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云装扮者与母亲的课题,细看我们总在长大过程努力获得独立,学着和原生家庭断裂,才得以逐步处理与父母家人的亲密关系习题。

公号 ID:knowyourself2015
公号简介:人人都能看懂、但只有一部分人才会喜欢的泛心理学。

采访撰文/小汤圆
编辑/KY主创们

我在去年的旧金山偶遇了乌云,当时他从传统媒体离职,作为公众号“乌云装扮者”的作者去参加一次活动。他在公号上会时常更新一些文章,内容是个人的随笔和感悟,它们都是以“给妈妈的信”的形式呈现的。

后来我了解到,对他来说,母亲确实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们在很长的时间里互相伤害,却又对彼此有着过度的依赖。这段关系也深深影响了他自己的人格形成,随后他用了很长时间去摆脱这种影响,然后在变得更强大后,回去重新处理他和妈妈的关系。他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一度以抑郁的形式集中爆发出来,但这也触发了问题的解决。

“我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和我的成长经历类似的人绝不是少数。”在他成为一个写作者后,不时的粉丝来信反馈也印证了这一点。所以这一次,我们着重聊了他和妈妈的关系,他谈到了亲情、责任等诸多命题,这也是他第一次对外界勇敢地说起这些。今天我们也希望通过他的分享给大家一些启发。

在没有足够能力的时候,逃离也是负责任的方式

Q:我记得你以前在公号的专栏就叫做《我很好啊,妈》,最近出版的新书也叫这个名字,你和妈妈的关系似乎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A:是的,我和妈妈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她很早就和我父亲分开了,但我父亲选择了组成新的家庭,我妈妈则一直没有开始新的感情,生活得很孤独。她说,这样做都是为了我好,如果和其他人恋爱结婚,会增加我的负担。

而在我小时候,我妈妈对我进行的一直是挫折教育,所有的行为都是“负激励”的,几乎没有任何正面的鼓励,唯一可以获得表扬的时候就是考高分的时候。对她来说,我似乎一直是一个不够好的人,比如当我主动洗碗时,我妈妈总是会说,不要以为你做得很好,你哪哪都没洗干净,然后她会去重新洗一遍。除此之外,她的情绪也很不稳定,有时会当着我的面撞墙、闹自杀等。

在 18 岁前,我们之间没有真正的沟通,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吵架就是冷战。

Q:后来,你和很多类似的孩子一样,选择离开家去外地上大学,又来到北京实习和工作。这算是一种逃离吗?

A:可以这么说,但是首先我认为,逃离不等于逃避。逃避指的是,当下的状况也许是能够改变和解决的,但是你不敢、或者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选择了不去面对它。而逃离,是你发现自己在当时、当地是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处理的,就好像是当一个村子发生瘟疫的时候,凭藉你的力量是无法改变的。如果要保全自己,你只能先离开

我首先选择了逃离,就是因为当时的我还不够强大,还没有办法去拯救那样的关系和局面,逃离是在当时对自己最负责任的方式。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大部分人,都在努力先获得独立,再和原生家庭断裂。

到后来我开始接受心理谘询,我发现,和妈妈的关系成了谘询中绕不开的话题。

Q:你是如何开始接受心理谘询的?

A:那是因为我发现自己抑郁了。在三四年前,我的生活整个处在混乱和茫然中。我曾一心想要做纸媒,也进入了最好的杂志,但是与此同时,传统媒体在迅速衰落,我身边所有的媒体人都极度焦虑,前赴后继地离开这个行业。在我当时做专题的部门里,其他同事几乎全都离职了,我被迫要独自承担全年最重要的 9 月刊的大量工作。

我一直都是一个很瘦的人,但有一天我的一个同事说,你怎么又变瘦了?我很惊讶,于是秤了下体重,发现自己在短短几天时间里竟然轻了近 10 斤。我吓坏了,以为是身体上得了什么大病,就到处检查身体,那一年里甚至做了三次胃镜,还去大医院住院检查,但都没有查出什么问题。

