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地球另一边东非小国马拉威,在台湾基金会团体的协助下,当地妇女开始翻转自己的生命经验,带你看她们如何从学习农业技术、经商,扭转自己的命运!

文|叶静伦

在 Tionge 的世界里,她大部分的女性朋友因为贫困而别无选择,或者因为生活太苦而想逃离,结婚成了一种计画性的“逃脱”──女孩们以为结婚后生活就能过得更好,岂料最后多半只是换一个地方,继续在农忙与家务中反覆。许多人甚至落入家暴困境,或者轻易“被离婚”,后半生命运更难以翻转。

“婚姻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目标。当然有一天我还是会结婚,但不是现在。”Tionge 强调:“我们从小就被教育结婚是首要选择,但我现在只想念书、想毕业,我想照顾家人。念书不是我自己的事,是家族里每个人的事。”

Tionge 希望每一个马拉威女孩都能理解这件事:“女孩子应该在小学时就被鼓励、认识自己的各种权利,理解教育的重要。我觉得到中学再说都已经太晚了。”她再三强调:“只要一直不停的试下去,一定会有机会的,就像我当初跟妈妈四处找人支持一样。至少,要懂的‘争取’,而不是一开始就选择认命。”


马拉威女孩。图 | 毕嘉士基金会提供

一个决定影响多个命运,NGO 的取舍与挣扎

也因为大学窄门实在难进,且所费不赀,对毕嘉士基金会来说,资助大学生变成一个艰难的决定。“小学生、中学生,我们都会一直资助到毕业,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基础的教育。但是,资助一个大学生的费用可以拿来资助很多其他的小学生或中学生,且老实说,这里的高等教育因为师资的养成与教学资源贫乏,品质也不高。”

林茵慈解释毕嘉士过去在奖助大学生时的内部讨论与挣扎:“刚开始我们其实争论过,既然大学这么难念、花费成本这么高、又不像台湾一样是普及教育,那我们是否能要求他们的成绩一定要达到⋯⋯例如前 10% 之类的?”

周文珍也说:“我们实在太渺小了,资源太少了。所以之前确实在想,既然高等教育品质没有很好,念完了也不见对工作有多大帮助,为什么还要拨出资金奖助大学生?”


马拉威中学教室。图片|叶静伦

一个决定会影响到很多人、左右许多未来,对身处其中、掌握资源的 NGO 来说,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林茵慈苦笑:“这件事我们还没有定论,现在我们只要求他们在大学里不要被当,否则你必须自己付重修的费用。我想,有时候看到那些好不容易念了大学却不认真的学生,其实只是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周文珍则说:“我后来想想,念书其实是在训练思考,为自己撑出一点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能有一些学习,而不是只为了工作。当然,学历高一点工作或许比较好找,然而教育这件事,我们看的不只是学历,而是学习的能力。”

“以女性为优先的教育支持”成为毕嘉士基金会的计画核心,这个理念在儿少阶段,配合马拉威国家现有已布建的教育体系,以资助学杂费的方式展开,辅以学习成效追踪与评估。然而,有不甚完备的教育系统支持的年轻学子,尚且必须如此与贫困及重男轻女的社会搏斗,她们缺乏社会福利网覆盖的父母辈、祖父母辈日子就更难以想像。(推荐阅读:世界女孩日!艾玛华森抗童婚:国家要进步,必须投资女孩


马拉威妇女。图片|叶静伦

“我丈夫走后,只留给我一个开瓶器。”

因为医药资源匮乏,马拉威的男人们经常因为感冒、结核、伤寒、腹泻、病菌感染等各种我们已视之为轻伤小病的问题而离世,或者单纯就因为厌烦、逃避而抛家弃子,留下来的孤儿寡母往往面临社群与经济上的双重压迫。所谓的“寡母”,其实就如同 Tionge 那些早早就辍学结婚的同侪,因为自小缺乏教育滋养、被社会资源所排除,当丈夫离世后,往往也几乎没有谋生能力。

“我丈夫走后,只留给我一个开瓶器。”林茵慈曾经因为一个寡妇妈妈的这句话而震撼,另一个寡妇妈妈更让她久久无法平复:“这里的人因为很穷,盖房子都很慢,手上有点钱的时候就先盖一面墙,过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有钱了,再盖下一面墙,也许最后才会盖到屋顶。曾有个妈妈告诉我,她丈夫过世后,她无力再租房子,就带着孩子到处住在这种盖一半的房子里,跟屋主收点小钱,帮忙看顾建材。等房子盖完了,她又要再带着孩子们离开,去下一间半成品空屋。”


