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威当地的环境、疾病、女性遭遇的不平等待遇,有如 4、50 年代的台湾。让女人迷和 NPOst 带你深入了解马拉威当地最真实的模样。

文|叶静伦

台湾是否有能力给予?台湾人为什么要在乎非洲人过得怎么样?NPOst 这上下 2 篇报导看似在描写毕嘉士基金会的马拉威计画,实则是以台湾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以下简称 NGOs)的国际合作切入,探究人性的“互助”这件事。

这也是 NPOst 亲赴马拉威采访,并持续关注台湾 NGOs 在他国做计画的原因──期望让更多人知晓,台湾的民间力量不只在岛内发酵,还有能力在他国创造改变。而质问这些改变“为什么发生”或“为什么发生在外地”,不如追究其执行过程与结果是否尽心。因为任何改变,都不会是一个 NGOs 突然介入便能专断施行的,必定是倾众人之力,不分国界齐心推动,始能催生。

如同逾半世纪前在台湾贫病交迫时,毅然驻足超过 30 年的毕嘉士医师所言:“所有的改变,都是从一个人开始;但没有任何改变,能只靠一个人成就。”


马拉威一景。图片|叶静伦

你可曾见过孩子因病毒感染导致肌肉萎缩,无法站立,且因为得不到矫治又贫病交加,必须使用过期疫苗,或在地上爬行的景像?

这些孩子幸运一点的能够活下来,终身面对身体障碍,不幸的孩子转眼便离世。事实上,很难说活下来的孩子究竟是幸或不幸。因为肢体障碍同时也剥夺了尊严,周遭邻里认为这“必定是上辈子做了坏事”,许多父母因此会将之藏在家中,学校也拒绝入学。大部分家庭不知道如何照顾无法行走的孩子,也得不到资助,束手无策。

同一时间,另一种病菌则会感染皮肤,损害神经,严重者在遭感染后手脚失去知觉,病毒侵入见骨,最后甚至造成手指脱落。因为身体不再完整、外表看似异常,再加上社会对疾病的认识浅薄,恐惧导致患者被强制隔离、集中管理,美其名为“疗养院”,实为处境凄凉的收容所。

这种情况,在台湾有可能发生吗?但这确实是台湾的面貌,是 40-50 年代的台湾。(延伸阅读:台湾版清除低端人口?身障街卖团体新巨轮协会:“社会本就没有我们活命的地方。”


50 年代台湾的小儿麻痹孩童。图片|毕嘉士基金会提供


50 年代台湾的小儿麻痹孩童。图片|毕嘉士基金会提供

西方宣教士引进医疗技术,更带来尊严

当年的台湾,路上常见的是牛车和脚踏车,公共卫生面临巨大的困境。前述造成肢障的病毒,即为台湾 50 年代全岛大流行的小儿麻痹症,后者则是自日本殖民时代便被强制隔离的汉生病患者,过去称为“麻疯病”,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即为乐生疗养院。

40 年代至 50 年代,台湾的小儿麻痹患者每年病例高达 400-700人 [注1],上千名孩子因为得不到疫苗而死亡;而高自杀率的汉生病及乐生疗养院中无数的悲歌 [注2],更是千言万语道不尽。


50 年代的汉生病患者(左)。图片|毕嘉士基金会提供

同一时期,因病遭强制或被社会隔离的还有结核病患者,名列当时的十大死因之一 [注3]。许多结核病患穷病交迫,形锁骨立,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与此同时,美援大量介入,再加之中国将大批宣教士驱逐出境 [注4],许多宣教士转而来到台湾,一蹲点就是半世纪。马偕医院、埔里基督教医院、屏东基督教医院(以下简称“屏基”)、振兴医院等,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落地生根。这些由西方宣教士带来的公卫与医疗面貌,与当时台湾因恐惧而隔离的养护机构及疗养院所极为不同,他们所带领的医护人员往往主动进入社区寻找病患,积极推动脊椎侧弯矫正与复健治疗,屏基的脊椎矫正手术甚至名列当时世界 8 大脊椎矫正中心 [注5]。