有一天,我从医院回到当时租住的房子,打开门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早就陷入了一团糟——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叠衣服了,房间的地上扔的全都是衣服和杂物,几乎没有落脚之地,垃圾很久没倒,打开冰箱也没有任何吃的东西。我小心翼翼地跨过那些地上的衣服,突然蹲在一把椅子上哭了起来。我满脑子都在想:一切怎么会变得这么糟糕?在那一刻,我甚至有了要自杀的念头,这是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

幸好我立刻就有求助的念头。我有同事做过抑郁相关的选题,也有朋友曾是抑郁症患者,当我说出我的表现,他们的反馈就是,你可能抑郁了,并建议我去求助。我害怕医院,不敢去看精神科,于是便托熟人找了一个心理谘询师,随后开始了一年多的谘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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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感并不是宏大的,它就是日常的细节

Q:我记得你曾说过,心理谘询带给了你很大的影响,也是你对人际关系中的“责任感”有意识的开始。

A:是这样的,那时我工资其实不高,但我还是坚持每周都去谘询,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未间断。即便我非常不想见谘询师的时候,我也会逼着自己去。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从混乱中找到了自己,也开始体会到人际交往中的责任。

第一次提醒我“责任”这件事的,是我的谘询师。因为我在谘询时很爱迟到,而且觉得只迟到 5 分钟、10 分钟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有一次他告诉我,为什么你觉得迟到几分钟是没关系的?你是否有考虑过,你做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感受。

那一刻我仍然不觉得这是什么严重的事情,但之后我开始反思,我的言行会不会对其他人造成伤害。

我开始发现,我在情绪上是自私的。我曾经是一个很消极的人,或者说是经常给人传递负能量的人。特别是在抑郁的那段时间,和当时的主编交流时,我经常就会突然告诉他,我胃不舒服,我状态不好,还经常和他吵架;在同事去吃饭时,我也是一个很难搞的人,我会说,我不能吃辣、不能喝酒,或者我不跟你们一起吃饭。其实我在说这些的时候,实际上是故意想让他们所有人知道,我不好,我情绪很糟糕,彷佛是在强化自己的存在感。

我之所以说,这样的行为是自私的,是因为我们实际上在给对方施加压力,会给别人带来不好的感受,尽管你可能是无意的。虽然抑郁症是你病了,是你变弱了,但是这不是你给周围一直传递负面信息的理由,也没有人天生有义务要可怜你、照顾你的情绪。

很多人会把责任感理解得太过宏大,比如要为某个崇高的目标而担负责任;也有人把责任理解得过于具体,比如认为是自己需要完成某项工作,或者养育孩子等等。但其实责任感体现在很多细微的地方,比如情绪上,比如人际交往中。

Q:那你现在如何理解这种在情绪上细微的责任感?比如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可以有什么样的更好的处理方式?

A:你要为自己的情绪和别人的情绪负责。比如,你首先要明白自己的情绪,即便你控制不住要发脾气、要传递负能量,你也要能够告诉别人你的情绪状态。

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状态是负责任的表现,而表达需要有老师,在这一项上我小时候没有学好,和我母亲的沟通中几乎没有真正的表达。我以前是不会主动和人打招呼的,但是现在我会逼着自己去破冰、去开口打破沉默,变得更加主动,去和新的人认识。一开始,我练习的方式就是主动和餐厅服务员聊天。

现在,我依然会抑郁,但我会承认和接受自己的情绪,也会努力去表达,告诉别人我的情况,而不是理所当然地将负面情绪带给别人——即便你有抑郁症,这一切也不是理所当然的。比如,我今天感到自己状态非常不好,我就告诉本来约好的合作夥伴,我现在可能控制不了自己,能不能改个时间;或者我发了脾气,事后会解释清楚,我抑郁发作了。我在学习去给对方造成更好的影响。

Q:在人际关系中,诚恳地表达确实是重要的,不论是在表达你的情绪,还是表达别的事情。

A:是的,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表达,都是对自己和他人的负责。比如,拒绝看上去是一种人际中的负面表达,是有伤害性的,但实际上学会拒绝很重要。以前我是一个谁都不敢得罪的人,经常会困于“人情”,恨不得把所有人的期待都完成,觉得这个是客户爸爸,那个是合作夥伴,在对方提出要求时明明觉得不靠谱,但也会答应下来,之后就是把自己逼死,并没有真的在处理对方的事情。但后来我发现,你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其实反而是一种不负责任,因为你实际上不能承担。拒绝是很难的,但是坚定的拒绝是负责任的做法。

