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迷【为你选书】，透过身为“母亲”会经历的各种角色经验与课题，细看女性从青春期到为人母的烦恼、成长与自我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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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选书，安・玛莉・史劳特的《未竟之业》谈女性为何要兼顾一切？
为什么女人一定得在事业和家庭之中做出选择？难道步入家庭意味着理想和自我实践的终点吗？《未竟之业》带你从不同观点看“兼顾所有”的困境和可能，兼顾所有从来不是唯一解。
五十年前，当第二波女权运动席卷众人的生活时，年轻女孩开始相信，她们想要成为什么样子都可以。她们成群结队地从顶尖大学毕业，带着成绩优异的证书，纷纷投入了劳动力市场。但是，越多有才能的女性走上专业职场这条路，就越是让人沮丧，因为实际上能够爬上高位的却很少。
在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也曾把主要的焦点集中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我写了那篇《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就是为了要提出这个议题。然而，从那之后，我开始了解到，把焦点全放在居于高位的女性身上，虽然可以理解是为了想要更多女性能拥有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但却制造了一个扭曲的观点。这就像是医生在诊断某种疾病的时候，只单看身体某个部位一样。
如果最终极的目标是要在社会中达成真正的男女平等，那么，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检视所有女性所处的状况。
一幅相同的画面
一旦放大视角，不再局限于专业女性的职位阶级时，这么做揭露了一种相当不美好的对称性。我们看到只有少数女性得以居于上位，但同时也看到有更多的女性处于职场的底层。两边的统计数据都令人如坐针毡。《财星》五百大企业中担任执行长官职务的女性，只有不到十五％，而从事低薪工作的女性人口却有六十二％。结果就是，三分之一的成年女性生活在贫穷之中或贫穷的边缘。而对单亲妈妈来说，前景更为黯淡。她们之中有将近三分之二的人做着完全没有前景、薪资低廉的工作，不但没有弹性，更没有任何福利。
当我们以这种方式将问题的定义扩大之后就可以发现，那些用来帮助女性向上升迁的各种解决方案（其中有些还是我想出来的），根本就不完整。太多女性生活在美国社会的底层，是因为她们不够努力、太过要求完美或缺乏自信，这种说法根本就似是而非。这些因素在受过教育且拥有美好事业前景的女性身上，也许确实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单亲妈妈持续在缝隙中挣扎，最终仍穷困潦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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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很可能这些居于上位和位于底层的女性单纯就只是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对于是什么阻碍了她们向上攀升或压制了她们往下沉沦，各有不同的说法解释。英国经济学家艾莉森．沃尔夫(Alison Wolf)指出，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女人始终面临相同的命运：“无论是菁英还是穷人、爱尔兰人还是印度人，结婚生子是女人不可缺少的想望。妳可能嫁得好，或不好。妳生下的孩子可能会平安长大并照顾妳到终老，或者不会。无论最后如何发展，身为女人，终此一生，妳都被这条锁链牵制。”她在她的书《女力时代：改写全球社会面貌的女性新兴阶级》（大块文化，2015 年）里如此写道。她极力强调，女人之于这个时代已经有了相当大的不同，“身为女人”这件事已经不再是个定义某种共通经验的类别了。
我不质疑沃尔夫的资料，但仔细端详有关女性居于上位或处在底层的刻板事实，她们那看似天差地别的人生经历，却开始渐渐融合成一幅相同的画面。一旦看到了这个画面，那就像是在看一幅由不同颜色的点所组成的印象派画作一样，只要向后退一步，突然之间你就看懂了画中的景象。从这个正确的制高点来看，所有点组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画面，呈现出我们看得懂的景色，可能是一场午宴，或是一片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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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这个画面的关键是两种互补的人类欲望，一是在这个人人追求个人兴趣的世界中追求自己理想的欲望，另一则是照顾他人，一种以他人福祉为优先的欲望。这是两个驱动男人与女人的重要欲望。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现在还多了神经学家，都在研究我们大脑中不同的欲望会带来哪些帮助人类存活及进步的行为。我们与彼此竞争，努力要超越他人，因此推动了创新与改革，但同时我们也是社会的动物，需要与他人建立关系并相互连结，如此才能茁壮地繁衍下去。人类学家莎拉．布莱弗．贺蒂（Sarah Blaffer Hrdy）观察到，能去关怀陌生人的这个举动，是人类独有的特性，“和语言与象征性思维相同，具有这种同理心的能力，正是人类的标准行为。”确实，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
假设要在这个只奖励其中一项、却惩罚另一项特质的社会中，将所有苦苦挣扎于想要结合竞争与照顾这两种欲望的女性团结起来，该怎么做呢？而如果说，这是两种同等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欲望，又何以如此？认为制造收入比提供照顾更重要，这根本说不过去，就跟认为白人比黑人优秀、异性恋比同性恋优秀，或是男人比女人优秀一样没有道理。竞争产出金钱，但照顾却能产出人类。
