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威当地的环境、疾病、女性遭遇的不平等待遇，有如 4、50 年代的台湾。让女人迷和 NPOst 带你深入了解马拉威当地最真实的模样。
文｜叶静伦
台湾是否有能力给予？台湾人为什么要在乎非洲人过得怎么样？NPOst 这上下 2 篇报导看似在描写毕嘉士基金会的马拉威计画，实则是以台湾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以下简称 NGOs）的国际合作切入，探究人性的“互助”这件事。
这也是 NPOst 亲赴马拉威采访，并持续关注台湾 NGOs 在他国做计画的原因──期望让更多人知晓，台湾的民间力量不只在岛内发酵，还有能力在他国创造改变。而质问这些改变“为什么发生”或“为什么发生在外地”，不如追究其执行过程与结果是否尽心。因为任何改变，都不会是一个 NGOs 突然介入便能专断施行的，必定是倾众人之力，不分国界齐心推动，始能催生。
如同逾半世纪前在台湾贫病交迫时，毅然驻足超过 30 年的毕嘉士医师所言：“所有的改变，都是从一个人开始；但没有任何改变，能只靠一个人成就。”
马拉威一景。图片｜叶静伦
你可曾见过孩子因病毒感染导致肌肉萎缩，无法站立，且因为得不到矫治又贫病交加，必须使用过期疫苗，或在地上爬行的景像？
这些孩子幸运一点的能够活下来，终身面对身体障碍，不幸的孩子转眼便离世。事实上，很难说活下来的孩子究竟是幸或不幸。因为肢体障碍同时也剥夺了尊严，周遭邻里认为这“必定是上辈子做了坏事”，许多父母因此会将之藏在家中，学校也拒绝入学。大部分家庭不知道如何照顾无法行走的孩子，也得不到资助，束手无策。
同一时间，另一种病菌则会感染皮肤，损害神经，严重者在遭感染后手脚失去知觉，病毒侵入见骨，最后甚至造成手指脱落。因为身体不再完整、外表看似异常，再加上社会对疾病的认识浅薄，恐惧导致患者被强制隔离、集中管理，美其名为“疗养院”，实为处境凄凉的收容所。
这种情况，在台湾有可能发生吗？但这确实是台湾的面貌，是 40-50 年代的台湾。
延伸阅读：台湾版清除低端人口？身障街卖团体新巨轮协会：“社会本就没有我们活命的地方。”
50 年代台湾的小儿麻痹孩童。图片｜毕嘉士基金会提供
50 年代台湾的小儿麻痹孩童。图片｜毕嘉士基金会提供
西方宣教士引进医疗技术，更带来尊严
当年的台湾，路上常见的是牛车和脚踏车，公共卫生面临巨大的困境。前述造成肢障的病毒，即为台湾 50 年代全岛大流行的小儿麻痹症，后者则是自日本殖民时代便被强制隔离的汉生病患者，过去称为“麻疯病”，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即为乐生疗养院。
40 年代至 50 年代，台湾的小儿麻痹患者每年病例高达 400-700人 [注1]，上千名孩子因为得不到疫苗而死亡；而高自杀率的汉生病及乐生疗养院中无数的悲歌 [注2]，更是千言万语道不尽。
50 年代的汉生病患者（左）。图片｜毕嘉士基金会提供
同一时期，因病遭强制或被社会隔离的还有结核病患者，名列当时的十大死因之一 [注3]。许多结核病患穷病交迫，形锁骨立，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与此同时，美援大量介入，再加之中国将大批宣教士驱逐出境 [注4]，许多宣教士转而来到台湾，一蹲点就是半世纪。马偕医院、埔里基督教医院、屏东基督教医院（以下简称“屏基”）、振兴医院等，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落地生根。这些由西方宣教士带来的公卫与医疗面貌，与当时台湾因恐惧而隔离的养护机构及疗养院所极为不同，他们所带领的医护人员往往主动进入社区寻找病患，积极推动脊椎侧弯矫正与复健治疗，屏基的脊椎矫正手术甚至名列当时世界 8 大脊椎矫正中心 [注5]。