我也会重新正视社会关系:你不能和所有人都成为朋友。媒体人其实有一个通病,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不清楚,但是暧昧的状态是很影响效率的,效率优先对双方都有好处。

先找到自己是谁,再去负责任地处理和世界的关系

Q:听起来,你接受心理谘询、改变和他人相处的方式等等,也是一个在混乱中逐渐找到自己的过程。

A:这个过程是持续发生的,我和之前的成长环境划清界限;接受谘询、慢慢发现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逐渐调整自己的抑郁状态、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同时也找到了自己,建立了自信,越来越明确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对于自我意识这件事,在我年纪比较小的时候,第一次使我得到豁免的可能是写作(注:乌云在学生时代曾是第 8 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因为在此之前,我妈妈从来不会对我做的事情或者我的成长给予关注,对和错的评判标准很简单粗暴,就是学习成绩。但是,在写作这件事上,妈妈是无法给出成绩评价的。写作给我带来了意外收获,我开始有自信,比如我拥有了稿费收入,也有了读者的关注,获得来自全国各地的反馈。

之后,独立最重要的一步,还是经济上的。在逃离家庭后,我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不断地努力,赚到足够的钱,才有能力回过头去处理和过去的关系。

后来,抑郁的爆发让我求助心理谘询,帮助我梳理了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比如刚才提到的,在人际关系中不够坚定,在情绪上的自私,等等。我也意识到,在深层次上,是我太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总是在为别人而活,这是我总是焦虑的原因。

我从媒体离职,只是想离开当时的工作,因为我不想再用工作来证明我自己了。离职后的那段时间包袱也很重,因为我并没想好要做什么,而此时已经有很多人盯着我,他们会指指点点说,别的媒体人出来都创业、拿了投资,赚了大钱,你看乌云也出来了,做得怎么样,到底行不行?

那时我没有答应任何的 offer,而是选择去旅行了一段时间。旅行并非一个工具,我也并非要通过旅行找到自己,回来以后,我也依然不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我只是想回到一个我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下,去经历和感受。

但在回国后,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我需要把其他人、事物“抛弃”掉。那不是表面上的绝交,而是你要抛弃所有繁杂的纷扰,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才能真正地和过去的东西撇清关系。不被困住的关键,是你要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想要成为的是什么样的人,在你心里有这样一个答案。

当我没有目标的时候,即便我已经想好要和过去绝交,我仍然会被过去困住,会考虑得太多,会想到各种各样的因素:万一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前的东西来找我怎么办,我父母怎么办?但是回来以后,我决定:我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要担心被别人瞧不起。我不需要之前圈子的关注,更不需要寻求他们的认可,或者去证明“没有你们,我也能做得很好”。

所以回来后我也没有见投资人,在一年时间里养了一个小公司,也没有太大成就,也会遇到困难,会“交学费”。我没有觉得我现在是成功的,公司发展得不快,但是虽然缓慢,仍然在往前走。我确实失去了很多,但我也获得了很多。我接受这个过程,没有那种觉得“自己一定要成功”的执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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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那么你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人生目标、生活状态吗?你心中是否已经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A: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找到了,但那不是一个具象的目标,它是在某个时刻突然出现的一种状态。

我去瑞士的时候,有两个晚上住在山里的一座五星酒店。酒店经理告诉我,黑塞在这里住过一年,每天坐在窗前写作品。当我推开窗户,看到雪山和森林,那一刻的感受很奇妙——屋内很温暖,外面在下雪,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出现在这里。

我发现那是我最想要的一种状态,我逃离了那么多东西,受了那么多委屈,只是为了获得这 48 小时。之前我也觉得我在为某件事情努力,但是那一刻它更具象了。

从此之后,我每做一件事,似乎都是要为之后多储存一天,回到那个地方,获得那样的景象——我希望我真的有一天,可以坐在那样的窗前去完成我的作品。这个目标并不是说我要成为一个作家,或者写出怎样伟大的作品,而仅仅是一种状态:我真的没有了压力,离所有的评价都很远,心安理得地、在美丽的自然景观里享受精神上的东西,拥有一种归属感。

