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仅 27 岁便获 5 项香港人权新闻奖、一项 SOPA 卓越新闻奖,专访赵思乐,写下大陆女性抗争者群像,要透过一篇篇报导让社会明白:最可怕的压迫,是否定人的自我价值。


赵思乐与她的第一本着作《她们的征途》。摄/张国耀

27 岁的赵思乐,已是五项香港人权新闻奖、一项“亚洲出版协会(SOPA)卓越新闻奖”得主。

即使是资深新闻工作者,这也是不得了的成就。在其他范畴,这大概可以用“天才”来解释;但讲求真实可靠的新闻写作,没有天才可言。

这个在广州出生成长的女生,于外媒与港媒记者也已被限制得寸步难行的今日中国,在重重监控与威吓之下,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翔实的中国抗争报道。今秋她出版自己第一本着作,被台媒形容是“27 岁写尽中国 30 年民运史”。

她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凭“709 家属”报道获颁人权新闻奖时,赵思乐在得奖感言中说,希望自身经历能令更多中国青年人相信,“哪怕不为体制工作、不顺从体制的价值观,仍能有一番令自己骄傲的事业”。

这番事业的确值得她骄傲,但亦为她带来危险与颠沛的生活,也永远无法给她与其才华相配的回报。

收到 SOPA 获奖通知当晚,赵思乐问自己:“2013 年毕业,90 后,五个人权新闻奖,一项 SOPA 大奖⋯⋯但那又怎样?再雄心壮志的计画,暴政一只手指就能碾成废墟。几乎在有生之年,我都不太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不论在香港与台湾获得几多肯定与殊荣,都无法解答她生命中最大的疑问。

她的第一本书名唤《她们的征途》,是一部大陆女性抗争者群像,当中最年轻的,是一个以写作为行动的 90 后女生 — 赵思乐把自己也写进去,写自己的命运如何与大陆反对运动和当权者的打压交缠,一步步被推到这个位置上。(推荐阅读:访问过塔利班与 ISIS!战地记者张翠容:西方霸权何尝不是恐怖主义?

以下,是赵思乐的征途。

赵思乐没受过正式新闻教育,也从未在主流媒体工作过,她的写作老师是张洁平。

2012 年初,广东乌坎村出现一场举世瞩目的中国基层民主实验,仍是学生的赵思乐前往观选,遇到早已进入乌坎采访的《阳光时务》主笔张洁平。赵不懂得掌握乌坎抗争内部的复杂局面,而《阳光》则极缺人手,张遂邀请赵合作采访。

在瞬息万变的运动现场,张问赵观察到甚么,鼓励她从自己最感兴趣的角度写起。“她很鲜明的说,想写抗争中的女性。”张洁平对此印象深刻。

在张的点拨下,赵思乐首次接触到特写报道的专业方法;技术以外,还有理念。“我从洁平那学到甚么是‘可以留下来的新闻’:刚出来时是新闻,但最后会成为历史的一部份。”

“写新闻就该写成这样。”赵思乐的新闻观自此形成。

两人合作的系列报道,获颁香港人权新闻奖。张洁平对赵的第一印象,觉得她观察和表达能力犀利,同时也很自信,说话不太客气,表达自我的欲望很强。

“她有强大的 Ego。”

往后几年,张洁平渐渐发现,这正是赵思乐身处压抑的中国,仍能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关键。


摄/张国耀

赵思乐生于一个重男轻女的家族,母亲生下两个都是女儿,为此承受不少冷言冷语。

然而赵思乐的母亲是位刚强的女性。她成长于文革、受教权被剥夺,但在产后仍凭着坚毅与努力上爬,当上发电厂的首席工程师。

少时赵思乐跟妈妈上班,看到厂里全是男人,问妈妈,这里女人好少啊?赵妈妈淡然点头道:电气厂的女人本来就少,做到我这个位置的更是没有,以前没有,以后可能也不会有。

赵思乐深受震撼:“她是那么自信⋯⋯社会对她不公,但她做到社会认为女性做不到的事。”