创建屏基的其中一位传教士是来自挪威的毕嘉士医师。1954 年，时年 26 岁的毕医师从挪威坐了近 3 个月的船抵达台湾，首先进驻台北乐生疗养院，2 年后南下经营如今的“屏东基督教医院”。
现已年届 90 高龄的毕嘉士医生，当年在台湾除了成立全台第一所结核病童疗养院，并且四处奔走，终至在 1962 年成功为 4 千多个孩子免费进行台湾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小儿麻痹疫苗接种 [注6]。他同时从美国引进支架辅具技术、成立支架工厂，隔年更成立全台第一所小儿麻痹儿童之家（即今日的“胜利之家”），让小儿麻痹的孩子能透过矫正与复健治疗，从地上站起来，拾回他们的尊严。
小儿麻痹支架工厂。图片｜毕嘉士基金会提供
年届 90 高龄的毕嘉士医师，2013 年传记发表记者会时来台摄影。图片｜毕嘉士基金会提供
从台湾的偏乡，到世界的偏乡
近半个世纪之后，屏东基督教医院无论在技术、软硬体、医疗观念、资源转衔、社区联结上都发展成熟。2002 年，出自外交与国际合作等种种考量，台湾外交部委由屏基派出由十多名医护公卫人员组成的医疗团，远赴非洲小国马拉威，展开公共卫生计画 [注7]，诸如兴建姆祖祖（Mzuzu）中央医院、设置爱滋病彩虹门诊、建立病患资料追踪管理系统、训练助产士与接生婆、成立医学图书馆、捐血中心、推动行动医疗巡回等。
2008 年，马拉威与台湾匆促断交，旋而转向中国。台湾医疗团转眼间被彻离，原本得以佳惠马拉威无数爱滋患者的爱滋研究中心尚未完工，也因两国外交上的剧变嘎然而止。然而，当时已在治疗中的 8 千余名爱滋病患，成为屏基医疗团心中最大的悬念──常民百姓的生命，如何能交由国际角力来左右？已经看见的事，如何能装作一无所知？
屏基马拉威医疗团。图片｜毕嘉士基金会提供
无法割舍 5、6 年来在当地打下的基础，在暗潮汹涌又敏感的国际关系中，屏基医疗团转向与长久以来的挪威民间盟友“路加国际”（Luke international Norway，以下简称 LIN）协力。这样的合作，在外有立案登记于挪威的国际 NGO 支持，在内有台湾医疗团技术深耕的基底，唯一缺的一块拼图，便是在医疗技术之外，最需要耐心布建的社区发展工作。
2013 年，最后一块拼图补上了。曾于台湾心路基金会任职祕书长 7 年、于联合劝募任职 14 年的周文珍，因缘际会在屏基穿针引线之下远赴马拉威，看见了屏基过往之所见，回台后，“毕嘉士基金会”应运而生。
毕嘉士医师（中）、毕嘉士基金会执行长周文珍（右）与毕嘉士公资组专员陈英庆（左）。图片｜毕嘉士基金会提供
有些画面，看见了就走不开
所有的一切，都因为“看见了”。毕嘉士医师因为宣教而来到台湾，看见孩子因小儿麻痹而爬行，看见台湾人因肺结核而死，因汉生病而自杀，屏东基督教医院由此开始，并开启了屏基一连串的医疗治理建构与能力涵养；几十年后，成长茁壮的屏基，因为外交上的国际合作而来到马拉威，看见了马拉威的需要，开展了当地的医疗支援；再几年后，长久深耕台湾社福界的周文珍，在屏基的引荐下同样“看见了”，使得毕嘉士基金会开启了马拉威计画。
原本的目的如宣教、技术外交等，和所延伸而出的结果看似并不同，但有些画面，看见了就走不开。
细究起来，屏基医疗团员与周文珍究竟在马拉威看见了“什么”？是什么样的看见，让他们感受到恍如毕嘉士医生 1954 年踏上台湾时的震撼？
马拉威一景与二手衣市场。图片｜叶静伦
2017 年的马拉威，名列世界 10 大穷国第 6 名。这个地处非洲东南的内陆国，全国面积超过 3 个台湾大，人口近台湾的 8 成，截至 2015 年底为止，却仅有 1 个达百万人口的城市（规模界于台湾的彰化与屏东之间），其第 3“大”城，也就是屏基医疗团为之建立中央医院的姆祖祖市，人口差距骤降至 22.4 万，相当于台湾的台东县。