那就是我要追求的状态。它可能不是我人生的终极目标,但那个曾经获得过的瞬间,使得我想要走很长的路,努力,去实现它。

沟通、回归,处理生命中最难的命题

Q:最后说回来你和妈妈的关系了:当你越来越找到自己后,你回去处理了可能是人生中最难的命题。

A:是的,我们之间取得了很大进展。突破的一刻发生在 3 年前,我和妈妈旅行的过程中。那是我们第一次一起旅行,去了欧洲三个星期,也是高中毕业后我们待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那时带她出门时,我是带着赌气的感觉的,我想要释放给她这样的信号:我现在已经能够赚钱,一个人把你带到国外来旅行了。

我记得曾经在见谘询师时想像过一个场景,是我未来的生活,有家庭、孩子,但在那个场景中,我妈妈突然出现了,说明我妈妈对于我来说一直是没有摆脱掉的存在。我之前从来不敢和我妈说“摆脱”这个词,害怕会对她造成伤害;但在那一次旅行中,我说出来了。一天在法国的酒店里,我们爆发了重大的冲突,我第一次对她说了很多真话。

当时她在喋喋不休地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来到巴黎、罗马,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儿子,能够带我从小县城来这些地方旅游,我真为你骄傲。

但她说这些的时候,我突然就告诉她:我并不想成功,我也不想再做你眼里那个“成功”的儿子,不想活在这种对成功的认可里。我也想犯错,我也想失败。我还告诉她,不要以为我过得很好,不要以为我住着品牌的五星级酒店,采访了大明星,和大人物谈笑风生,就过得很好。没错,这可以成为你和别人炫耀的资本,说你去了世界上那么多地方,但是我一点都不好,我一点都不开心。

也是那时我才告诉她,我有抑郁症。

我说,现在我要告诉你,我已经 27 岁了,我在用成人的方式思考问题,不再是你所认为的那个孩子。在此之前,你认为的很多事情都是错的,而之后我想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和你所以为、所希望的也不一样。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即便犯了错,你都没有再责怪我的权力。

Q:当时妈妈的反应是什么样的?这次谈话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A:她整个人都懵了,然后哭得非常厉害,后来我也哭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彼此面前哭,她从来没有对我哭过,因为她是一个不能输的人,她不能展露自己这样的状态。她第一次低头认输,突然回复到了一个母亲的状态,说:我觉得你在北京过得挺苦的,我们回家吧。我很心疼你,我不需要你成功了,你回家了我还可以保护你。

但我继续告诉她说,我已经 27 岁了,不再是 18 岁的高中生,你已经保护不了我。我们都需要开启自己的人生,而不是所有事情都要绑架在一起,你不能过多地出现在我的生活,我也不应该占据你全部的人际关系。我们之间的纽带应该是亲情,是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你不是爸爸,不是情人,更不是保姆。

那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从那次沟通以后,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开始迎刃而解。我们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去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然后各自回家,她回广西,我回北京。

她回去后,有一天打电话和我说,“在酒店里吵架的时候,其实我非常想要给你一个拥抱,但我不好意思做。”她还说,“妈妈很对不起你,请你原谅。”这是她第一次和我道歉。我能感觉到她在渐渐打开自己、放松自己。那次在电话里我又哭了。但我告诉她,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

我发现自己真的早已原谅了她。在谘询师告诉我,你母亲的性格其实也是受到上一辈人影响的时候;在我发现她自己也出生在外公外婆离异、不幸福的家庭里的时候;当我尝试这样去理解她时,我就已经原谅她了。我告诉她,这不是你的错,你也受到了你的上一辈人的影响,你也有自己的局限和创伤。

到后来,每一次她来北京,再回去,她都会主动拥抱我。现在她每次在电话里还会告诉我说,你要好好的、开心点。不要太累,按时吃饭,工作不要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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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这的确是成功沟通的开始。你会觉得那次争吵是偶然的吗?还是随着你的成长,其实开启这种沟通是一种必然。