父母都是工程师,家中推崇专业的风气,令两姊妹免疫于大陆社会对女性的刻板期望。“我妈会说,虽然我们家两个都是女儿,但妳们要像男孩一样,对社会有价值。”

虽然长大后她学懂,不是只有男孩才有社会价值,这很父权 … 但这样的家庭环境,给了她追寻自我价值的志气。

而她对社会的观念,则源自广州的开放环境。赵思乐从小看 TVB 长大,除了剧集动画,连时事节目与新闻也照吞;十岁前,她以为自己就活在TVB里的世界,不知自己的生活与电视机里的香港有甚么不同。

“上大学前,我从未看过央视的《新闻联播》。”

她从小就懂,一堆人举横幅在街上边喊边走叫做“游行”,平常不过,而“政治”就是立法会会况节目《议事论事》那样,议员们针锋相对,官员被毫不留情面地质疑、批判。

“成长过程中,我知道嘅政治就系民主、我知嘅新闻就系言论自由。于我,那就是正常世界。”

这并不是她独有、而是一代广州青年的共同成长经验,也是广州公民社会发展蓬勃的原因:“中山大学里,这样的年轻人一抓一大把⋯⋯前几年风气松点,中大每年都有学生组织行动。”

“后来我才知,自己身处的世界不正常。”

大学时期,赵思乐才见识到广州以外的中国。

广州校园党化教育不强,高中时,老师邀优异生入党,同学大多为免妨碍出国而婉拒。但进入南京大学,她发现室友们为了进政府、国企工作,全都在准备入党试。她不解,点会有人想做公务员架?

大二时为了新闻课作业,赵思乐采访了一个网络热议的南京“梧桐树事件”。民众静坐抗议地铁工程强行铲树,结果警察将其强行拖离;一个拍纪录片的学生,被警察追入校园,将片段没收。(推荐阅读:反对中国政府非法拘捕!声援中国的女权人士

在中国社会,政治压制原来无处不在。

她将作业发上微博,直陈事实的风格引来在 Twitter(大陆称推特)活跃的异见网民注意。网友约她见面,甫坐下来就开门见山:你知道翻墙吗?不知道啊,那你知道六四吗?也不知道⋯⋯网友一脸震惊的看着她,开始着手教她翻墙。在“推特党”的热心介绍下,赵认识了在香港《阳光时务》工作的媒体人贾葭,继而受邀为杂志撰稿。

还在学的她,尚未碰过大陆媒体的门边,已开通了一条境外媒体的路。

2011 年下半年,赵思乐赴台湾交换,正值马英九对蔡英文的总统大选,她不放过这机会,自发采访,与全世界的记者一同追踪大选,体验在自由世界跑新闻的滋味。

台湾的体验,冲击着赵思乐的一切认知。她为此着力研读台湾民主化历程,“禁书”看了好几十本,更详访了八九学运领袖王丹。

至此,赵思乐才真切了解到,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

台湾归来的赵思乐,开始关心中国的抗争运动。翌年初就在乌坎遇到张洁平,正式成为《阳光时务》记者。但在 2013 年,《阳光》受压停刊,她的记者事业开展了一年,就遭政治现实无情打击。她没有再做记者:赵思乐在记者生涯的起点,就尝过毋须审查的自由,不想回头走入审查严重的大陆媒体。

此外,她采访大陆知识份子、运动领袖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受:运动圈子的要角大都是男性,身居要位或愿意高调受访的女性十分罕见。

媒体发挥空间有限,但有些领域则在蓬勃生长。当时,一群年轻女权份子凭超群行动力崛起,发起多场触目行动,如身披染血婚纱走在街上宣扬反家暴、“占领男厠”抗议男女厠比例不均等,以极具创意的街头艺术,辟出一片抗争空间。

被女权运动的行动色彩吸引,赵思乐加入 NGO“女权之声”,撰写评论,也参与行动。

2014 年,组织发起抗议,要求撤销不经审判就可将性工作者关押的“收容教育制度”,赵思乐担任幕前发言者,要求政府公开数据不果继而兴讼,成为“90 后女生状告广东省公安厅”的新闻主角。

