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看婚暴单亲家庭的生命轨迹,面对双亲离异,成长过程里时常经历“想跟爸爸还是跟妈妈?”的问句,这样的举动,无形间亦在婚暴儿童心里留下阴影。

12 岁对小杰来说是关键的一年。虽然说爸爸醉醺醺的回到家,和妈妈起冲突,对小杰来说是从小就熟悉的景象,小杰的形容是:“他喝醉了,然后就‘弄’(打)我妈。”但在小杰 12 岁时,妈妈做了不一样的决定:她声请保护令、诉请离婚。

这段过程冗长、艰辛,甚至可说是疑云重重,双方各自举出对方不适任监护的理由:出庭时爸爸提到妈妈的精神症状,妈妈则举出爸爸的管教不当与疏离。看着妈妈在这些诉讼过程中的煎熬,除此之外还要面对重新踏入职场、找住处等实际的生活困难,这一年小杰也做出他人生中的重要决定。


图/Anthony Intraversato @ Unsplash

根据内政部统计,过去一年台湾离婚率创下 5 年来新高,共计 5 万 4412 对夫妻离婚。但“单亲家庭”这个概念并不能完整涵盖所有单亲家庭经验,诸如丧偶、离婚、未婚单亲等不同原因所形成的“单亲”,在经验质地上其实都呈现差异。其中,“婚暴单亲儿少”经常必须于在短时内面对、处理大量尖锐议题,诸如偕母离家、住所变动、接受庇护,甚而出庭陈述等。而监护权的给定,也可能翻转儿少自小以来熟悉的生活方式。在保护流程尘埃落定后,当时微小稚气的声音,还有没有机会继续被倾听?(推荐阅读:NFL 球星家暴事件:问女人何不离开,不如问男人为何打人?

今年 18 岁的小杰,在父母的婚姻暴力后成为单亲孩子,谈起他自 12 岁起父母进入离婚诉讼后至今的生命轨迹,看似桀骜不逊的他,似乎又回到当年那个犹豫、踌躇不决的孩子。

小杰的自白 

小时候我算书读得还不错,妈妈对我和妹妹的课业很重视。如果当时没有离开我妈,估计今年我应该念大学了。

从小我眼中的妈妈,在婚姻里面很不快乐,几乎都是为了钱在吵架。我爸是做工的,下班喝醉酒回来会开始“礁”我妈,我妈就会跑去吞安眠药。记忆里很多救妈妈的经验,像是看妈妈吞安眠药、从她手中抢菜刀……至于爸妈之间的寻常互动,现在想起来竟很空白。唯一回想得起来的是,爸妈带我们去唱卡拉 OK,我们小孩子就在旁边睡觉。

最严重的一次是,我爸回来闹,我原本有锁门,我爸把门踹开,我妈吞了 3 颗安眠药后,跑去厨房拿菜刀要捅自己,我也跑去厨房要把菜刀拿走,然后我爸出现跟我们抢菜刀,菜刀被我爸抢走之后,他就开始打她。

爸爸打妈妈,很多次搞到警察来,警察来之后,我爸会把我妈抓进房间,跟我妈下跪,我妈就会抱着伤出去跟警察说:“没事了。”爸爸也会让我们小孩子待在房间,所以警察常常以为我们小孩睡了。

我爸爸也有社工,有一次,他跟某个社工在谈的时候,我也在门板后面偷听。不能说我爸没讲事实,但对于某些他不喜欢的,会省略讲成他喜欢的,比如讲我妈去“讨客兄”,反正就讲他的版本就是了。其实大部分时候,人不会跟社工讲实话。

母爱突然不见了

后来妈声请保护令、诉请离婚,法官判不出来我跟当时 8 岁的妹妹要归谁,这样的拉扯,持续大概一年。但 12 岁也算有脑袋了,你看自己妈妈快倒了,都要靠一些药物才可以睡觉,时不时就会有哪里痛,怎么可能会没感觉。那时我听说,法官在判例上还是有些传统观念,例如男孩归男的、女孩归女的,如果再争下去,要争 2、3 年。我看妈妈已经快不行了,于是自愿跟她说:“(离婚证书)赶快签一签,爸要传宗接代,爸只要我。”

