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你选书｜那时候我只剩下勇敢：当罹癌母亲在我耳边轻声吟唱

找到落脚处

对我来说，这一段历时三个月独自前往太平洋屋脊步道的徒步旅行，有很多的“第一次”。第一次轻率地决定这么做；第一次认真作了抉择，决定真的要这么做；经历第一次的冗长准备，我花了数周的时间采购、打包、收拾行李。辞去服务生的工作；把剩下的离婚手续办完；几乎卖掉每一样我所拥有的东西；跟朋友道别；最后一次去上我妈的坟。

“第一次”也包括开车穿过大半个国家，从明尼亚波里斯一路开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几天之后搭上往洛杉矶的班机。我搭便车前往莫哈维，再度搭了趟便车，来到太平洋屋脊步道与高速公路的交会处。

然后，该出发了。在正式出发之后，我很快地发现这个行动有多么严峻困难。我马上有了放弃的念头；毕竟，独自到太平洋屋脊步道徒步旅行，这件事本身就非常荒谬、毫无意义、困难得可笑、跟想像中完全不一样，而且根本还没准备好。

我的旅程就这样真正开始了。

最重要的，是付诸实行，不论面对的是什么，都要义无反顾地撑下去。尽管遇见了熊、响尾蛇、山狮的排泄物（我没见到它本尊）；尽管脚上起了水泡、身上到处都是结痂的痕迹与擦伤割伤；尽管筋疲力尽、缺乏物资；尽管承受着寒冷与热浪、孤独与痛楚、干渴与饥饿；尽管我被过去的荣耀与幽影所纠缠着⋯⋯无论如何，我都一个人从莫哈维沙漠行走至华盛顿州，独自徒步走了一千一百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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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当我真正去到那个地方了、真正花了那么多天走了那么多路以后，才发现，在启程前，我当作是这趟冒险起点的那些事，根本不是旅程的开端。事实是，我的太平洋屋脊步道徒步之旅，并非是从我灵光一闪决定要这么做而展开的。早在我能够想像这件事之前，就开始了。精确一点来说，是从四年七个月又三天前开始的。当时，我站在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Rochester）的梅约诊所（Mayo Clinic）里一间小房间内，获悉噩耗：妈妈不久于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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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穿着一身绿。绿色长裤、绿色衬衫、头发上扎着绿色蝴蝶结。那是妈妈缝制的套装。从有记忆以来，她一直亲手为我缝制衣服，尽管有一些是我梦想中完美的服装，有一些没那么理想。我本来也不太喜欢这套绿色裤装，但我顾不得那么多穿了它，试图将这个举动当作是忏悔赎罪，当作祭品，当作一种趋吉避凶的护身符。

我一整天都穿着那套绿色裤装。当陪着妈妈和继父艾迪在梅约诊所里上下奔波，做一个接一个的检查时，我的脑海里闪过一段祝祷词，如跑马灯般流过。要形容脑中跑过的那个片段，“祝祷词”或许不是恰当的名词。我在上帝面前向来不太谦卑顺服，甚至不相信上帝真的存在。所以我的祷告并不是：噢，上帝，请垂怜我们。

我并不打算恳求怜悯。我不需要。我妈才四十五岁，她看起来好得很。多年来，她几乎只吃蔬菜、素食；不用杀虫剂，而是在园子周围种金盏花来赶走虫子。我们兄弟姐妹常常被迫在感冒时吞下一瓣瓣生大蒜。像妈这么养生的人才不会得癌症。她在梅约诊所做的检查会证明杜鲁市（Duluth）那些庸医都错了，我敢肯定。那些杜鲁市医师以为自己是谁？杜鲁市算什么？杜鲁市耶！不过就是个冷得要命的乡下小镇，有一群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的医师，说一个四十五岁、茹素、使用自然疗法（例如吃生大蒜）、压根儿不抽菸的女人已经肺癌末期了！这就是杜鲁市！