大陆媒体跟拍赵思乐抗议“收容教育制度”的行动过程

那是 2014 年九月。赵思乐当时认定,女权是自己的毕生事业,有朝一日或可成为女权组织的领袖。

香港一场占领,令她的人生规划就此被推翻。

2014 年下半年,香港占领运动期间,大陆运动圈人被大举抓捕,高峰时仅北京就有约 50 人被带走。台湾太阳花、香港雨伞带给北京的冲击,触发了中国公民社会的覆巢之劫。

金钟施放催泪弹的数日后,北京大学学生凌丽莎在一间打印店,复印单张声援雨伞运动。开发票时,她报上男友供职的着名民间智库“传知行”的名字。

当晚,凌丽莎就被带走。

几张声援伞运的单张,给了当局上佳借口。“传知行”创办人郭玉闪等多名公民社会推手被捕,包括赵思乐当时的丈夫柳建树。曾在郭玉闪手下工作的柳建树,正在筹建一家法律援助机构,2014 年 10 月,柳赴香港培训,期间到过金钟现场,回京不久后即被带走。

24 岁的赵思乐成为了“被捕者家属”。她不得不放下女权工作,奔走争取释放柳建树;在北京酷寒的冬天,她到看守所送钱送物,也在网上发出呼吁、在看守所外举牌,接受外媒采访,因而遭国保严密监控。

当权者要她噤声,柳建树的家人亦不满她的高调行动,认为低调配合才能让当局放过儿子。

最终除了数个关键人物,柳建树等人于 12 月底陆续获释。事后运动圈分析,这是当局应对“占中”的准备:一旦香港局面失控,官方需要抓来一些与台港社运关系密切、接受境外基金会资助的大陆 NGO 人,担当“颠覆”的罪魁祸首。金钟顺利清场,香港局势仍在掌握,当局便不再需要这个“颠覆”故事。

大戏落幕,被捕者重获有限度自由,但他们的机构已经无法再运作,十多年经营毁于一旦。他们的人生,也从此不再一样。

柳的父母无法理解儿子落难背后的政治因素,只能将恐惧全都投射在“太高调”的赵思乐身上,视她为不幸的恶源。他们声泪俱下地指责、驱逐,虽然柳建树把她护在身后,但赵思乐知道自己不得不离开了。

乘雨伞运动而起的抓捕潮,令赵思乐失去另一半,更失去了原欲贡献一生的 NGO 平台。

过往中国的公民社会、NGO 力量,一直靠去政治化才得以发展;但在营救柳建树时,赵思乐频频举牌、接受外媒访问,已将自己“敏感化”,再留在组织内,难保不会为伙伴们带来麻烦。

而且在针对性的打击之下,NGO 空间越收越窄,为规避当局飘移不定的底线,仍在运作的组织极为谨慎,必然要放弃一切权利倡导意识。最具行动力的女权运动,受到的打击也最凶狠:2015 年三月,有五名女权行动者被秋后算账式逮捕。

赵思乐知道,再留在 NGO 圈,不学“自我审查”不行了。

做记者时是在毋须自我审查的境外媒体,毕业后做 NGO,也选了行动最激进、最具抗争性的女权运动 — 她无法说服自己从此“妥协”,去学习自我设限。

“房间里的大象”— 赵思乐如此形容 NGO 运动的困境。继续做非政治工作、回避压迫根源,已无法再真正建立甚么:即使避开所有红线,努力建立的一切,还是可以瞬间清零,再灵巧的身段也无法保住。

“中共其实不理解女权运动究竟在做甚么。它的粗暴逻辑是,凡是有社会能动性的,干掉就好。明知这些‘不敏感’的工作,不论做得多好,还是可能在下一秒就被不可抗力摧毁⋯⋯我还怎么投入去做?”

“大象就在那儿,如何能不看他?”

