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街头出现真实版《使女的故事》,女性为生育自主与堕胎权走上街头抗议。

一群女士身着血红斗篷、纯白头罩,在悠悠蓝天下格外夺目。这一幕出现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她们不是在拍戏,而在示威。

两个两个并排,低着头列队前行,把小说里的情节模仿出来。

无言无语,却是对社会一出深切的控诉。


图|作者提供

以上场景所呈现的小说情节来自加拿大女作家 Margaret Atwood 于 1985 年出版的小说《侍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该书改编成同名美剧,去年上映第一季立即掀起全球狂热,横扫最佳剧集等多项艾美奖,连带原着小说一跃成为全球畅销书。该书将故事背景设定于 2020 至 2030 年间,描述美国经历内战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激进份子发动恐怖袭击,弑杀总统夺权,建立极权的“基列共和国”(Republic of Gilead),使美国演变成一个宗教极端保守的父权社会。


剧集中,侍女的红袍白头罩已成为示威象征。(Hulu)

血色子宫般的产子机器

基列国的女性权利遭彻底剥削,失去一切自由,也不能拥有名字。在环境污染导致不育的情况下,仍具生育能力的妇女被分派到主教家庭,称为“侍女”,须定时在夫人面前与主教进行性交仪式,只有产子才有机会生存下去。剧中女主角就是一名叫 Offred 的侍女,意即 Of-Fred(属于主教Fred),念起来也似 offered(奉献)一词。侍女穿血红色衣服,让她们无法逃跑,也如同女性子宫一样象征生育,白头罩是仿照荷兰女仆的模样;夫人则穿珊瑚蓝,代表圣母。不育的女性被称为“unwoman”,会被送到殖民区清理辐射废料。

《侍女》书早在 33 年前就面世,美国影片串流平台 Hulu 的全新改编同名电视剧集,却使它成了迟来的大热。不少人认为,剧集刚好在美国进入“特朗普时代”之际上映,显得相当讽刺,更有指自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小说的销售量暴增 200%。剧中许多令人不寒而栗的情节,引起广泛共鸣,当中最显而易见的是女性权益。

剧中女性成为生育机器,其实反观现实中一些较保守的社会,生育权也不尽于女性手上。阿根廷参议院于 8 月 9 日投票,最终否决妇女怀孕 14 周内堕胎合法化,维持原有法则,即除了因奸成孕及母亲生命受威胁外,出于其他原因的堕胎手术均属违法,给这群“侍女”浇了一盘冷水。堕胎合法化一事,近年在当地引起巨大分歧,“拥护选择权”(Pro-Choice)与“拥护生命权”(Pro-Life)两派对立,甚或有人形容是阿根廷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对垒。(推荐阅读:女人的子宫是国家的吗?写在川普签署全球堕胎禁令后


哥斯达黎加 4 月总统选举,有“侍女”现身票站。(路透社)

在这个拉丁美洲天主教国家,每年有多达 35 万宗非法堕胎。据国际特赦组织统计,该国过去 25 年逾 3,000 名妇女因不安全的堕胎程序而丧命,文章开端提及的侍女上街游行,就是为了争取女性的生育自主权,不欲成为“Offred”。

不只堕胎问题

类似的“侍女”游行或“侍女”示威,其实早于去年已在美国零星出现,随着剧集红遍全球,示威已无分地域,也不限于女性生育权问题上:除了上述的阿根廷外,伦敦有反特朗普访英的侍女游行;爱尔兰有“拥护选择权”示威;而在 4 月的哥斯达黎加总统选举次轮投票时,则有“侍女”现身票站,抗议父权主义及捍卫国家的自由、民主;在 7 月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特普会”外,也见到她们的身影。她们通常都沉默低着头或是并排地游行,就似书中描述情节,侍女都被规定一双一双地出行,互相监视。

作为小说背景的美国更是处处都见“红袍子”,Margaret Atwood 在今年较早时一个访问中说,“我们还没活在基列国之中,但(美国)已有一些基列国的特征出现了。”今年 6 月,便有数十名“侍女”在美国国会山庄外游行,反对共和党的医保法案;费城 7 月也有数十名“侍女”,向到访当地的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示威,示威者不满彭斯反女性及反性小众(LGBT)权益的立场,称他是“现代最危险的反动份子之一”。