去他妈的。

我脑中的祝祷词就是：去他妈的去他妈的去他妈的。

然而，我妈在梅约诊所，只要站了超过三分钟，就会让她筋疲力尽。

“妳要不要一张轮椅？”我们在一条铺着地毯的长廊上看见一排轮椅时，艾迪这么问她。
“她又不需要轮椅。”我说。
“我坐一分钟就好。”我妈说。她虚脱地坐倒在一张轮椅里。她与我眼神交会，然后艾迪推着她，走进电梯。

我跟上去，走在他们身后，拒绝思考。终于到了要去见最后一个医师的时候了。“真正的医师”──我们不断这样称呼他。那个会把我妈做的检查结果都统整起来，然后告诉我们事实的医师。电梯往上升，我妈伸出手，拉拉我的长裤，用指尖轻轻摩挲绿色布料。

“真是完美。”她说。

那时我二十二岁，妈妈当初怀我时，也是这个年纪。我想，她是要在我踏入她生命的同一个时间点，离开我的生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想法突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暂时模糊了那段“去他妈的”的祝祷词。那种痛苦如此剧烈，我差一点就狂吼着哭出声来。在确定事实之前，这些我所知的事几乎令我窒息而死。我得过着没有妈妈的日子，她将在我未来的生命里缺席。我用尽所有力量，推走这个事实，推得远远的。我无法相信，无法在相信它的同时还继续呼吸着，所以，我强迫自己相信别的事。例如：医师告诉你快死了，他会把你带到一个房间，里头有着闪闪发亮的木头桌子。

我错了。

我们被带到一间诊疗室，护士要我脱掉妈妈的上衣，让她穿上绑绳垂在身体两侧的棉质罩袍。然后，她爬上一张铺着软垫的桌子，软垫上还铺着白纸。她一移动，身子底下就发出纸张撕裂、起皱的声音回荡在房间里。我可以看见她赤裸着的背，看见她腰部下方略微突起的曲线。她不会死的，她的裸背看来就像是能够证明这一点的证据。那位“真正的医师”走进房里，我紧盯着妈妈的背，耳朵里听着医师告诉我，她最多只剩下一年时间。他说，他们并不打算治疗她，因为她已经无法救了，他们无能为力。他说，在罹患肺癌的患者中，常有这样太晚才发现的状况。

“可是她并没有菸瘾！”我忍不住反击，好像我可以说服他改变诊断结果，好像我可以和癌症讲道理似的：“她只有在年轻时偶尔抽一点。她已经很多年没碰过半根菸了！”

医师只是哀伤地摇摇头，继续说下去。他还有工作要做。他提议，可以试着用放射治疗来减缓她的背痛，这有机会把那个长满她整条脊椎的肿瘤变小。

我没有哭。我只是呼吸着—大口呼吸、惊愕地喘息。然后，完全忘记要呼吸。我曾晕倒过一次。那是我三岁时，生气地屏住呼吸，只因为不想离开浴缸。那时年纪太小，自己对这件事一点印象都没有，所以童年时我不断缠着妈妈，问她：妳有什么反应？妳做了什么？要她一遍又一遍地说那个故事给我听，对自己的冲动感到鲁莽惊奇又好笑。妈妈每次都告诉我，她只是对我伸出手，看着我因为闭气而渐渐脸色发青，然后等待着，直到我的头跌落在她掌中，我用力吸了一口气，重新活过来为止。

我得呼吸。

“我还能再骑马吗？”我妈问那位“真正的医师”。她坐在那里，双手紧紧地并拢，脚踝交叉着，像是要把自己铐在一起似的。

他抓起一枝铅笔，把它立在水槽边，然后向下重敲──这就是他的答案。“在放射治疗以后，妳的脊椎就会像这样。”他说：“只要一点点震动，骨头就会像酥脆的饼干般破裂粉碎。”