失去伴侣、战友,想要投放毕生精力的运动亦四散飘零⋯⋯赵思乐陷入抑郁,但也无法放弃清醒,想继续前行,但又不愿妥协。

在当下中国,要怎样抗争才能直面政治压迫的真象?

正觉前路迷茫之时,张洁平找到了她。

2015 年中,《端传媒》筹备成立,担任总编的张洁平邀请赵思乐,准备几篇中国人权问题的重磅报道,赵思乐答应了。当时,要报道中国,不可能回避刚刚发生的 NGO 风暴。

“于是我重新成为记者,回头采访改变了我命运的故事。”

《覆巢 — 中国权利 NGO 生死劫》梳理了过去十年中国大陆不同 NGO 的路线,与官方拉踞、妥协与取舍的尝试,并详析当局的管治思维如何由“维稳”转向“国家安全”,令 NGO 全告覆亡。

在事件中失去一切的亲历者,却写出一篇笔法客观、学究得近乎冷漠的报道。“逐渐了解自己为何遭遇不幸,这任务看似残酷,却成为我状态好转的开始。”

这篇报道再为赵思乐赢得香港人权新闻奖。


2015 人权新闻奖得奖者曾金燕及赵思乐(右)

自《覆巢》始,到温州教徒如何组织抵抗当局强拆十字架,到 709 被捕者的妻子如何由受害者进化成行动者,到纪录片导演艾晓明跨越五十年的知识份子异议之路⋯⋯赵的报道技法越见成熟,选题也越来越宏观。

大陆当局对媒体(包括港媒外媒)的箝制越见严厉,一手采得、可信的大陆维权消息已十分罕见,遑论呈现中国抗争运动的全景 — 但深入运动圈子的赵思乐能够做到。如此优势,其他媒体难以企及,后来赵再摘下数项新闻大奖,已不令人惊讶。(推荐阅读:卧底采访记者第一人 Nellie Bly:我装疯卖傻,只为记录世界真实

她的报道获台湾出版社青睐,结集成一本讲述中国 30 年社会运动脉络,同时专注描绘女性抗争者的书,题为《她们的征途》。

赵思乐很希望港人能够读到这本书。

香港已不是她少时 TVB 新闻里看到的自由模样。出版社无奈通知她,香港大型书店无一来订,相信是因为题材敏感,只有数间独立书店入了货。

赵思乐说,港人有必要了解过去十多年,大陆民间面对过的极权手段,因为两地面对着同一个对手。看着伞后香港的急剧变化,她认为中共正在将过去打压大陆公民社会的经验,应用在香港:如果港人以往关注大陆异见人士,只是出于人道的同情,现在应该改变思路了。“唔系叫港人支持大陆抗争,而系要知道香港之后会发生咩事。”

但不论是否出于人道同情,香港近年对大陆抗争运动的关注,明显大不如前:六四记忆渐次淡泊,本土意识兴起、身份认同转变,令关心大陆的人越来越少。

另一边厢,传媒环境生变,中国抗争报道减少,黑白亦渐颠倒。几年前,刘晓波、谭作人、赵连海等抗争者在香港人尽皆知,但到 2016 年,港人说不出 709 被捕律师的名字,甚至有港媒提供平台,发布被捕律师“认罪”的报道。

但这并不是港人漠不关心最根本的原因。

“港媒、外媒报道维权圈的手法,是将所有人 victimize。”有参与大陆政治犯支援的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对此感受尤深。“即使有心支持的港人,理解也是简化的,唔系英雄就系受害者,畀人拉晒、好惨,我哋要去帮佢,咁样。”

《端》的张洁平亦有此观察。当权者固然会抹黑大陆抗争者,但即使是外媒与港媒,也倾向将抗争者,描绘为脸谱化的抗共斗士。“不管是骂他们的人,还是夸他们的人,都将他们去人性化。”