马拉威盖到一半的房子。图片|叶静伦


马拉威盖到一半的房子。图片|叶静伦

“我深受冲击,”林茵慈说:“从来没有想过,这世上有人是这样在过日子的。”流落街头的孤儿寡母,是马拉威政府都无暇顾及的族群。许多人为了求生,或许会选择再婚,但同样为了求生,“再婚”有时衍然又是个更糟糕的决定。

“再婚之后,对方通常不会好好对待我跟前夫留下来的孩子,且我也没办法好好照顾他们,因为我得照顾新一任丈夫和孩子,照顾我的新家庭。”今年 61 岁的 Mary 说。Mary 10 岁时爸爸因狂犬病过世,14 岁时升上当地很好的的中学,却跟大多数女孩一样,因缴不起学费而辍学、被迫结婚。35 岁时,丈夫因车祸去世,当时的她已育有 6 个孩子。

“男人通常不会帮忙家务,反而会命令妳做这做那,女人必须取水、下田、做家事、煮饭、打扫⋯⋯如果不幸我比他早死,几乎所有的问题他都无力解决,我的孩子只会更痛苦,会生病甚至被迫流浪。”事实上,Mary 的丈夫在世时其实对她极好,两人过了 20 多年平稳的日子,但即使如此,她也不想再婚,把生活问题搞得更复杂。


61 岁的 Mary(左)。图片|叶静伦

技术辅导妈妈团体,鼓励团结自立

2002 年,就在屏基落脚马拉威的同一年,有大约 40、50 名像 Mary 这样的寡妇妈妈们,成立了自己的团体,决定靠着群体的力量共同求生,她们称之为“Chitatata”,在当地语言中是“辛勤工作”之意。2004 年,在村长的引荐下,当时已 48 岁的 Mary 加入了 Chitatata,在此之前,她已经带着孩子独自在外漂泊了 13 年。“那段时间我只能靠做土砖过日子,赚得非常非常少,也没有其他亲人支持,日子非常难过。”(推荐阅读:非洲农村妈妈的“女力”:不需要名牌包,一只塑胶袋够装我所有

当时的 Chitatata 寻求过屏基医疗团的协助,但屏基毕竟是以医疗为任务的团队,多半仅能靠医疗团的团员们用个人力量支持 Chitatata,没有余力有系统地进行社区发展与妇女培力。这个遗憾,后来便由路加国际和毕嘉士基金会正式接手。

“最开始,妈妈们经历千辛万苦,去跟酋长跪求赐予她们土地,并且分头去寻找资源,盖房舍、养鸡、种玉米,然后凑车钱去城里跟市政府登记为社区团体。她们想靠着做小生意来养活彼此,毕嘉士则进一步提供微额贷款,并且引入技术与经验。”林茵慈说。


Chitatata 妈妈们合力养的肉鸡。图片|叶静伦

“当地有一些专做教育训练的 NGOs 或半官方团体,我们会跟他们接洽,请老师来为妈妈们上课。从记帐、会计、簿记、管理、分工、养鸡技术、做饲料、做生意、任务分派等,都需要教。”林茵慈解释这些课程刚开始对妈妈们有多困难:“拿 3 只鸡去市场卖,回来就必须有 3 只鸡的钱,这些钱必须登记在帐本里,之后一起存到银行。这一连串在我们看来非常基本的动作,全都要手把手的教。或者像在银行开户这样的事,她们也都需要协助,因为大部分的人根本没开过帐户。”

年届高龄又被岁月操劳的妈妈们非常容易忘记所学,毕嘉士在地工作人员必须时时为她们复习,让生意顺利推展。除此之外,她们还合力种玉米,等营运上轨道后,又开始养猪和羊。

“刚开始她们不太有金钱管理概念,一拿到钱就很兴奋的拿去买床垫啊什么的,也不懂得把下一期的成本先留下来,结果常常没钱买新的小鸡。后来透过不断的沟通与引导,她们才逐渐懂得分配、管理营收。”

如今,Chitatata 在许多成员因为各种原因陆续退出后,剩下来的 19 个 60、70 岁的妇女,已成为牢不可破、情谊坚定的团体。“加入团体后,可以认识很多朋友。虽然我们也一天到晚吵架,可是可以忘记很多烦恼,可以分心,不会一直纠结在生活的困难里。”Mary 说。