2016 年，马拉威的人均国民所得（GNI）只有不到台币 10000 元（同年台湾 GNI 近台币 70 万元），全国 1857 万人有高达近 85% 的居民住在农村，以务农为主。不仅贫困，且在人类甚至已经克服了白血病、能进行器官移植、与癌症和爱滋和平共处的今日，许多马拉威人仍在死于爱滋病、肺结核、疟疾、霍乱，或者“没有救护车的车祸”，使得国人平均寿命仅达 63 岁。
在马拉威，每年有 3.8 万名幼儿活不过 5 岁（约为台湾的 38 倍），即便活过了，也未必能顺利进入小学。念小学在当地名义上是免费的，实则因为学校也穷，往往连课桌椅和课本教材都没有，学校于是变相向家长收取各种各样的“发展基金”（development fund），包括水电、校舍维护费等，小学辍学率因此高达 50%。
上了中学，学费更是一大难题，从相对便宜的一般学校到昂贵的寄宿学校（boarding school），每学期学费都真实考验着每个家庭的收入与资源分配，使得中学开始辍学率急剧攀升，25 岁以上可顺利升上中学的比例仅达 20%，更别提再往上，只有不到 0.5% 的学生可以进入大学，进一步完成高等教育。
马拉威绝大部分国民的贫穷循环。图片｜毕嘉士基金会提供
身为众多进驻马拉威的国际 NGOs 之一，带着成长于台湾的生命经验，毕嘉士基金会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理解到“教育”所能给予的是比“可预见的未来”更开阔的“机会”。
“我们会去学校跟老师们说，我们有提供奖助学金可申请，中学生可资助学费，小学生资助制服和学杂费。只要他们看到需要的孩子，就可协助转介。”毕嘉士基金会公共事务暨资源发展组组长林茵慈解释：“很多孩子都是单亲或失亲，或者家中务农而贫困、真的缴不起学费，家长也不识字，又没有交通工具或余力长途跋涉到我们办公室，便由老师们代为填表申请，我们在地的马拉威同事也会登门做家访，确认他们的需求。”
看似单纯的资金赞助，对毕嘉士来说其实充满各种评估与权衡。例如，在他们资助的约 80 名小学生、70 名中学生里，有 2/3 都是女孩子。因为无一例外的，女性是所有贫穷地区的最大受害者。
马拉威妇女。图片｜叶静伦
在马拉威，遇见台湾的过去
1978 年，美国学者 Diana Pearce 首度提出“贫穷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 [注8] 一词，指出在全球贫穷人口中，女性的占比远高于男性，且女性相较之下更容易陷入贫穷循环。这样的循环，在马拉威近 3 代之间正活生生的上演着。这种社会价值观的进程与演变，从在地团体的倡议诉求中可见一斑。
2008 年成立至今的马拉威当地女权倡议团体“马拉威女孩培力网络” [注9]（Girls Empowerment Network Malawi，GENET），在整个马拉威有多达 9 个据点、23 名工作人员，年计画经费达 1650 万台币。这个男性成员不超过 3 人的在地女性团体，长久以来在各个社区串联志愿者、家长团体、酋长、村领袖、政府社福部会等，并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内外 NGOs 协力争取马拉威女孩受教权、教导制作布卫生棉、教育女孩创业、训练其经济独立。
她们并且在 2013 年提出一目了然的倡议口号：“我愿意的时候才结婚”（I will marry when I want），因为截至 2016 年止，马拉威还有近半数的女孩在 18 岁前就被迫结婚 [注10]，有的甚至未满 15 岁。