也有一些报道尝试从私人角度切入,还原抗争者与家属的人性,期望唤起读者同情 — 但回归最私人的角度,又显得“去政治化”,渲染悲情,无法让外界真正理解他们的抗争。

港人已感自身难保,还要去支持一群处境更严峻的弱者“建设民主”,当然提不起劲。但如果是那一群值得借鉴与学习的人呢?这正赵思乐作为记录者的独特之处。

“她的文字能让大家看到,他们不是等待帮助的弱者,而是一群自主的抗争者。”邹幸彤说。“在思乐笔下,他们每一个都是有能动性、有主体性的人,环境如此严峻,仍能透过行动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个人以外,还有运动本身。“这群人作出这么大的牺牲、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不能只要人同情,却不去呈现其政治意义。”张洁平形容,赵思乐的报道,能够呈现出抗争运动在中国政治变迁中,真正的影响与价值。

这样的视野与能力,27 岁的赵思乐是怎样练就的?

一开始,是靠模仿。

赵思乐曾仔细研读一些优秀的特写报道,学习它们的铺排与结构,包括张洁平刊于纽约时报中文网,描写占中背景的《摊牌》系列,与查建英刊在纽约客的两篇经典《国家的敌人》与《国家的仆人》— 都是刊在外媒的报道。因为中国大陆的特写,不论挖得多深,往往无法触碰最深层的问题。

落笔之前,赵思乐会用便利贴整理思路与文章铺排,一篇万字报道的元素可以贴满一墙

而解构问题的思路,则取自女权概念。女权分析往往是从个案开始:也许是在医院被拒剖腹的孕妇,也许是农村不堪贫困手刃亲儿的少妇 — 从个人展开,爬梳家庭、社会、国家的文化与结构,如何影响个人的命运。

“女权思想对性别压迫的分析,对我分析政治压迫帮助很大。”

结构与分析框架,都属于技术层面。再深入,就是如何进入受压迫者的思维模式,去感受他们的想法与行动。

对于中国人受压迫的状态,赵思乐有自己的一套理解。

“长时间、系统性被剥夺自立的能力,说没有党你就甚么都不行,还不断说祖国爱你 — 与受家暴妇女非常相像。他们会不惜一切合理化自己的处境,合理化施暴者的行为,在别人面前装得很成功 — 祖国强大了,我非常爱祖国,我要维护它。”

“但在私底下,人们的自我价值是被摧毁的。”

性别之间的压迫,与极权对人的摧残,方式非常近似;对此,赵思乐有切肤之痛。

“我曾经遇到过亲密关系里的暴力⋯⋯其中一段是在很小的时候。”

“他会令你觉得自己无法反抗 — 你哭、你喊疼,他还不是照样虐你,还虐得更重⋯⋯而社会的氛围,只会让你觉得自己很脏,不会有人再接受。于是你讨好他,说服自己不是讨好而是真爱他,害怕一旦离开他就不会再有人爱你,就无法自己生活下去⋯⋯你会觉得自己没有未来、没有价值,甚么也不是。”

她反覆提到一个词:习得性无助。一个人失去动能与希望,并非发自自身,而是被灌输、被动地“习得”的。

最可怕的压迫,不是暴力、恐惧与威吓,而是否定人的自主、将人的自我价值摧毁,令一个人完全失去反抗的动能。

接触到女权思想,她才明白自己的困局并非无解,慢慢重建起被摧毁的自我价值,终于鼓气勇气脱离。然而在前夫柳建树卷入伞后 NGO 抓捕潮时,她才真切体会到,即使个人如何努力持守自我,国家权力也可以肆意将其剥夺。

一直不愿意以谁的“妻子”身份自居的赵思乐,不得不一再将自己标榜为柳的妻子 — 因为能够替被捕者委托律师、有权获得相关通知与文书的只有家属,两人本就是为了被捕时有人照应才结婚的。

大陆被严厉压制的舆论空间中,对运动者的关注度很低;要为营救行动争取支持,只能诉诸“受害者”的身份,透过情感来动员。

赵思乐无法以抗争者的姿态,为战友阐明理念、理直气壮地伸冤,只能强调家属的身份,期望能引发一点同情。被捕者曾经有过甚么贡献,他究竟为了甚么而陷狱,彷佛已经无关宏旨。