仔细想想，我已数不清有多少女人曾形容，从她们离开能赚取收入的工作回家照顾小孩或其他亲人的那一分钟起，她们就成了隐形人。针对这一点，社会学家潘蜜拉．史东（Pamela Stone）引述了马耶夫（Maeve）这位五十二岁卸任律师的话：“感觉就好像突然之间，我这个人不存在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六个月前我还在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里处理那些动辄观瞻的大事。我的名字还曾登上《纽约时报》⋯⋯。但现在，我谁也不是。”
“谁也不是”。换句话说，如果你只做全心照顾他人这一件事，相较之下似乎比不上赚钱重要，你就会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正是这种对照护者的贬低和歧视，像一条线般，将居于上位以及沦于底层女性的生活经历串联起来。如果一位前途看好的年轻女律师或银行家选择提早下班回家陪孩子一起吃晚餐，如果她选择兼职工作，或是暂离职场一小段时间成为全职照护者，她很快就会被踢出这场竞赛。也就是说，失去竞争高位的资格。而如果她在此时此刻退出职场， 之后还想要重新回到职场的话，她花在照顾家人的时间将会成为履历上的黑点、一个她无论多努力都无法遮掩也无法解释的大洞。
现在，我们来看看那些在底层生活的女性。她很可能是单亲妈妈，没有选择的余地，她只能成为家中唯一的收入来源和照护者。美国有一半的单亲妈妈一年的收入低于美金两万五千元。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的单亲父母相比，美国单亲父母的贫穷比例最高， 而且他们的薪资保障措施也最差。
像这样的统计数字提供了一份简明的摘要，说明了大部分人的生活，且让我们将之牢记在心。芮妮．席尔(Ranie Sherr)是位住在宾州南史坎顿、育有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她每个月所赚取的是基本工资。因为要照顾小孩再加上二○一三年的漫长冬季致使她在冰上摔了一跤而受伤，芮妮在一周内旷职了四天。“之后我收到的薪资单上，工作时数只有七个半小时。”她这么告诉《史坎顿论坛时报》的记者，“我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
玛丽亚是罗德岛普罗维德斯的单亲妈妈，她在工厂工作，每小时的时薪是美金七． 四元。如果她因为儿子生病而得请假一次，他们在接下来的两周内都不会再排她的班， 等到最后他们愿意再让她回来上班之后，也会减少她的工作时数。她告诉美国都市研究所的研究员：“我甚至连去上厕所的自由都没有。你一天之内不能去上超过两次厕所，不然，他们就会对你大吼：‘你跑到哪里去了？动作快点！’这实在是太夸张了。而且你去上厕所时他们会盯着你，还会跟着你到厕所去。‘动作快点！动作快点’、‘你累了吗？在这里没有资格累！’”最后她丢了这份工作，而且跟着也失去了接下来九个月的保姆安排。她现在找到了新工作，老板比之前的好，但她的薪水还是很低，而且能照顾儿子的弹性也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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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会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芮妮和玛丽亚赚钱养家很了不起。确实，在柯林顿总统任内的美国福利政策改革，就是为那些家里有小孩要养的受惠者所设计的，称为“家庭养育补助金”，其中绝大部分都提供给了单亲妈妈，她们只要去工作就能享有这个福利。这很公平，如果你跟我一样认同这个以工作价值来维护尊严的作法。可是为什么我们无法认同照顾其他人也应该得到同等的尊严和价值？特别是当这些“其他人”是国家未来的中流砥柱呢？柯林顿总统希望的是新工作福利必须搭配托育照护的资源，好让女性能够放心去工作。然而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没有提供负担得起的托儿照顾、学龄前教育，以及课后照顾计画来补足这个儿童照护的缺口。我们也没有提供任何一个员工都有可能在孩子生病时可以使用的有薪休假。结果导致一个需要养育孩子的母亲，必须凑合着使用既不稳定又不值得信赖的托儿系统，而这种不稳定也严重地牵制了她在工作上好好发挥的可能性，更别说要摆脱贫穷了。
对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来说，这种苦于平衡照顾家人与赚钱养家的挣扎，是每天必经的磨难，同时也是让他们陷入贫穷以及宣告破产的引爆点。伊莉莎白．华伦（Elizabeth Warren）和艾蜜莉亚．华伦．提亚吉（Amelia Warren Tyagi）在《双薪的陷阱》（暂译；The Two Income-Trap）一书中，描述了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资专业人士，盖儿．普查(Gayle Pritchard)，是如何因为离婚而沦落到破产的下场。
靠她自己一个人美金四万六千元的年薪，全家人居住在一间小房子里，她仍无法负担房贷，而她的前夫支付给孩子的赡养费金额也不多。普查的故事实在太常见了，一点也没错，“是不是母亲这一点已经成为最好的指标了，由此可以判断，那些没结婚的中产阶级女人最后是不是会落得破产收场。”（再次强调）这些母亲在孩子长大之后，仍然继续为此付出代价。安．格里特丹 ( Ann Crittenden ) 特别提到，因为没有支薪的家庭照顾工作并不被计算为社会安全保险的点数，也不算在其他的社会安全保险范围之内，所以全职母亲是“老后贫困最大的风险因子”。
那些可以请假或是选择更弹性的上班时间来配合照顾家人的幸运女人，或许得放弃升迁的机会，以及放弃那些引领她们念完大学和研究所，并一路陪伴她们进入职场的闪亮梦想。而身为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以及照护者的穷困女人却会发现，自己陷入更暗无天日的深渊之中，不知道该如何养活家人。对于让自己脱离从小到大与之为伍的贫穷，并为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她们通常不抱任何希望。如果不想办法尽量缩小这些女人彼此生活之间的差异，那么，她们全都得为照顾自己心爱的家人而付出代价。
不重视照顾的价值是问题的根源，而更深层的问题则助长了社会中多重面向的扭曲和歧视。当我们睁开双眼改变视角，把焦点放在竞争与照顾，而非女人与工作的议题上，我们就会看见新的解决方法和新的同盟关系。打开一扇通往进步与改善的门，照顾议题可以成为一种新的政治诉求，女性也能因此而团结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