判决确定之后,妈妈带着妹妹离开,我跟爸爸住在一起。他早出晚归,就算早回来,也是在睡觉。长大后有跟他做过一天工,做不下去,吸一整天水泥才几千块,真的很累。

那时还不懂离婚确切的权利与义务,只以为:“干,我没妈妈了!”玩电脑玩到很晚,突然想到:以前玩超过一小时,妈妈早就出来骂人了,现在玩到 2、3 点,电话没有响,也没有人叫我去刷牙⋯⋯想到这里,第一次在妈妈离开后哭。我原本有母爱,可是母爱突然不见了。

爸爸不希望我去看妈妈,他也会讲我妈的事,认定我妈“讨客兄”才会跟他离婚。那时我已经小学 6 年级,听这些当然很刺耳,就会直接回他:“明明就你自己的问题!”他对这种情绪不能处理,就会揍我。

他们离婚前,关于怎么探视、怎么会面都没有讨论,很仓促,半年后我妈才连系上我,但,那时候我的状态已经改变了。已经变坏了。

没有人能帮到我

基本上爸打我的次数也不算很多,比如我知道他去喝酒,我就尽量不回家。尝试第一次不回家,之后就知道怎么不回家。再来就是尝试不去学校,发现:哇!原来不去学校根本不会怎样,所以就常常翘课去打网咖,打到下午 4 点学校放学,再摸进学校打篮球。

早自习趴着睡觉,班导巴了我的头,我就翻桌、打他,心里有股说不出来的愤怒。第一次抽菸、第一次夜唱,很多第一次,甚至揍老师,都是在那一年。

已经记不得到底有几个社工来过了,那些机构名字都很难念。那时每个礼拜都有社工约谈,刚好都是班周会或社团活动时段,这些活动都被剥夺了。没有班周会,也没有社团活动可以参加,他们都会来辅导室找我,这是不能拒绝的。


图/@ Wikimedia Commons

其实社工来都问差不多的问题,类似:“你现在心情有没有好一点?”或是“爸爸妈妈现在走司法(诉请离婚),你愿意上去作证吗?”几乎都一样的问题,所以我也都随便回答。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社工帮助到我,社工就是来占用你时间、陪你聊天打发时间,不能解决我人生任何难题。又不是说,你问问、我随口讲讲,你就懂我心里的感受,除非我可以讲得跟电影一样。你不懂我的感受,也不要讲一些激励的话。不过当时我年纪小,也不好意思直接拒绝或是否定他们。

除了一个叫“咖哩”的社工。我有时会跟他讲“一半的”真话。咖哩会变成我的社工是因为我中辍,跟婚暴这个事情没有关系,但他也会了解学生家里的状况,他常常买珍奶来给我喝。

别再问我想跟谁

那时我们的离婚案子很急,社工一个接一个来,每次都不一样。有些是要来帮助我的社工、有些是法院派来的,爸爸这边从福利单位来的社工也有,这些人都不约而同的问我:“你想跟爸爸还是跟妈妈?”

对小孩子来说,“我想跟妈妈”这样的话我讲不出口。我觉得他们一定都有偷录音,所以我都说“不知道”,他们通常会回:“不知道,那就给法官决定啰。”

我觉得不该这样问,但说真的,我也想不到一个更婉转的问法。

我出庭 2 次,一次去证明爸爸有打妈妈,另一次就是去听判决结果。小孩子的逻辑,是希望事情赶快解决。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出庭时我可以发问、我可以跟法官说我选择要跟谁,可是当时没有人告诉我这个权利。如果有人告诉我这个资讯,我也许就会表达,我想去妈妈那里。

但其实我妹比我还可怜。爸妈离婚时她才小学 3 年级,后来她到国一时被诊断出心智年龄还停在 3、4 年级左右。妈妈后来交了男友,“叔叔”(妈妈的男友)的孩子和妹妹处不来,所以我妹就搬出来和我一起租房子,那时候我们都还未成年。她的感受其实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相处,没事不会去提这个。

曾经梦想当篮球员

后来我遇到一些朋友在用毒,我跟着用 K 他命、咖啡包,刚开始需求量很大、钱用得很快,心想不如边用边卖。至于怎么卖,卖药给我们的“哥哥”会教我们,一天可以赚到 10000 上下。