以妻子身份营救丈夫的经历,与她赖以重建自我的女权信仰,处处相违。赵思乐不得不主动背弃自我要求,重新走入一直抵抗的性别定型。“这份矛盾,不断折磨着我。”

而在男性主导的异议者圈子中,为被捕丈夫奔走的女性,不会被视为抗争者,而是被连累的、无助的、堪怜的受害者。赵思乐为争取支持作出的高调行动,被不少人讥讽为“自我炒作”与演戏,她的私生活遭到质疑,背上不少侮辱的骂名。

在这段极为痛苦的经历告一段落后,她写下这样的反思。

“这是何等没有公共性?受难,如果只能获得‘同情’,不是太冤了吗?”

“(呼吁)为情义而围观,只会耗竭情感资源,让人们对悲惨麻木。情感动员能引起关注的策略优势,比起对于公共性的损害、对麻木的培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放下悲情,是生长和绽放的基础。”

之后她一直在思考,该如何呈现异议者妻子的行动,摆脱哭閙上吊的苦情戏码与“男性异议者附庸”的叙事。

“我不愿意写单纯的惨剧。”赵思乐定下目标。“我想记录的,是惨剧中人的挣扎与反抗。”

在中国,要观察、记录抗争,就要以身犯险。

709 一周年前夕,赵思乐跟访了“709 家属”近一个月,跟到天津看她们举牌,也与被捕律师李和平之妻王峭岭同赴内蒙,看望遭软禁的被捕律师王宇儿子包卓轩。


赵思乐随着王峭岭与李文足举牌,两人的孩子、6 岁的李佳美与 3 岁的王广微在一旁自娱自乐

人没见着,警察先到了。

赵思乐装出一口河南腔扮作超市送货的,坚称不认识王峭岭,但警察没有放过她;她抓空逃跑,被男警拽在地上拖行,一把扔上警车。两人坚拒松口,数小时后才获放行。事后赵思乐反省了一下,才想起逃跑不是好决定,警察可是陀枪的⋯⋯

她的“709 家属”报道长达万字,但这段惊险的经历,只写成一句平实陈述:“5 月 20 日,王峭岭驱车 1000 多公里到内蒙古看望被软禁的包卓轩,被当地警方拦截并羁押。”

书写抗争要经历重重危险,也要近距离旁观苦难,这与赵思乐克制、抽离的文风,反差极大。

“709 家属”是赵思乐做过最“危险”的报道。当时针对维权律师的打压仍未结束,被捕者刚被正式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家属均被监控。与 709 事件有关的一切仍然敏感。

在敏感的选题上,张洁平一向谨慎,太危险的选题绝不提出来“诱惑”她:“万一出事,我们是没有能力保护她的。我不觉得这些事,要以牺牲一个大陆年轻作者的代价去完成。”

赵思乐清楚当中的风险,但“被捕者家属”这个选题令她无法抗拒。更令她在意的是,这一波中国抗争运动有深远影响的维权律师大清算,事发一年后仍未见华文媒体对其深度报道。

作为自由撰稿人,只要她下定决心要做,即使不交给《端》也可另觅渠道;既然如此,张洁平想,那我们就一起把它做好吧。“我能做的就是尽我的专业判断帮她把关,用警察的眼睛看她的文章,找出可能的把柄,可能是泄密,可能是‘煽动’⋯⋯ ”如果足够自我克制、严守“记录”的界线,不跨到“评论”的一边,是相对较安全的。

对于报道成果,张洁平也没有甚么期望,只希望她快点采完离开危险的现场。

赵思乐住进了王峭岭家,每天听她闲话家常,讲李和平和孩子、讲与家属行动时的趣事。餐桌上的对话,不少作为人物细节写被入报道。

这样的信任相当难得:随着政治环境收紧、风险与代价大幅提高,抗争者往往不愿多说,除非信任到肯定对方抵受得住国保的威胁。行动出身、被捕者家属的经历,成为赵思乐一大优势。

但高度的信任与“同路人”的亲切感,也令记者与受访者的界线变得模糊。为了恪守记录者的身份,在对方敝开最内一层心扉之时,赵思乐无法不狠心划出记者与朋友的分野。

一次王峭岭突然开口,向赵思乐抱怨其他家属对她的误解 — 让她倾诉下去,是窥探运动内部矛盾的好机会。但赵思乐还是提醒王峭岭:大姐,你这些话是 on the record 的吗?