A:其实回过头来看,那次争吵有偶然的因素,比如我们都在陌生的环境中。但那时,我也确实有了主动沟通的动力。我曾经深受过去的影响,也曾经努力与过去决裂,但我的处理方法也是简单粗暴的,在他们有一些意见和行为的时候,总是当没听见,或者很不耐烦地说“好了我知道了”,这并不是真正的沟通。无论是为别人而活,还是刻意去屏蔽他人,都不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但在那次争吵时,我其实已经觉得自己是有能力应对的了。我也在思考:你到底要把人生中多少时间和空间留给自己的上一代?妈妈对你有养育之恩,你能够做到不管不问吗,你真的忍心让妈妈生活得很孤独吗?你想要独立的生活,但父母还在,怎么照顾他们?我就发现,我不得不回过头来介入她的生活,处理我们的关系。

Q:这个改变会是个漫长的过程。

A:是啊,其实人是很难改变的,一个人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另外一个人。比如,我也想让她去做心理谘询,但这件事对于长辈来说太难了,她觉得这么多年都活过来了,我没有心理问题。

她到现在也都没有停止过“负激励”,因为这是她多年的处事方式,会不自觉地展露出来。她来北京住我家,每次一进屋子就会说,这间房子怎么怎么不好;我带她去餐厅,她也会说这个餐厅不行,太贵;出去旅行时几乎一路都在抱怨,就好像小时候永远抱怨我考试不够好、碗洗的不干净、扫完地还有灰尘一样。

我以前针对她的这些行为会很愤怒,但是我不会告诉她,也无处发泄,因为 20 多岁的男生,没有人会愿意听你抱怨妈妈。有一段时间,我每次都把她的这些抱怨记在手机上,每天都能记长长的二三十条。我记下来给她看:你一路都在抱怨,我带你出门的目的不是让你抱怨,是想要大家开开心心的,但你却一直都在告诉我,自己不开心。你的这些反馈不是让我很沮丧吗?那她就会说,我只是随口一说,你为什么要放在心上?

但现在,我发现她在有意识地和我沟通,也会担心会不会伤害到我。比如,她还是忍不住会抱怨,但是抱怨的时候会在前面加一句:我说这些你不要不高兴。

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我们开始能够感知到对方的状况。我后来也认识了很多国外的家庭,父母从小就和孩子平等沟通,而不是“妈说的是对的,你错了就是错了”。但我们之间这么多年来没有沟通,青春期的吵架也是完全无效的沟通,吵完就是冷战,谁也不服谁。现在她 50 岁了,我快 30 岁了,我们才开始重新学习沟通这件事。


图|乌云装扮者提供

Q:那么你现在觉得,自己已经处在健康的状态中了吗?之后你为什么决定结束谘询呢?

A:后来心理谘询就是很自然地断掉了。一开始谘询师也说,我们之间的工作总有一天会结束的。我曾经问是什么时候,他说要看情况。

某一个瞬间,我就发现我可以结束这个谘询了,因为我不能一直依赖他,他也不可能陪伴我一辈子。一些问题在那个时候已经被解决了,比如,和家庭的沟通需要有开始,谘询师不会指导你怎么说话,但他点明了那个方向;我逐渐有能力和母亲发生对话,也可以自己练习;我能开展简单的自我分析,和自己的抑郁症状相处。

我还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黑狗”仍然存在,它也是一个警示,比如最近我的工作压力突然增大,我就能感觉到它又回来了,要想办法和它“谈一谈”,或者考虑生活是不是存在问题需要调整。

Q:那你现在觉得,责任感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A:其实我从来没觉得责任感是道德上的正面象征,相反,对我来说,责任是一种负担。但同时我也感谢这种负担,因为有它的存在,我才没有放弃,是它促使我不得不做一些事情。比如,有时我觉得创业太累了,能不能不做;但如果我放弃了,我的员工就会失业。

我也接受,生活就是需要带着很多负担的,不存在真正无忧无虑的人。而且,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负担,你才会认识到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发现自己能够解决很多事情,而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

我时常感到,在很多种关系中,我们最容易逃避的就是和父母之间沟通的责任。我们总是抱怨自己的原生家庭,最后采取冷处理的方式,但却没有反思过自己是否也需要主动地开启问题解决。而那可能才真正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