创建屏基的其中一位传教士是来自挪威的毕嘉士医师。1954 年,时年 26 岁的毕医师从挪威坐了近 3 个月的船抵达台湾,首先进驻台北乐生疗养院,2 年后南下经营如今的“屏东基督教医院”。

现已年届 90 高龄的毕嘉士医生,当年在台湾除了成立全台第一所结核病童疗养院,并且四处奔走,终至在 1962 年成功为 4 千多个孩子免费进行台湾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小儿麻痹疫苗接种 [注6]。他同时从美国引进支架辅具技术、成立支架工厂,隔年更成立全台第一所小儿麻痹儿童之家(即今日的“胜利之家”),让小儿麻痹的孩子能透过矫正与复健治疗,从地上站起来,拾回他们的尊严。


小儿麻痹支架工厂。图片|毕嘉士基金会提供


年届 90 高龄的毕嘉士医师,2013 年传记发表记者会时来台摄影。图片|毕嘉士基金会提供

从台湾的偏乡,到世界的偏乡

近半个世纪之后,屏东基督教医院无论在技术、软硬体、医疗观念、资源转衔、社区联结上都发展成熟。2002 年,出自外交与国际合作等种种考量,台湾外交部委由屏基派出由十多名医护公卫人员组成的医疗团,远赴非洲小国马拉威,展开公共卫生计画 [注7],诸如兴建姆祖祖(Mzuzu)中央医院、设置爱滋病彩虹门诊、建立病患资料追踪管理系统、训练助产士与接生婆、成立医学图书馆、捐血中心、推动行动医疗巡回等。

2008 年,马拉威与台湾匆促断交,旋而转向中国。台湾医疗团转眼间被彻离,原本得以佳惠马拉威无数爱滋患者的爱滋研究中心尚未完工,也因两国外交上的剧变嘎然而止。然而,当时已在治疗中的 8 千余名爱滋病患,成为屏基医疗团心中最大的悬念──常民百姓的生命,如何能交由国际角力来左右?已经看见的事,如何能装作一无所知?


屏基马拉威医疗团。图片|毕嘉士基金会提供

无法割舍 5、6 年来在当地打下的基础,在暗潮汹涌又敏感的国际关系中,屏基医疗团转向与长久以来的挪威民间盟友“路加国际”(Luke international Norway,以下简称 LIN)协力。这样的合作,在外有立案登记于挪威的国际 NGO 支持,在内有台湾医疗团技术深耕的基底,唯一缺的一块拼图,便是在医疗技术之外,最需要耐心布建的社区发展工作。

2013 年,最后一块拼图补上了。曾于台湾心路基金会任职祕书长 7 年、于联合劝募任职 14 年的周文珍,因缘际会在屏基穿针引线之下远赴马拉威,看见了屏基过往之所见,回台后,“毕嘉士基金会”应运而生。


毕嘉士医师(中)、毕嘉士基金会执行长周文珍(右)与毕嘉士公资组专员陈英庆(左)。图片|毕嘉士基金会提供

有些画面,看见了就走不开

所有的一切,都因为“看见了”。毕嘉士医师因为宣教而来到台湾,看见孩子因小儿麻痹而爬行,看见台湾人因肺结核而死,因汉生病而自杀,屏东基督教医院由此开始,并开启了屏基一连串的医疗治理建构与能力涵养;几十年后,成长茁壮的屏基,因为外交上的国际合作而来到马拉威,看见了马拉威的需要,开展了当地的医疗支援;再几年后,长久深耕台湾社福界的周文珍,在屏基的引荐下同样“看见了”,使得毕嘉士基金会开启了马拉威计画。

原本的目的如宣教、技术外交等,和所延伸而出的结果看似并不同,但有些画面,看见了就走不开。

细究起来,屏基医疗团员与周文珍究竟在马拉威看见了“什么”?是什么样的看见,让他们感受到恍如毕嘉士医生 1954 年踏上台湾时的震撼?