更难以划定的,是记录者与参与者的界线。受访者冒风险受访,自然期待记者协助宣扬抗争讯息,而赵思乐不得不明言拒绝。

“当事人会想我只报道运动美好的一面,但我的责任是展现运动的深度。”

她无法与受访者成为纯粹的战友。一旦陷入同情或义愤,记者就会不自觉美化运动,或因为想要获得更大传播,而放大当中的情感。

“被情绪蒙蔽的文字,过不了时间这一关。”

拒绝参与或同情、恪守记录的位置,才能更立体地理解运动,探寻到最本质的东西;不将受访对象硬套入诸如受难者、牺牲者等可以引发同情的既定标签,反而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为甚么众多妻子之中,是王峭岭首先站出来、坚定反抗?她会说,自己会想起李和平提过那些狱中酷刑,担心自己再也见不到他。

如果要呈现“709 家属”的苦难,有这一句大概很够了。但赵思乐再挖下去,王峭岭渐渐说出更多:她最怕的,不仅是以后再也见不到李和平。

过去丈夫心系维权工作,王峭岭只担心他为家家带来危险,争吵不断,也从未了解过丈夫究竟为了甚么以身犯险。直到丈夫被捕,她在与官方交手的过程中,才看到丈夫过往一直试图挑战的不公,究竟有多强大。

她最怕的,是自己再也没有机会跟他讲一句:我现在懂你了。我终于理解你不惜代价为之奋斗的价值,理解你的信念。这才是支撑王峭岭最深也最痛的动力。

抗争、或曰公共行动最根本的动机,不会是纯粹个人的的情感,而必然建基于对公共价值的认可与信仰。最深层的人性,与普世的精神是相通的。


超越苦难,赵思乐呈现出 709 家属作为抗争者的力量。

“思乐离她们这么近,但仍可清晰地将这群女性从受害者到行动者的转变过程,完整呈现出来。”张洁平记得自己看到稿件时,相当吃惊。“她不仅写出了鲜活的人的故事,更完全总结出这群女性身上的政治意义。”

这是一个在巨大的苦难与不公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记录者才能做到的事。

但这也是非常痛苦的。

“我憋着一口气,不让情绪透在文章里⋯⋯ ”憋到稿子写完,赵思乐与家属们共处以来积累的关怀、心疼,感受到的美好,旁观过的苦难,才得以释放 — 刊发之后,她哭了两星期。

709 是赵思乐做过最危险的题目,但不是最难的。

中山大学学者、记录片导演艾晓明,素来低调,却是张洁平认为最值得书写的中国异议者之一,等到她的反右运动纪录片《夹边沟祭事》开拍,终于逮到时机。

“从文革一代代走来,她的行动脉络,与中国反对运动的脉络环环相扣,可以串起整个中国当代史。走在边缘,守着寂寞做该做的事⋯⋯她是我最敬爱的知识分子。我不想 50 年后大家回看这个时代,看不到艾晓明这个人。”

要驾驭时间跨度这么长、历史背景这么复杂的故事,对年轻的赵思乐是极大挑战。虽然不无担心,但张洁平仍把这个选题交托给她。

回应这份托付,赵思乐写出了记者生涯中最好的一篇作品。


赵思乐摄,践雪拍摄的艾晓明

从维权、公民、抗争运动,到性别问题触发的社会争议,艾晓明过往热衷以拍摄介入当下,为甚么现在却要回溯50多年前的反右运动?选这个题材,是否源自个人经历?