Chitatata 的妈妈们。图片|叶静伦


Chitatata 妈妈们养的猪。图片|叶静伦


Chitatata 妈妈们养的羊。图片|叶静伦

再怎么匮乏,都有能力给予

令人吃惊的是,Chitatata 在营运终于上轨道后,做了 2 件难能可贵的事。第一是她们用营收的余裕,成立了儿童日托班。“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林茵慈说,这件事让她感动不已:“她们的收入并不多,许多妈妈们生活还是很困难,甚至,她们过去在村子里也受过很多排挤。可是,当她们现在有了一点小钱,却将大部分的基金拿去成立日托班,花钱请日托老师,照顾村里那些无处可去或父母无暇照顾的、大约 40 个 3-5 岁的孩子。她们甚至还为孩子们供应午餐,对很多孩子来说,那往往是他们一整天下来唯一的一顿饭。”

Chitatata 的妈妈们由此将组织分成微贷组、日托组、养鸡组和养猪组,大家分头让组织顺利运作,营收一年比一年好。“我们有补助不少午餐钱和日托老师的薪水,但最终都还是要求她们有能力自营,不能永远靠我们。”林茵慈说明:“这之间其实磨了非常久,一开始妈妈们连养鸡的资金都投入日托班,结果根本没钱买小鸡,然后再跑来跟我们说没钱,这对我们来说是本末倒置,所以费了番功夫沟通。后来她们才开始想别的办法,例如跟部分付得起的家长们收一点点钱。”


Chitatata 妈妈们成立的儿童日托班。图片|叶静伦


Chitatata 妈妈们成立的儿童日托班。图片|叶静伦

Chitatata 做的第二件事,是在 2014 年时,到邻近的另一个村子里去辅导另一群较年轻的寡妇妈妈们,成立 “Chitatata 2”。

“因为原先这群妈妈们的生意做起来了、小有声色,开始有其他成员陆续想加入。但对这群辛辛苦苦走到现在的创始成员来说,要打破现有的分工与平衡,甚至与新成员分享血汗成果,是件困难的事。”林茵慈解释:“但我们也不会强迫她们做任何决定,这个团体是她们的心血,她们有权自己去思考答案。”

Chitatata 思考出来的答案,是无法再收更多新成员,但她们乐意去辅佐另一个团队。林茵慈回忆起当初新团体成立的过程:“我们和新团队协力买下了一块地,并且筹盖工作据点的房舍,毕嘉士负担 8 成,余下 2 成的款项请她们用贷款的方式负担,之后慢慢还。”林茵慈说:“这 2 成不是什么大钱,但我们希望她们能藉此有归属感,知道这个计画是属于自己的,必须要出钱出力,自己经营下去。”

去年底,这个新团体在毕嘉士的资金与技术支持,以及第一个团体的经验传承下,终于顺利盖完了鸡舍,开始养鸡。“又是鸡!”林茵慈笑说:“当初她们说要养鸡,我们提醒她们说,‘妳们跟第一个团体距离很近,大家都在养鸡,这样不会抢生意吗?要不要试着做别的小生意呢?或者去开发更多的市场?’但她们仍坚持要养鸡!不过,事情总要做了才知道,就看她们自己的调整啰!”


Chitatata 2 的妈妈,品尝台湾团员做的汤。图片|叶静伦

Chitatata 2 现在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团体,成员之间互相扶持,许多年轻的妈妈们在这里学会了很多技术。“之前因为市场买的现成鸡饲料太贵,我们有请老师来教 Chitatata 的妈妈们自己买原料来混出鸡饲料。但她们上完课之后轻忽警告,没有仔细照着成分表做,有一次做出来的饲料,养出来的全都变成软脚的歪头鸡!后来才发现是忘了放小鱼干(钙),鸡骨头不够力!”林茵慈大笑说,有了 Chitatata 的经验,Chitatata 2 的妈妈们因此彻底学会了“不能随兴混饲料”这件事。这种切身又实际的经验学习,远比老师们苦口婆心的说半天来得有用。

Chitatata 2 的其中一个年轻成员 Mercy 今年 47 岁,幼时爸爸不明原因过世,妈妈再婚,她因此在 16 岁时被迫出嫁,小学也早因贫困而辍学,后来妈妈更因病去世。7 年前,Mercy 的丈夫也因病过世,4 年后她加入 Chitatata 2,从一个做小生意赚取微薄收入、必须靠已婚的妹妹接济、独自照顾 5 个孩子的寡母,到今天成为一个学会养鸡、做生意、会跟团队里的朋友分享生活、共同解决困境的坚强母亲,她甚至因此在家里开始养起自己的鸡,赚“外快”。

“希望加入 Chitatata 2 之后,可以再也不用靠妹妹接济!”Mercy 充满热忱的说:“我在这里真的学到非常多东西,还看到很不一样的世界。我非常渴望能继续学更多东西!也希望以后可以赚更多钱、做更多生意,我还有很多事想做!”


