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你选书｜《未竟之业》职场与家庭，女人为何一定要二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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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选书，安・玛莉・史劳特的《未竟之业》谈女性为何要兼顾一切？

为什么女人一定得在事业和家庭之中做出选择？难道步入家庭意味着理想和自我实践的终点吗？《未竟之业》带你从不同观点看“兼顾所有”的困境和可能，兼顾所有从来不是唯一解。

我的引爆点相当极端，而且也算得上可以预期：接下一个在外地、充满高度压力的工作，把两个青春期的孩子留在家里。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预期到接下来会发生的事。就像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句陈腔滥调一样，究竟是哪根稻草，不到最后你都不会知道。每个家庭的状况都不同；有些女人可以轻松处理的状况，可能对另一些女人来说却是极其沉重；而有些女人则根本不会碰到引爆点。重点是，在工作与家庭这个原本就不稳定的翘翘板上，任谁都有可能随时一不小心，就把过多的重量放在其中的一端，而造成失衡的倾覆，结果通常就是女人留在家里照顾家人，而男人负责养家活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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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听这位我在一家受到高度推崇的银行演讲时所遇到的年轻女性怎么说吧。琳达，我这么称呼她，之后写了一封信来，告诉我她在我的演讲之后没几天，就碰上了她的引爆点：

我在昨天辞掉了工作，一份我热爱的工作，为的是改善我的家庭状况。简而言之，我碰上了照顾小孩的“灾难”，逼得我不得不出手做出这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我那位堪称完美的保姆做了一个不太完美的决定，结果导致她的执照被吊销七个月。虽然我天人交战，尝试着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出解决这个状况的方法─事实却是，我无法违背良心，在一年之内，把三个年幼的小男孩（分别是六岁、三岁和一岁）交给第四个保姆来照顾。也许他们够坚强能适应⋯⋯但我不确定我可以。

尽管我的工作时间已经是接近理想化的弹性了，但这个暂时性的突发状况仍然让我焦虑不已、陷入停摆，并列出了一张一共写了七百九十四项利与弊的表单，每天和我老公进行十二次有关“我的决定对吗？”这场永远没有结论的对话，让他不堪其扰，还去找了所有我认识的女性，希望能“找到正确的答案”⋯⋯一直到最后，我终于明白，成为我孩子生命中最稳固的力量，比我今天在事业上的追求更为重要。我不能说谎，其实我非常害怕自己做出了一个完全不理性或短视近利的决定。我放弃的是一样非常棒的东西─而且是我辛苦付出所获得的。但现在，我得尽全力牢牢抓紧这个由自身信念所驱使的纵身一跃！

琳达在工作上其实有很多弹性的选择，但她依然遭遇到了这个引爆点。不过，对其他许多女性来说，这个引爆点却是来自于工作场所的僵硬限制与无法变通。她们并非自愿放弃工作；是她们的老板拒绝让她们拥有家庭与工作相互配合的可能性。潘蜜拉．史东（Pamela Stone）在她的着作《选择离开？女性离开职场进入家庭的真相》（暂译；Opting Out? Why Woman Really Quit Careers and Head Home）中，称这个为“被迫的选择”。她写道，“拒绝让女性兼职工作，并将她们资遣或是调职”的作法，会把最有事业野心的女人都赶出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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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莉．郭柏格（Carey Goldberg）是位才华洋溢的记者与作家，她在《纽约时报》有份前景相当看好的工作，她谈起自己为了说服《纽约时报》让她不做全职员工，改为一周工作三天的兼职记者所做的种种努力。没有一样行得通；要嘛就是继续留下来做全职员工，要嘛就是纯粹当个自由记者，按照每一篇报导领取微薄的稿酬。于是她把工作辞了，在《波士顿全球报》找到了一份每周工作三天的工作。“要离开地位崇高的《纽约时报》真的让人十分伤心，不过，我一点都不后悔这个决定。唯一的遗憾就是我居然做出这个决定，我得面对如此毫无转圜余地的二择一选项。”郭柏格如此写道。现在她有一半的时间在波士顿 WBUR 电台的大众健康部落格担任共笔的工作。

还有更多类似的故事。我认识的一位维吉尼亚州的年轻女律师被邀请出任公司法务长一职，她考虑后认为自己可以接下这份工作，但唯一的条件是一个星期能有一天在家工作，这样才能陪伴自己的两个孩子。但她的雇主拒绝了。还有另外一位女性写道：

我一直渴望能够升上“长”字辈的职位，但却不得不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困境，那就是，我得拖着一个两岁大的幼儿一起爬上这条晋升之路。并不是因为有嗷嗷待哺的幼儿才会出现这样的困境：毕竟，担任执行长职务的男性在享受升职的同时，多生几个小孩好像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影响。会这样全都是因为“工作”被定义为是一件“要在办公室里”做的事，而且（或是）得在“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之间”进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能够说出任何让我觉得合理的正当理由，说服我必须要坐在这个离我家二十英里远、十五平方英尺大的房间里。

一位我在推特上的朋友回覆了郭柏格的故事：“一定有什么比挺身而进或是抽身而退更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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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定位这个议题的方式就是，当妳拥有强大的家庭支援系统能够满足需要密集照护的家人，同时在工作上也拥有相当大的弹性时，妳就能够挺身而进。想想简单的物理原理就好了。想像一棵弯身靠近水面的树，或是一名只用脚尖站立的芭蕾舞者，如果在无法维持平衡（稳定基础的力量，也许是舞伴支撑住妳的那只手）的状况下倾身向前，妳一定会翻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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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样的支援系统对全美国的四百二十万女性来说更是至关重要，玛丽亚．施莱佛（Maria Shriver）形容这些女性是“活在边缘的女人”。这些女人活在贫穷的边缘，“只差一件事情引爆，比如收到医疗帐单、薪水迟发，或是车子抛锚，她们就会落入倾家荡产的深渊之中。”

翻覆，对这些女性来说，意味着她们无法再继续好好照顾她们的孩子——大约两千八百万名儿童，以及其他仰赖她们生活的亲人。她们通常已经身兼两份工作，而且得忍受工作上太大而非太小的弹性，因为许多低薪工作无法保证一个星期能有多少固定工时。她们需要能支付合理薪资的稳定工作，如此才能为不时之需存下一笔钱；也才有机会找到负担得起，而且品质也够好的托育中心及学龄前教育系统；在孩子或其他需要她们照顾的家人生病时，能够承受得起请假这件事；同时也能够为她们所做的照护工作得到认同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