我会停止吸毒不是因为老师也不是因为社工,是因为被我妈抓到。我妈认识的人就是比我屌,叔叔本身也有一些“弟”,我玩不过他们。第一次被抓到,就被送去戒毒中心了。

以前的梦想是想当篮球员,中辍后也没球队让我进去。我有想过如果当时跟妈妈,妈变得更辛苦要养 2 个,搞不好会病倒。不同的结局,有好有坏,蝴蝶效应,没有人说得准。

多陪陪我,那就够了

我爱我爸吗?爱是爱,我身上其实有像他的部分,我们都很好笑(幽默)。有时候喝酒时会想到我爸,毕竟,阿公阿嬷都过世了,他现在一个人在家,没有儿女也没有老婆。我想到这些,会骑车去陪陪他,跟他就是麻吉麻吉,像哥儿们,前天经过他家,还拿 2 条菸给他。

我现在长大了,还是不能理解爸爸当时的行为,在我看来就是借酒装疯,没有任何足够的理由可以去打我妈。他这辈子常常这样醉醺醺的,以前一个礼拜可以喝 4 天,我们离开后,他才改变。现在爸爸都会问我:“我打过你妈吗?”我都会回他:“没有啊!”他为什么要这样问,也许就是,求个心安吧,想听自己的儿子亲口这样说。而我为什么要这样回答,我是想,他也老了,刺激他干嘛。(推荐阅读:“杀了你是因为我爱你”多少家暴,正以爱之名

关于他们之间到底怎么了,长大之后我有跟我妈聊过,我妈平心静气地说,当初实在不该跟我爸在一起,是我的问题,因为怀了我。

妈妈离开这段婚姻后,的确整个身心状态都改善了。我爸现在讲到我妈,还是有点酸酸的,我就直接回他:“工三小”,他就懂我意思了,他就知道,我不想再听这些。

其实看“叔叔”和妈妈的相处,那是不同的感觉,这种感觉很本能、很直接,那是“外面的男人”、我妈的男朋友,又不是我爸。虽然叔叔对我好,我也只能尊敬他,心里还是会有一个矛盾:那不是我爸,他身上流的血我身上没有。

如果回到我的 12 岁,最想跟爸爸说什么?叫他多陪陪我,这就够了。如果他可以坐下来,跟我吃个饭、聊聊天,讲他有多难过,就算是说他做错了、失去了老婆,跟我聊聊天都好。

婚暴儿少的艰难考验:家暴冲突中的忠诚议题

对于小杰 12 岁时的选择,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表示,其实无论是民法第 1055 条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皆重视儿童的“表意权”,在开庭时,如果孩童满 7 岁甚至 6 岁,法官通常都会请父母离席,让孩子单独留下来,法官会尽可能用符合孩子岁数的方式发问,诸如生活作息等,旁敲侧击孩子的感觉。但即便如此,儿少还是有可能因为各种因素,诸如关系建立的深浅、现场的动力、个别特性等,错失表意的完整性。

台北地方法院家暴服务处/家事服务中心督导黄心怡指出,出庭时孩子面对的不只是法官,还有当时的氛围。尤其在高冲突的婚姻中,孩子最常面对的就是“忠诚”议题,且极可能在过去的生活中只因为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而引起父母很大的情绪。而出庭时面对的又是更未知、更关键的状态。“我们没有办法跟孩子保证,你今天讲的,你的爸爸妈妈一定不会知道。我自可以跟孩子讨论的是,你担心的状况发生时,你会怎么因应?”黄心怡说。


图/Redd Angelo @ Unsplash

但如果孩子没有目睹冲突也没有受暴,法官也未转介社工,孩子对于权利资讯的需求,可能就会被漏接。孩子或许有其他支持性的服务,但当他要身为一个权利个体出庭的时候,却是孤单的。所以小杰提到,他也许不需要这么多的“关心”,但“小孩应有的权利要给他”、“小孩应该知道的资讯,要告诉他”。

此外,一位青少年社工则表示,在他的服务经验里,家访时儿少表达通常受限于家庭动力,相比之下,他们在学校里比较能开放的表达,这也是校访的意义。至于校访安排在哪个“时段”,通常必须与学校老师联系、沟通。老师的立意其实也出于良善,安排时总是尽量避开“正课”,因此社工和孩子会谈的时间点,往往在中午、早自习或所谓“不重要的课”。

只是,这些“不重要的课”、校园作息里的松散时刻,往往才是儿少与同侪连结的大好时机。对有中辍议题的儿少而言,失去这些时刻,是否又降低了他们与学校、同侪连结的机会、形同再一次将他们往外推?