我们走进女用洗手间，各自将自己锁在隔开的厕间里哭泣，一句话也没说。不是因为我们在悲伤的漩涡里感到孤单，而是我们一同被卷入其中，紧密得好似我们拥有同一个身躯，而非两个独立的人。我可以感受到她靠在墙上，她的手缓缓地砸着门板，让整个洗手间的厕间门框都随之震动。过了一会儿，我们终究走了出来，洗洗手、冲了脸，在明亮的镜子里望着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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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药房等候。我穿着那套绿色裤装坐在妈妈和艾迪中间，那副绿色蝴蝶结竟然没掉，还扎在我的发间。我看见一个胖胖的光头男孩，坐在一个老人的大腿上。还有一个女人的一只手臂从手肘处悬挂摇晃，她用另一只手僵硬地试图稳住它、固定它。她等待着。我们等待着。有个黑发美女坐在轮椅里，她戴着一顶紫色的帽子，手指上戴满了钻石戒指。我们无法从她身上移开目光。她对围绕着她的那些人说着西班牙文──她的亲人，或许还有她的丈夫。

我妈大声地附耳对我说：“妳觉得，她也得了癌症吗？”

艾迪就坐在我旁边，但我没办法看他。我怕在眼神交会的那一刻，两个人都会崩溃，“像饼干般破裂粉碎”。我想到姐姐凯伦、弟弟雷夫；我想到老公保罗，还有千里之遥的外公、外婆和阿姨。我想到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可能会说些什么、可能会如何哭泣。一年一年一年⋯⋯这两个字不断地在我胸口震动，彷如心跳。

这是我妈剩下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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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在想些什么？”我问她。等候室的喇叭传来一首轻柔、只有旋律没有歌词的歌。我妈知道那首歌的歌词，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反而轻声哼唱起来：“纸玫瑰，纸玫瑰；噢，它们看来如此真实。”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说：“我年轻时常听这首歌。现在想想，这还满神奇的⋯⋯我是说，现在又听到了同一首歌。那时，我没料到会有今天。”

他们叫我妈的名字，她的处方药可以领取了。

“帮我去拿。”我妈说：“告诉他们妳是谁。告诉他们妳是我的女儿。”

我是她的女儿，不仅如此。我是凯伦，我是雪儿，我是雷夫。凯伦．雪儿．雷夫。凯伦．雪儿．雷夫。一直以来，我们的名字从妈妈口中流泄而出，渐渐模糊了界线，融为一体。我们的名字，她轻柔地念着、大声地吼着；她耳语着、她低吟着。我们是她的孩子、她的夥伴、她的朋友，是她的终点，也是她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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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开车时，我们会轮流坐在前座，她会问我们：“我爱你们这么多吗？”同时把手伸出来，比出大概一英尺宽（约三十公分）的宽度。我们会说：“不。”脸上带着淘气的微笑。她会继续问：“我爱你们这么多吗？”一次又一次，每一次都把双手之间的距离再拉大一些。就算她把手臂伸展到极限，也还是不够。她爱我们的程度，远超出她的手能够框住的范围。那种爱，是无法被量化或被包含在那小小的圈子里。那种爱，包含了《道德经》里宇宙有名的万物，以及万物之上的万物。她的爱，响亮、宽阔、不经修饰。每一天，她都毫无保留地爱着我们。

她是军人的孩子，从小就是天主教徒，十五岁以前住过两个国家、五个不同的州。热爱骑马、迷恋美国乡村音乐歌手汉克．威廉斯（Hank Williams）；她最好的朋友叫小芭。她十九岁时怀孕，与我爸结婚。才三天，老爸就揍了她。她只好不断离家出走，然后又转头回来。她不愿意被如此对待，但她忍受着。他打断她的鼻子、把她揍得鼻青脸肿，在光天化日之下，拉着她的头发把她拖行在人行道上，让她的膝盖磨到皮开肉绽。但他没有击垮她，二十八岁的最后一次离开了他，而且，再也不回头。