美国国会山庄外,“侍女”们亦就堕胎权益发声。(路透社)

我撰写小说时,美国仍被视为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灯塔,是全球的典范。但我们(今日)已身处不同时代,美国与整个世界都变了。我觉得,这是人们认为《侍女的故事》描绘的状况比初出版时更逼真的原因。——Margaret Atwood

史实虚构结合探究权力

虽然小说在出版的早期被不少书评形容为女权主义的产物,但 Atwood 于 1986 年曾解释,其小说讨论的不是男性压迫女性,而是“关于权力的探究”(a study of power),“它(权力)是如何运作,如何扭曲或改变那些活在这种政权下的人类”。她笔下的基列国,虽然是虚构的,很极端,但这位 78 岁作家在昔日受访中说过,书中情节都是参照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并非全属虚构。故此她亦重申其书不是科幻小说,而是推测性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不少人倒认为,它像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的《1984》。

Atwood 以美国十七世纪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注 1)(Puritans)作为这个故事的基础,构建了一个把清教主义及保守主义推到极致而建立的世界,因为她父母两边的祖先都是清教徒。小说桥段参考了其他历史事件:罗马尼亚独裁总统寿西斯古(Nicolae Ceausescu)于 1980 年代为催谷国家的生育率,禁止妇女堕胎及避孕;菲律宾独裁者马可斯(Ferdinand Marcos)政权 1972 年宣布戒严令及其之后的屠杀;1976 年阿根廷右翼军政府夺权,500 名孩童“被消失”并配给到军官家庭—这跟书中情节有相似之处:侍女诞婴后,婴儿是属于主教与夫人的孩子。(推荐阅读:【性别观察】人造子宫的近未来,会是女性的新福音吗?

注 1:十六世纪,英王亨利八世进行宗教改革,除了脱离罗马天主教廷,也确认了英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负责人,但信奉加尔文主义(Calvinism)的清教徒认为英国在宗教改革上不够积极,信仰上应更虔诚,生活上更有道德、更圣洁。他们被英国教会视为异教徒,这促使大量清教徒从 1620 年起移民至北美洲,并开拓了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在普利茅斯与马萨诸塞湾等地建立清教徒社区。

Atwood 澄清《侍女》书并非反宗教,而是反对以宗教之名推行暴政。在立国基础中,国家与教会关系密切,所以自 1776 年独立以来,美国人都拼命地捍卫政教分离。她认为美国“宗教右派”(Religious Right)所推动的终极结果便是政教合一。


Atwood 在 1984 年于西柏林的寓所里,创作《侍女》一书。(Margaret Atwood)

围墙下的西柏林作书

Atwood 于 1984 年开始撰写《侍女的故事》,当时身处的德国柏林正值冷战时期,在资助下,她跟一些电影制作人、音乐家及作家来到曾被盟军占领的西柏林工作。她 7 月接受《福布斯》访问中忆述,当时的西柏林有如一座空城,很多住宅单位都被丢空了,“人们都不想在这里生活,因被围墙包围了。他们(政府)把外国艺术家带进城里,让居民不觉得被隔绝。”这段在西柏林生活的日子,以及到访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及波兰的期间的感受,正是她书中为基列国建构的氛围,“说的不是内容,而是气氛。人们转移话题、害怕跟你说话、不知道可以相信谁等经历。”围墙在小说里也成为重要元素,除了把基列国与外界隔绝,还充当了示众的“刑场”,吊死违法者。

翌年,她受聘到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工作时,完成了该小说作品,当时已引起很大回响。1990 年小说首次被拍成电影,然而反应远不及 2017 年的改编版本热烈,这也许与今天世界时局发展有莫大关连。“我撰写小说时,美国仍被视为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灯塔,是全球的典范。但我们(今日)已身处不同时代,美国与整个世界都变了,我觉得,这是人们认为《侍女的故事》描绘的状况比初出版时更逼真的原因。”

世界各地在过去一年来,尤其是西方国家,陆续出现侍女式示威,Atwood 不下一次接受传媒访问阐释看法,她认为“侍女”示威已成为一个国际化现象,特别是在女权受威胁或剥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