努力的事，访问到这里，我知道这不只是性侵幸存者的课题，这里已经不分我们与他们，这也是所有人应该共同与各自努力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