观察马拉威近年最大的女权运动进展，是在 2015 年修改了婚姻与家庭法（Marriage, Divorce and Family Relations Bill），将最低结婚年龄从 15 岁提高到 18 岁。但直至今年 2 月，为了修补婚姻法与宪法间的漏洞，马拉威国会才终于通过修宪，明文规定法定结婚年龄为 18 岁。然而，仅管宪法已禁止童婚，在这个 2017 年 5 月才要建置人口注册系统、2012 年才强迫施行新生儿注册的国家，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几岁，许多女孩更因此“被宣称”已满 15 岁或 18 岁，导致儿少保护难以落实。
图片｜GENET 官网截图
姆祖祖市中心，矗立着马拉威现任总统 Peter Mutharika 呼吁反童婚的看板（左）。图片｜叶静伦
童婚现象既可说是贫穷与性别不平等之下的结果，也可说是导致贫困地区女性命运多舛的原因之一。最常见的循环，便是女孩自小被家庭与社区视为“可交换资源的物品”，不仅需负担所有繁重的家务，当家中资源有限、必须分配给 5、6 个孩子时，男孩往往优先成为被投资的对象。
女孩在自己的身体、智识（教育）和社会参与上都被剥夺应有的权利，许多女孩因此相较于家中的男性手足，往往在小学或中学时便最先辍学，从此被迫走入婚姻，之后继续操持家务，用同样的方式看顾自己的孩子，形成一代又一代的恶性循环。
这些循环与所衍生出来的困境，诸如女性容易因性知识不足而染病或意外怀孕、未能受教育而无法争取自身权利并抵抗倾斜的社会结构、产妇无法得到良好照顾而于分娩时死亡等，或者在支撑家计的男性离世后，无能独自抚养孩子……凡此种种，都是必须从社区合作、社会观念沟通及女性培力方面长时间着手的，也因此成为毕嘉士马拉威助学计画 [注11] 的核心价值。
“我从马拉威女性身上，可以看到我奶奶和妈妈所经历的过往。”林茵慈说：“这是我对马拉威女性遭遇很有感的原因。我奶奶不识字，很早就被父母嫁出去，不仅要照顾全家大小，还有生儿子的压力。我妈妈只有小学毕业，她的弟弟却可以念到博士，几个姊妹必须合力赚钱养这个博士。”
“我问妈妈这样公平吗？她说，那时候的女生都这样啊。”
马拉威女孩与台湾在地实习大学生（中）一起打排球。图片｜叶静伦
“人生有这么多事可做，为什么要结婚？”
17 岁的 Agnese 是接受毕嘉士助学计画的其中一个女孩，也是全村唯一能上中学的女孩。她每天 5 点就起床，必须在 6 点上学前去提水、捡柴、打扫、为全家生火煮饭，之后花 2 个小时沿着泥土路走到 8 公里外的学校。她的家中就像大部分马拉威居民一样，务农、贫困、缺电、每天要徒步来回取 3 次水。每天下午 4 点下课后，她必须快速返家，不只为了准备晚餐打理家务，最重要的是赶在天黑前抵达，以免夜色昏暗中遭遇强暴等危险。
然而，即便如此辛苦，上学依旧是 Agnese 最快乐的事。在她高达 100 多名同学的班上，认真努力的 Agnese 成绩永远落在前 20 名。“我最喜欢地理、看地图，还有科学和物理。”Agnese 每天看报纸，在城里把别人看完的报纸留起来，吃力细读。在整个访谈中，只有提到上学、写字和地图时，原本羞怯的她才会忽然双眼发亮，当我们打开手机上的地图，为她定位出马拉威和台湾，以及整个世界的样貌时，她更显得全神贯注。
全神贯注看地图的 Agnese。图片｜叶静伦
她甚至追问：“我以后想当记者，要怎么样才能当记者？”这个问题一时让人语塞。我们想像中一个记者的养成，似乎样样都牵涉到学习资源与辩证思考的训练资本，面对一个相较之下几近一无所有的女孩，这个目标让人以为遥不可及。
然而，进一步问她为什么想当记者，她的理由却又直截了当：“我想写出村子里的事。村子里发生很多事，都没有人看到。”光这个初衷，或许已为她的目标开展了许多可能。“我会告诉所有的女孩，不要太早结婚。人生有这么多事可做，为什么要结婚。”在这个甫修改禁止童婚、在地 NGOs 都还在争取女孩基本受教权的国家里，这样的反馈着实难能可贵。
