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权力结构之恶,卡缪藉着将统治者象征化、把恐惧具体化于剧作的手法,展明了对国家暴力的谴责立场。

卡缪 1948 年写作《围城》这部剧本的时候,他的小说《瘟疫》才出版一年。虽然同样是以瘟疫来袭比喻二战期间在德国占领下的法国政府,但两部作品寓意有别。《瘟疫》中肆虐的是无可名状的病毒,在《围城》却化身为具体的“瘟神”及其女秘书,也因此主角的反抗,明显成为与独裁者的对峙、甚至单挑。

《瘟疫》假托在北非小城,《围城》则设定在西班牙。城内原本的统治者并不高明。在面对彗星异象引起民众恐慌时,他们只知道用高压禁止谈论“世界末日”的话题,却无能以理性沟通破解迷信。瘟神取而代之,也只是刚好而已。但是瘟神的出现,恰恰考验了庶民百姓的人性。他首先采取杀鸡儆猴的方式,只要女秘书一笔划过生死簿的名字,那人就应声倒地,于是人人自危。他塑造的是恐惧,让人不敢反抗、不敢出声。唯一无惧的是男主角迪亚哥。他采取和平抵抗,拒绝以暴易暴──这个立场,正是数年后卡缪和沙特论战争执的重点。


图|Photo Credit ©Jean-Louis Fernandez

但迪亚哥并不是华格纳笔下的天真英雄,生来无惧。他的无惧是自我锤炼出来的。他曾在脆弱无助时逃到女友家,被女友的法官父亲驱赶,于是愤而挟持了一个小孩。这对罗密欧与茱丽叶般的情侣,还经历了比父母反对更为激烈的难题:当迪亚哥染上瘟疫,女友是要生死与共,还是断尾求生?领导民众反抗的迪亚哥,更在女友垂死之际,忍痛拒绝瘟神的交易,留下来与市民一起战斗,但却换来心上人死亡的后果。


图|Photo Credit ©Jean-Louis Fernandez

迪亚哥为何无惧?因为他看透了瘟神就是以恐惧来绑架民众。利用民众的懦弱,让他们互相残杀。当民众一度夺走女秘书手中的生死簿时,立刻暴露出权力欲的劣根性──有人立刻想要处决自己看不顺眼的人。瘟神冷笑着挑衅迪亚哥:“他们自相残杀就够了!你认为这些人值得你拯救吗?”迪亚哥却神智清醒地回答:

他们若是有杀人的那天,也不过是疯狂一小时。而你,你是依照法律和逻辑来屠杀。不要嘲笑他们低垂的头,因为多少世纪以来,恐惧的彗星总在他们上方划过;也不要讥笑他们畏惧的样子,因为多少世纪以来,他们死于非命,他们的爱情也被摧残。

对于卡缪来说,平民百姓即使犯错,也情有可原。罪不可赦的,乃是系统性的犯罪,也就是国家暴力的罪过。(延伸阅读:《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你必须参与,最坏的年代才可能变成最好的年代


图|Photo Credit ©Jean-Louis Fernandez

与迪亚哥形成对照的,其实并非瘟神、也非法官,而是一个叫“纳达”(Nada,西班牙语“空无”之意)的虚无主义者,简单来讲就是一个酸民。他怀疑一切、否定一切,面对世事,无不嘲讽,看不惯加害者、也嘲笑被害者。对他来说,善恶没有高下、生死也没有差别。结果瘟神一来,他立刻变成扈从,甚至帮凶,还发明种种狡狯的统治伎俩来折磨民众──例如核发“生存证”,要求民众提出理由,证明自己值得生存。

透过纳达这个人物的塑造,卡缪展现对“平庸之恶”──尤其是知识份子平庸之恶的批评。一个没有价值信念的人,看似超然独立,睥睨一切,但在卡缪眼中,反而最容易见风转舵。纳达的变化,在剧中比情侣主角的道德选择,更令人怵目惊心,也更引人深思。这样的典型,正如他自己的小说《异乡人》的主角,是个忠于自我感受、却不在乎外界的人物。但在《围城》中卡缪却重新反省,指出在面对巨大道德考验时,虚无主义者也极可能不堪一击。就这层意义而言,《围城》呼唤的反抗动能,在卡缪的思想历程中,不啻为一重大转折的印记。(推荐阅读:


图|Photo Credit ©Jean-Louis Fernandez

《围城》1948 年的首演在当时颇受批评。一部份原因是剧本将统治者高度象征化,似乎将权力滥用的成因推给外来者,而豁免了每个人对时局败坏的责任。但是今天回顾,正因其象征化而摆脱了二战经验的束缚,成为今日的多重映照:民主国家政府被政商结盟操控、极权国家政府则实际掌控媒体与人民的行动,无论哪种社会型态底下,人民仍然无法得到真正的自由。要不要反抗?如何反抗?为何反抗?《围城》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参考座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