她回复单身，车子的前座里，坐着凯伦．雪儿．雷夫。

我们住在距离明尼亚波里斯外围一小时车程的小镇上，有着唬人的高档名称的集合式公寓里（例如磨坊池塘、巴巴里小丘、大树楼阁、优雅湖畔庄园）。她找到了一份又一份工作。她先是在一个叫做“挪威人”的地方当服务生，然后换到“无垠”―在那儿，她的制服是一件黑色 T 恤，胸口写着四个闪耀彩虹光芒的大字：“勇往直前”。

她在一间制造能够盛装高腐蚀性化学物品的塑胶容器的工厂里工作，下班后把不良品带回家，那些被撞裂的、剪坏的，或在机器里没对准，以致于歪斜了的托盘与盒子。我们把这些不良品做成玩具，做成洋娃娃的床和小汽车的坡道。她不断地工作、工作、再工作，但我们依然一贫如洗。我们会收到政府配送的起司与奶粉、食品券与医疗救助卡，还有在耶诞节期间，善心人士捐赠的免费礼物。我们在那栋集合式住宅的信箱旁（只能用钥匙开启的那种）玩着红绿灯、比手划脚的游戏，等待支票的到来。

“我们并不穷。”妈妈一遍又一遍地对我们说：“我们有满满的爱，所以我们很富有。”她会把食用色素混在糖水里，假装这是特调汽水，然后故意用一种傲慢的英国腔对我们说：“夫人，您还要再来一杯吗？”每一次都会逗得我们大笑。她会张开双臂问我们，她对我们的爱有多少──这游戏我们永远玩不腻。她会说她爱我们多过这世界上一切有名的万物。她乐观而平静，但也有例外的时候。有几次，她大发脾气，威胁要用木汤匙揍我们；还有一次，她尖叫着“他妈的！”然后崩溃大哭，因为我们不肯整理房间。她善良、仁慈、宽大、纯真。她跟一些叫做“超杀男”、“大麻菸卷”、“摩托车丹尼”的家伙约会。他们会塞给我们一张五美元的钞票，让我们去店里买糖果，争取和妈妈在公寓里独处的时间。

“小心双向来车！”当我们像一群饿死鬼般冲出去时，她总会这样在我们背后呼喊着。

直到她遇见艾迪，她并不觉得这段感情会开花结果。尽管他比她小八岁，两人依旧陷入热恋。凯伦、雷夫和我也爱上了他。我们认识他时，他才二十五岁，二十七岁就与我妈结婚，承诺他会视我们如己出。他是个木匠，能够制作或是修复世界上任何东西。我们离开有着花俏名称的公寓，与艾迪一起搬进一座租来的、摇摇欲坠的农舍，室内是泥土地板，屋外的墙上总共四种不同颜色的油漆。他们结婚后的那个冬天，艾迪在工作时从屋顶上跌下来，摔伤了背。一年之后，他和我妈拿着一万两千美元的赔偿金，用现金买下一块四十英亩（约十六公顷）的地，它位于杜鲁市西边约一个半小时车程。

那里没有房子。从来没有任何人在这块地上盖过房子。我们所拥有的是一块整整四十英亩完美方正的地，有大树、灌木、杂草、湿地、小池塘，聚集了香蒲草的沼泽。而且完全没有任何标志、界线，可以区分我们那块正方形的地和环绕四周的大树、灌木、杂草、湿地、小池塘、沼泽。头一个月，我们不断沿着那方形的周缘走着，一遍又一遍，像地主巡视领土，艰困地穿越找不到边界的荒地，彷佛只要走在上面，就能够把我们的正方形与世界区隔开来，它就能够真正属于我们。

然后，慢慢地，我们真的拥有了它。那些树，曾经看来与世界上其他的树毫无分别，渐渐变得如此熟悉，就像在人群里也能认出的老朋友面孔般独一无二；它们枝条伸展的姿态突然有了意义，叶子轻摆，如同熟稔的人的手招呼着我们。草丛和那现在看来亲切无比的沼泽的边界都变成我们专属的地标导引，除了我们以外，旁人无法解开它们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