马拉威一景与二手衣市场。图片|叶静伦

2017 年的马拉威,名列世界 10 大穷国第 6 名。这个地处非洲东南的内陆国,全国面积超过 3 个台湾大,人口近台湾的 8 成,截至 2015 年底为止,却仅有 1 个达百万人口的城市(规模界于台湾的彰化与屏东之间),其第 3“大”城,也就是屏基医疗团为之建立中央医院的姆祖祖市,人口差距骤降至 22.4 万,相当于台湾的台东县。

2016 年,马拉威的人均国民所得(GNI)只有不到台币 10000 元(同年台湾 GNI 近台币 70 万元),全国 1857 万人有高达近 85% 的居民住在农村,以务农为主。不仅贫困,且在人类甚至已经克服了白血病、能进行器官移植、与癌症和爱滋和平共处的今日,许多马拉威人仍在死于爱滋病、肺结核、疟疾、霍乱,或者“没有救护车的车祸”,使得国人平均寿命仅达 63 岁。

在马拉威,每年有 3.8 万名幼儿活不过 5 岁(约为台湾的 38 倍),即便活过了,也未必能顺利进入小学。念小学在当地名义上是免费的,实则因为学校也穷,往往连课桌椅和课本教材都没有,学校于是变相向家长收取各种各样的“发展基金”(development fund),包括水电、校舍维护费等,小学辍学率因此高达 50%。

 上了中学,学费更是一大难题,从相对便宜的一般学校到昂贵的寄宿学校(boarding school),每学期学费都真实考验着每个家庭的收入与资源分配,使得中学开始辍学率急剧攀升,25 岁以上可顺利升上中学的比例仅达 20%,更别提再往上,只有不到 0.5% 的学生可以进入大学,进一步完成高等教育。


马拉威绝大部分国民的贫穷循环。图片|毕嘉士基金会提供

身为众多进驻马拉威的国际 NGOs 之一,带着成长于台湾的生命经验,毕嘉士基金会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理解到“教育”所能给予的是比“可预见的未来”更开阔的“机会”

“我们会去学校跟老师们说,我们有提供奖助学金可申请,中学生可资助学费,小学生资助制服和学杂费。只要他们看到需要的孩子,就可协助转介。”毕嘉士基金会公共事务暨资源发展组组长林茵慈解释:“很多孩子都是单亲或失亲,或者家中务农而贫困、真的缴不起学费,家长也不识字,又没有交通工具或余力长途跋涉到我们办公室,便由老师们代为填表申请,我们在地的马拉威同事也会登门做家访,确认他们的需求。”

看似单纯的资金赞助,对毕嘉士来说其实充满各种评估与权衡。例如,在他们资助的约 80 名小学生、70 名中学生里,有 2/3 都是女孩子。因为无一例外的,女性是所有贫穷地区的最大受害者。


马拉威妇女。图片|叶静伦

在马拉威,遇见台湾的过去

1978 年,美国学者 Diana Pearce 首度提出“贫穷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 [注8] 一词,指出在全球贫穷人口中,女性的占比远高于男性,且女性相较之下更容易陷入贫穷循环。这样的循环,在马拉威近 3 代之间正活生生的上演着。这种社会价值观的进程与演变,从在地团体的倡议诉求中可见一斑。

2008 年成立至今的马拉威当地女权倡议团体“马拉威女孩培力网络” [注9](Girls Empowerment Network Malawi,GENET),在整个马拉威有多达 9 个据点、23 名工作人员,年计画经费达 1650 万台币。这个男性成员不超过 3 人的在地女性团体,长久以来在各个社区串联志愿者、家长团体、酋长、村领袖、政府社福部会等,并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内外 NGOs 协力争取马拉威女孩受教权、教导制作布卫生棉、教育女孩创业、训练其经济独立。

她们并且在 2013 年提出一目了然的倡议口号:“我愿意的时候才结婚”(I will marry when I want),因为截至 2016 年止,马拉威还有近半数的女孩在 18 岁前就被迫结婚 [注10],有的甚至未满 15 岁。

观察马拉威近年最大的女权运动进展,是在 2015 年修改了婚姻与家庭法(Marriage, Divorce and Family Relations Bill),将最低结婚年龄从 15 岁提高到 18 岁。但直至今年 2 月,为了修补婚姻法与宪法间的漏洞,马拉威国会才终于通过修宪,明文规定法定结婚年龄为 18 岁。然而,仅管宪法已禁止童婚,在这个 2017 年 5 月才要建置人口注册系统、2012 年才强迫施行新生儿注册的国家,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几岁,许多女孩更因此“被宣称”已满 15 岁或 18 岁,导致儿少保护难以落实。