44 岁时加入 Chitatata 2 的 Mercy。图片|叶静伦

“为什么不先帮台湾人?”一个不成问题的提问

Mercy 对学习的热诚,与 Tionge 和 Agnese 对成长的渴求如出一辙,也成为毕嘉士工作人员最宽慰的信心来源。林茵慈笑说:“去年我为了计画在马拉威待了半年,今年只待 2 个多月,算短了!”无论是助学计画,还是妈妈团体的技术辅导与协助,台湾 NGOs 想要在国外做计画,上自国际间的外交阻挠,下自台湾募款的推行,样样都困难。

“我们最常被问的,我相信也是台湾所有在国外做计画的 NGOs 最常被问的,就是‘你们有钱为什么不先帮助台湾的孩子?’”周文珍和林茵慈都苦笑,对这个万年质问感到无奈:“先别说毕嘉士在屏东还有做老人长照服务,光针对马拉威女孩/妇女,看到她们的人生因此有了巨大的改变,我就不再有困惑。”

“我从来不会去想‘为什么是马拉威?’,我进毕嘉士到现在,只想着怎么在有限的资源下做得更多,怎么把服务做得更好。”林茵慈说:“我们的预算其实愈来愈不够,需要资助的学生一直在增加。且我们接下来还要发展布卫生棉和滤水器计画,让当地女孩/女性可以不用因为没有卫生棉而缺课、避免频繁的经期感染,也希望当地的居民能有干净的饮用水,可以不用再喝那些被排泄物和垃圾污染的水。”


Agnese 每天为家里取来的水,当地人会直接生饮、拿来煮饭。图片|叶静伦

事实上,“有余力为什么不先帮助台湾人?”这个问题对毕嘉士基金会来说实在是多余了。因为这个以毕嘉士医师为名的基金会本身,已经是问题的答案。如同 1954 年踏上台湾的毕医师,在这里培力起屏东基督教医院;如同 2002 年屏基医疗团进驻马拉威,因缘际会诞生了毕嘉士基金会;如同 2013 年毕嘉士基金会开始协助 Chitatata 的妈妈们;如同 2014 年这群妈妈们让 Chitatata 2 顺利诞生。

倘若我们认真要追溯“为什么”,便可一路从像 Mercy 这样的妈妈身上,追溯到 1954 年的毕嘉士医生,然若我们执意要追问当时的毕医师:“你为什么要来帮助台湾人?”他或许也不理解为什么这会是个问题。

当我们问他们为什么“来”,他们或许会说因为“传教”或“外交技术支援”,当我们追问他们为什么“留”,他们或许只能反问:“为什么不?”因为事实上,是哪里都不重要,马拉威也好、越南也好、缅甸也好,甚至,是谁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有些景像,就算只在无意中看见,有些人就是放不下。

“互助”的前提因此并非决定于“资源”的多少,而在于内心的“共感”。如同马拉威大学生 Tionge 的生活已经清苦到我们无法想像,却依然会说:“我现在过得还好,跟许多真的一无所有的人比起来,我还不算太糟。”如同 Chitatata 的妈妈们,自己都不足够,依然能够无私的给予;如同饥饿一整天的孩子之所以能分出一半面包给另一个孩子,或许正因为他最能懂那饥饿之苦。


Agnese 家里的厨房。图片|叶静伦

是时候该换个问法了:“好事是不是被做对了?”

“共感”的建立与传递,因此成为寻求支持的台湾 NGOs 能够努力的方向。“共感”的匮乏让我们不断叩问“为什么要帮?”,也因为对台湾同一块土地的“共感”最强,才无法理解行于外地之善。远在台湾的捐款人内心所受的冲击,自不会有长期深入异地的 NGOs 工作者来得深,然而,没有共感,自不需要加入;但若意外经由 NGOs、驻外人员、旅行家或媒体工作者的传递而受了感动,何妨就一起投入。

当然,不是每一个“看见”、每一个想做点什么的人都有能力把好事做对,NGOs 也并非是带着光环突然降临在哪个地方,而是如同毕嘉士基金会与无数从事国际合作的 NGOs 所经历的,必须面对无止境的计画检讨、专业评估甚至内部冲突,才能寻求一个“共好”的结果。那些愿意支持的人,所支持的或许也并非远方从未谋面的另一群人,而是相信在这之间的 NGOs,能本着自身的专业,让好的改变与善意的循环在世界的角落里真实发生。

从现在开始,或许我们可以改变提问,别再问“为什么要帮?”,而改问“怎么帮?帮了什么?”身为捐款人,身为支持善意循环流转的一员,“好事是不是被做对了”、“NGOs 的专业是否落实了”,或许才是我们该认真提问与监督的。


马拉威青年与二手衣市场。图片|叶静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