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场妈妈谢淑靖,细看教育与理解台湾历史之重要性,从转型正义做起,让孩子以更多元、大局观的思维去认识历史。

前一阵子脸书很流行的百科综合能力测验,看到大家都在 PO,我也来测了一下。六个科目分别是医学、语言、历史、艺术、数学、地理,单科满分 100,总分 600 分,我拿了 580 分。当下我有两个反应,一个是很正常的,看见接近满分的成绩,就觉得人生圆满了,满足了从小到大以考试为取向的鉴定标准,只要看见 100 这三个数字,基本上再无所求。

但另一方面我则是从很自我质疑的角度去看,当初我到底脑子花了多少容量去背这些“知识”,然后靠背诵这些“知识”才让我得以国小、国中、高中跟大学靠着成绩过关斩将。但说真的,这些知识对进入社会的我还有没有用,有,但真的很少。但在年轻的时代,这些成绩成为人评价我跟我评价自己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只要成绩考得好,长辈或是同辈,都会对我其他不必考试的地方特别宽松,家事做得好不好?有没有礼貌?懂不懂得人情世故?是不是有爱心?没有人真的重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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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在还在念书的时间,慢慢开始修恋爱学分,我的坏脾气、对挫折的忍受力极低、安全感差,都让我在恋爱路上跌了不少跤,也伤害很多人。慢慢进入社会,我还是服膺权威,想要做得分的好学生,但是慢慢的我发现,要做创作的人有这样的心态真是要不得。一来观点平庸,二来人物平板,三来缺乏冒险的勇气跟坚持的毅力,很难独排众议去低下头耕耘一片不知何时会开花结果的田地,何来艺术永恒之美?

这都是教育只靠成绩求速成之效的后遗症。

然而每一部的作品,都是我在成绩单外一步步重新挖土找路的过程,才发现我以前学的都只是一种片面的印象,关于台湾,关于家乡,关于母语,关于婚姻,关于教养,关于这个世界,太多太多的事情我都不知道,却因为在校成绩都拿 100 分而不曾怀疑自己是如此无知。(延伸阅读:成绩决定一生的幸福与尊严?韩国强盛背后的五大代价

而就在九月份以新北市为题的新制作《何日君再来》音乐剧中,我因为担任导演跟偕同编剧的角色,对我公婆、父母当年从中南部来到台北打拼的政经背景有了一番新的理解。剧中的年代大约是在我出生的前几年 1970-1980 之间,那时候政府对农业政策改变,很多中南部的农村落败,青年为了出路大举离开家乡,前往一个陌生的城市,只为了那一点政府所鼓吹残存的“十大建设”所带来经济奇迹的幻梦。

而我的公婆父母,因为从事劳动生产的关系,只能住在台北市的边缘台北县。公公更是因为依亲,而住在土城工业区里面,让我先生童年的回忆相当惨澹,下课后的路上,有的是灰色的烟囱、绿色的铁皮工厂、落满尘土的阳台跟怎么也洗不白的衣服。

虽然《何日君再来》一剧以邓丽君小姐的歌声,编织一个看似追求爱情与梦想的黄金年代,但说真的,在 1970 年退出联合国,1973 年全球石油危机,1979 中美断交的景况下,文化上又禁止各种方言节目,所有政治上的苦闷、经济上的困顿、文化上的无依,于是以埋头苦干换取更好的未来,成了唯一的出口,邓丽君小姐软绵绵轻飘飘的歌曲成了苦闷心灵最好的慰藉。

而我们当年所歌颂的“经济奇迹”,其实肇基于以低价劳工吸引外资到台设厂,财团政府共同连结成了一个庞大的资方,而这些日以继夜推动着生产巨轮的无名英雄,正是我们的父母,他们用青春年华身强体健低头卖力换来了政府引以为傲的“经济奇迹”。而这样的情景,到了四十年后,依旧在土城工业区上演,只是当年从中南部来的台湾人,全换上的东南亚的面孔,歌曲依旧轻快,台北县(新北市)依旧充满了外地人浓浓的乡愁。经济还是逼人远走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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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让人远离家园?而当年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依旧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现在。台湾有很多的偏乡,还是没有年轻人愿意回去,因为他们的家乡没有大都市的资源,青年认为回乡找不到工作,没有前途,于是家乡荒废人才外流,地方区域不均衡的状态四十年不改。就我之前所说的“以成绩为导向的教育环境”跟“城乡不平衡的经济状况”内在都有一个相同的原理,就是“仰望强权”。