图片|GENET 官网截图


姆祖祖市中心,矗立着马拉威现任总统 Peter Mutharika 呼吁反童婚的看板(左)。图片|叶静伦

童婚现象既可说是贫穷与性别不平等之下的结果,也可说是导致贫困地区女性命运多舛的原因之一。最常见的循环,便是女孩自小被家庭与社区视为“可交换资源的物品”,不仅需负担所有繁重的家务,当家中资源有限、必须分配给 5、6 个孩子时,男孩往往优先成为被投资的对象。

女孩在自己的身体、智识(教育)和社会参与上都被剥夺应有的权利,许多女孩因此相较于家中的男性手足,往往在小学或中学时便最先辍学,从此被迫走入婚姻,之后继续操持家务,用同样的方式看顾自己的孩子,形成一代又一代的恶性循环。

这些循环与所衍生出来的困境,诸如女性容易因性知识不足而染病或意外怀孕、未能受教育而无法争取自身权利并抵抗倾斜的社会结构、产妇无法得到良好照顾而于分娩时死亡等,或者在支撑家计的男性离世后,无能独自抚养孩子……凡此种种,都是必须从社区合作、社会观念沟通及女性培力方面长时间着手的,也因此成为毕嘉士马拉威助学计画 [注11] 的核心价值。

“我从马拉威女性身上,可以看到我奶奶和妈妈所经历的过往。”林茵慈说:“这是我对马拉威女性遭遇很有感的原因。我奶奶不识字,很早就被父母嫁出去,不仅要照顾全家大小,还有生儿子的压力。我妈妈只有小学毕业,她的弟弟却可以念到博士,几个姊妹必须合力赚钱养这个博士。”

“我问妈妈这样公平吗?她说,那时候的女生都这样啊。”


马拉威女孩与台湾在地实习大学生(中)一起打排球。图片|叶静伦

“人生有这么多事可做,为什么要结婚?”

17 岁的 Agnese 是接受毕嘉士助学计画的其中一个女孩,也是全村唯一能上中学的女孩。她每天 5 点就起床,必须在 6 点上学前去提水、捡柴、打扫、为全家生火煮饭,之后花 2 个小时沿着泥土路走到 8 公里外的学校。她的家中就像大部分马拉威居民一样,务农、贫困、缺电、每天要徒步来回取 3 次水。每天下午 4 点下课后,她必须快速返家,不只为了准备晚餐打理家务,最重要的是赶在天黑前抵达,以免夜色昏暗中遭遇强暴等危险。

然而,即便如此辛苦,上学依旧是 Agnese 最快乐的事。在她高达 100 多名同学的班上,认真努力的 Agnese 成绩永远落在前 20 名。“我最喜欢地理、看地图,还有科学和物理。”Agnese 每天看报纸,在城里把别人看完的报纸留起来,吃力细读。在整个访谈中,只有提到上学、写字和地图时,原本羞怯的她才会忽然双眼发亮,当我们打开手机上的地图,为她定位出马拉威和台湾,以及整个世界的样貌时,她更显得全神贯注。


全神贯注看地图的 Agnese。图片|叶静伦

她甚至追问:“我以后想当记者,要怎么样才能当记者?”这个问题一时让人语塞。我们想像中一个记者的养成,似乎样样都牵涉到学习资源与辩证思考的训练资本,面对一个相较之下几近一无所有的女孩,这个目标让人以为遥不可及。

然而,进一步问她为什么想当记者,她的理由却又直截了当:“我想写出村子里的事。村子里发生很多事,都没有人看到。”光这个初衷,或许已为她的目标开展了许多可能。“我会告诉所有的女孩,不要太早结婚。人生有这么多事可做,为什么要结婚。”在这个甫修改禁止童婚、在地 NGOs 都还在争取女孩基本受教权的国家里,这样的反馈着实难能可贵。