“基本上，有进入我们小学资助计画的孩子，我们都会继续支持他们念中学，并且持续追踪、了解他们的学习状况，有需要时也会去家访，了解孩子为什么中断学业。”林茵慈说：“但是，中学之后就是另一个层面的考量。”
17 岁的 Agnese。图片｜叶静伦
Agnese 的家。图片｜叶静伦
Agnese 每天要为家里取水 3 次。图片｜叶静伦
女孩最不该学的，就是认命
对 99.5% 的马拉威青少年来说，大学是一道窄如夹缝的偏门，必须翻过考试与学费的高墙，方得以进入。“当地人的人均国民所得是台湾的 1/70，大学学费却跟台湾一样贵。台湾许多大学生尚得靠学贷完成学业，何况是这里的孩子。对他们来说，大学学费是天价。”换句话说，努力也未必有用，只有超级有钱的精英阶级才进得了大学。
林茵慈表示，大部分的学生都靠 NGOs 奖学金或私人赞助，若申请不到 NGOs 奖学金，才会寻求政府补助，但因为国家本来就穷，补助也是有一年没一年的，非常不稳定。
今年 23 岁的 Tionge Monthali 是个自信、坚定、神彩焕发的女大生，她在毕嘉士的资助下进入教会大学，主修银行与金融（Banking and Finance）。从她悉心打理的外表中，几乎难以想像她的日子有多辛苦。
“大部分时候我一天吃 1 餐，有时候一整天什么也没有。没有食物、没有水电网路、没有课本。可是我必须努力毕业，我有弟弟和妹妹，还有辛苦的妈妈和生病的爸爸，以及其他需要的亲人，我对他们有责任，我知道我可以帮助他们。”
念书的意义对 Tionge 来说，是要为全家人坚强起来，成为家中的经济支柱。“我妈妈是小学老师，她从小就告诉我念书有多重要。中学毕业时，我们因此费了很大的功夫，好不容易才找到毕嘉士愿意帮忙。”
Tionge 回忆起那段挨家挨户寻求资助的日子：“过程中，有非常多的亲戚或邻居会说：‘算了啦，女孩子念什么大学，念这么多书也没用。早点嫁人比较有保障。’可是，如果妳被这些话动摇，妳就是放任自己被环境所改变了。”
23 岁的马拉威大学生 Tionge。图片｜叶静伦
访谈中的 Tionge，言语中透露着超龄的成熟：“永远会有人告诉妳不要走这条路，因为这样因为那样，如果妳信了，妳就失去了自己。妳必须相信自己，为自己争取。因为如果妳真的结婚了，是妳要跟那个男人单独相处、住在同一间屋子里，不是那些七嘴八舌的人，他们没有资格来告诉妳该怎么做。等妳真的出了状况撑不下去了，他们只会说：‘这是妳自己的问题。’”
“没有的东西就是没有，接受这个事实，它就不会伤害妳。”
“生存确实很难。太多次我觉得太颓丧了。我常常没有钱、没有东西吃，日夜痛苦。有一天我一无所有的坐在那里，只剩下孤单，我问自己是否该停下？但停下来又能做什么？妳只能继续，妳就是得撑过去。妳得坚强，必须如此。如果妳任凭社会塑造妳，只会变得跟大家都一样。”Tionge 强调：“所以我要为自己做决定，并且承担我所做的决定、为它负责。”
马拉威大学生 Tionge（右）与另一位 22 岁的、主修土木工程的大学生 Sarah Nkhoma（左）。图片｜叶静伦
Tionge 甚至提到自己在最脆弱的时候，各种趁虚而入的考验：“在我四处寻求学费资助的时候，有些男人会来说服我跟他结婚。即使后来进了大学，也有人会想来带我出去吃饭、约我去玩。很多时候，尤其在饥饿的时候，这种危险的‘诱惑’真的非常难以拒绝。”
“但我学会说‘不’了。”Tionge 说：“我知道我不可以答应。今天妳跟他们要一顿饭，改天他们就会回过头来要得更多。我父母常说：‘没有的东西就是没有，接受这个事实，它就不会伤害妳，否则妳只会付出愈来愈多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