100 分才是好的,考得差是次等人,是被淘汰的。去都市才是有前途的,留在家乡会被笑,是没有用的。母语是少数人用的,是上不了台面的。于是我们的眼光总在国外,羡慕中国的经济飞梭,崇拜美国的流行文化,迷恋日本的大街小巷,拜倒韩国的产业面貌(韩剧/音乐剧/美食/手机)。我们都从学校学会去用成绩单上的分数去辨别高低好坏,但是到底题目出得对不对,我们却很不会辨别。

二二八事件后,1958 年台湾省政府推行“说国语运动”,口号“语言不统一,影响民族团结”,强调说国语才是爱国,在学校必须讲国语,电影院禁播方言、外语电影。

1973 年教育部公布“国语推行办法”,严格禁止使用方言,使用方言者会被罚钱、体罚、挂狗牌等处罚。推行结果,虽然达到了语言统一的目的,但代价就是许多人的母语都慢慢消失了。(2018 年 01 月 26 日 旺报 记者林永富/台北报导)

在禁止方言的政策下,我们下意识觉得母语是不入流的,是乡下人在说的,到了学校跟都市,就是要说“国语”,于是母语断绝,让我们跟家乡更形脱节,近一二十年终于开始慢慢被重视,恢复原住民名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家也才敢真正的抬起头来说,我是什么人!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却在这个时候说出——要学母语回家去学——这样的言论,也算开时代的倒车。

在高俊宏的《横断记》一书中,提到日本学者酒井植树的观点——十九世纪以来,将人分成了 humanitas(人文主义的“人”)与 anthropos(人类学的“人”),暗示只有西方的人性有人文主义的价值;而 anthropos 则是西方“以外”的人—譬如欧陆底下的殖民者。而日本殖民台湾的阶段,日本看待原住民乃至于整个社会,基本上都沿用了这样的划分。而过去被认定为 anthropos 的边缘区域特定的区域主体(乡村人、劳工阶级、原住民族等)往往会相信,唯有努力成为 humanitas,才能脱离被土着化的 anthropos 的恶梦。

而现今台湾的社会,依旧没有摆脱这样的思维,不想花时间去认识自己认识家乡,而更多时间想要变成别人。对孩子教育依旧在单一的标准下 Q&A,“四岁半了应该要去上学啰!”、“你是男生怎么会留长头发?”、“都这么大了还要妈妈抱羞羞脸”我走到哪,从不认识的阿伯阿姨却都说出惊人的,一模一样的言语。过去我们为了在殖民强权下生存可以逼自己去学不一样的语言,同化自己成为另一个国家的人,孩子也可以为了让自己被正面评价,而去服膺学校各科的评量标准。但他可能失去多少他与生俱来独一无二的天赋,而这更可能造成我们对弱势族群的轻视,对边缘人的无感,对弱国小民的傲慢,因为我们在趋向文明、仰望强权的过程中,会忘记“人生而平等”这最基本的概念,“少数服从多数”,其实只是在消灭少数人的声音。

一个久被强权凝视与塑造的岛国,已经忘了它原本的样子。而那正是“我们”。

于是,我主张台湾的转型正义一定要继续地进行,要解开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殖民思想。除了学校教育基本学科,一定要了解自己的家乡家族生长地的历史。接近大自然这万年之书,学习了解不同的群体,对人对事抱有同理心,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欣赏自己肯定自己,不分大小好坏高低的去善待人与自然,从挫折中学习,放慢脚步。(推荐阅读:落实转型正义!陪原住民族,划回家的路

建立国家的核心,绝不能短视近利,

形塑孩童的人格,绝不在讲求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