社会工作婚暴网络的信任与分工,hold 住一个家

当时服务小杰的社工“咖哩”本名刘柏传,对于小杰他还记忆犹新:“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社会化’程度已经颇深,社区里已有很多系统(例如帮派)跟他接触。”

咖哩目前是台北市西区少年服务中心督导,中心每年提交的报表里,有一份“单亲家庭福利服务报表”,必须统计单亲家庭的服务比例。“我自己手头个案高达 3/4 都是单亲,这些单亲里面,因婚暴因素离异的比例又占了 4 成。”

显见“婚暴单亲”确为许多儿少在不同时间点经历的生命轨迹。“像小杰这样的孩子真的很多。外显看来是孩子中辍了、学坏了,其实是这个家庭解组了。我们看到的问题不是孩子的问题,是背后家庭结构遇到了困难。”咖哩说。

咖哩认为婚暴的影响对孩子来说真的很深刻,他们可能会因此跟关心他们的人保持安全距离。咖哩解释:“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件,很多资源短时间内大量涌入,孩子很敏感,会觉得‘怎么了,大家都要找我,然后都问一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社工之间的分工很重要。”

黄心怡也指出,如何衔接服务确实是一门学问,社工必须尽量避免落入“资料搜集式”的服务中:“我们花很多时间在网络工作,例如如果一定要问,可以先问受害人的社工、相对人(婚暴事件中的另一方,相对于受害人)的社工,或其他婚暴网络中的夥伴。这其中又包括哪些事情是我承诺个案要保密的、哪些事情不要带到个案耳中,或者我这样问的动机是什么⋯⋯婚暴保护是一张网,因着服务关注的点不同、接住的部分不一样,如果网络中的社工都很信任彼此、讨论都很公开,大家彼此合作,也许就可以 hold 住这个家。”

事情真的过去了吗?

今年 3 月 3 日,高雄早餐店女老板遭员工前夫枪杀,早餐店员工阮女与丈夫结婚 13 年,育有 12 岁的女儿,去年 11 月 24 日发生家暴,民事法庭在 12 月 28 日核发保护令,而 2 人已在今年元月离婚,女儿监护权也归前夫所有。但前夫归咎早餐店老板及员工挑拨,才让亲密关系走不下去,因而发生憾事。(推荐阅读:儿少安置机构被遗忘的少年:“老师,妳为什么要来这里给我们糟蹋”

这个社会案件看来似与小杰的故事南辕北辙,但背后其实是类似的命题:亲密关系已结束、监护权也没有争端,保护流程可说是尘埃落定,但当事人的需求尚未了结。


图/Nguyên Nguyên @ Unsplash

施暴的人也需要被倾听

黄心怡认为,保护令的审理及离婚诉讼期间是社福网络介入的最佳时机。“大部分看起来很生气的相对人来到家暴服务处,其实都有一个‘说’的需求,只是在这些过程里,常常没有人听他说。”

而关于服务的期程,台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主任侯淑茹则提到,婚暴相对人服务的“起头”非常困难,“中间”又容易被截断。侯淑茹解释,许多相对人在刚开始时就会认为:“你(指社工)也受家暴中心委托,也只会听一方的说法,不会听我这边的说法。”

但可能在经过 3 个月后、终于和他建立一点工作关系时,此时两造可能已经分居、暴力暂时稳定,当事人又往往会告诉社工:“你服务我只是担心我太太再受暴,但现在我跟老婆已经分开了,已经不需要(服务)了。”往往在这样的“错身”下,便错过了挖掘当事人角色需求的机会,他可能仍是一个措手不及的“单爸”,或孤单失落中容易情绪激动的人。

咖哩及黄心怡皆提醒社服网络中“分工”的重要,然而对于婚暴事件中的当事人、相对人与像小杰这样的婚暴儿少而言,社福系统如何能在最佳的服务契机进入,服务又该持续多久,考验的其实是整个社会网络与支持系统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