“基本上,有进入我们小学资助计画的孩子,我们都会继续支持他们念中学,并且持续追踪、了解他们的学习状况,有需要时也会去家访,了解孩子为什么中断学业。”林茵慈说:“但是,中学之后就是另一个层面的考量。”


17 岁的 Agnese。图片|叶静伦


Agnese 的家。图片|叶静伦


Agnese 每天要为家里取水 3 次。图片|叶静伦

女孩最不该学的,就是认命

对 99.5% 的马拉威青少年来说,大学是一道窄如夹缝的偏门,必须翻过考试与学费的高墙,方得以进入。“当地人的人均国民所得是台湾的 1/70,大学学费却跟台湾一样贵。台湾许多大学生尚得靠学贷完成学业,何况是这里的孩子。对他们来说,大学学费是天价。”换句话说,努力也未必有用,只有超级有钱的精英阶级才进得了大学。

林茵慈表示,大部分的学生都靠 NGOs 奖学金或私人赞助,若申请不到 NGOs 奖学金,才会寻求政府补助,但因为国家本来就穷,补助也是有一年没一年的,非常不稳定。

今年 23 岁的 Tionge Monthali 是个自信、坚定、神彩焕发的女大生,她在毕嘉士的资助下进入教会大学,主修银行与金融(Banking and Finance)。从她悉心打理的外表中,几乎难以想像她的日子有多辛苦。

“大部分时候我一天吃 1 餐,有时候一整天什么也没有。没有食物、没有水电网路、没有课本。可是我必须努力毕业,我有弟弟和妹妹,还有辛苦的妈妈和生病的爸爸,以及其他需要的亲人,我对他们有责任,我知道我可以帮助他们。”

念书的意义对 Tionge 来说,是要为全家人坚强起来,成为家中的经济支柱。“我妈妈是小学老师,她从小就告诉我念书有多重要。中学毕业时,我们因此费了很大的功夫,好不容易才找到毕嘉士愿意帮忙。”

Tionge 回忆起那段挨家挨户寻求资助的日子:“过程中,有非常多的亲戚或邻居会说:‘算了啦,女孩子念什么大学,念这么多书也没用。早点嫁人比较有保障。’可是,如果妳被这些话动摇,妳就是放任自己被环境所改变了。”


23 岁的马拉威大学生 Tionge。图片|叶静伦

访谈中的 Tionge,言语中透露着超龄的成熟:“永远会有人告诉妳不要走这条路,因为这样因为那样,如果妳信了,妳就失去了自己。妳必须相信自己,为自己争取。因为如果妳真的结婚了,是妳要跟那个男人单独相处、住在同一间屋子里,不是那些七嘴八舌的人,他们没有资格来告诉妳该怎么做。等妳真的出了状况撑不下去了,他们只会说:‘这是妳自己的问题。’”

“没有的东西就是没有,接受这个事实,它就不会伤害妳。”

“生存确实很难。太多次我觉得太颓丧了。我常常没有钱、没有东西吃,日夜痛苦。有一天我一无所有的坐在那里,只剩下孤单,我问自己是否该停下?但停下来又能做什么?妳只能继续,妳就是得撑过去。妳得坚强,必须如此。如果妳任凭社会塑造妳,只会变得跟大家都一样。”Tionge 强调:“所以我要为自己做决定,并且承担我所做的决定、为它负责。”


马拉威大学生 Tionge(右)与另一位 22 岁的、主修土木工程的大学生 Sarah Nkhoma(左)。图片|叶静伦

Tionge 甚至提到自己在最脆弱的时候,各种趁虚而入的考验:“在我四处寻求学费资助的时候,有些男人会来说服我跟他结婚。即使后来进了大学,也有人会想来带我出去吃饭、约我去玩。很多时候,尤其在饥饿的时候,这种危险的‘诱惑’真的非常难以拒绝。”

“但我学会说‘不’了。”Tionge 说:“我知道我不可以答应。今天妳跟他们要一顿饭,改天他们就会回过头来要得更多。我父母常说:‘没有的东西就是没有,接受这个事实,它就不会伤害妳,否则妳只会付出愈来愈多的代价。’”(推荐阅读:儿少安置机构被遗忘的少年:“老师,妳为什么要来这里给我们糟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