采访期间,赵思乐发现艾在回避这个问题,但她也发现艾对反右幸存者经受种种折磨过后,仍坚持自己不反党、甚至坚称爱党的状态,非常熟悉。

“那份熟悉是从自己的经历来的。她的学者身份,掩盖了她的深层共鸣。”

艾晓明对此避而不谈,但在一个赵思乐寄居艾家采访的早晨,两人恰巧在网上看到文革“忠字舞”的影片。艾晓明一边嘲笑这舞太丑,一边熟练地演示,每个动作都记得分毫不差。

看着这个画面,赵思乐懂了:极权能把人控制到甚么程度?艾晓明有着摆脱不掉、忘不掉的身体记忆。艾晓明拍摄那些被极权控制的人,而她自己也曾是其中之一。

从这个片段切入,赵思乐缓缓铺开一段横跨50年时空的个人史:曾经批判过自己父亲与朋友的艾晓明,如何透过对昆德拉与女权主义的研读,透过记录作为行动,解开极权烙在自己身上的咒诅。

“让我去写,我觉得我写不到那样。”看过赵思乐交来的稿子,张洁平感动不已。

“这不只是一段复杂历史的报道,而是达到了文学的高度⋯⋯里面有一种非常深沉的情感,甚至是历史的悲剧感。”

张洁平想起自己还在《亚洲周刊》当记者时,也很努力的想要书写中国异议者、抗争者,但定居香港的她,与他们始终隔了一重。“最多就是采访时飞过去几天,从没跟他们承受过一样的压力。”

“但思乐与他们处于同样的风险、压力、恐惧之下。这一点补足了她的年轻,让她能够快速进入、理解他们的处境,成为相对平等的对话者。”

赵思乐呈现出来的,不仅是艾晓明数十年来的行动轨迹,而是一个人即使深陷极权织就的笼牢,仍能通过思考,抗衡极权对意识的箝制,透过行动,实现被极权否定与歪曲的价值,保存人性中最珍贵的坚持 — 那就是极权欲百折而不挠的,人的自主。

“最深沉的情感交换,能让人表现出应有的尊严 — 不仅是事实层面,而是精神层面的理解、回响与共鸣。”张洁平总结。“这与说‘你好惨我好同情你’,完全是两个层次。”

“没有思乐,这些中国行动者的故事,无人能够写出这份尊严。”


赵思乐在夹边沟拍摄、持摄像机跋涉的艾晓明

在中国,不受左右地写下真实的新闻、记录与历史,是不被允许的,也鲜有前例可循。怎样才能忠于自己地记录?每一个记录者都要摸黑探索出自己的方法。

从行动者走向记录者,赵思乐摸索出的路很清晰:书写抗争报道,本身就是抗争。

“很多人说,抗争和报道怎能放在一起?报道要客观中立⋯⋯”她清楚当中争议。“但当你面对的政权,不认可任何真实,对事实、新闻、言论进行审查⋯⋯如果你认为报道应该真实,就已经站在它的对立面。不承认,反而虚伪。”

“报道如果能够坚持真实、独立与自由,就已经构成对利维坦的抗争。”

赵思乐结合抗争者与报道者的身份,张洁平很能理解。“在香港或台湾,根本不需要这样,想改变世界,直接行动就好。但在中国,行动代价太大,一个人的才能,一下子就全浪费掉。”

“然而在记录这一块,还有大量空白,需要有人抢救历史。”

张洁平知道,赵思乐要离开不难,但她为了自己认为应做的事,愿意长期处于监控与风险之下,才能在抗争报道范畴,开辟出这片新天地。“思乐最无法复制的,大概就是她的勇敢。”

“她的勇气,为她的生命撑出了一片空间。”

关于勇气,赵思乐一直记得一段故事。

在《阳光时务》时,她写的薄熙来报道登上了封面,她特意把杂志寄回家。亲戚看见几乎吓坏了,劝她父母叫她别再做这种东西。回家的一天下午,赵母向女儿覆述了亲戚的话,然后说:“我们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见过很多不公平的事⋯⋯ ”

赵思乐知道文革时母亲已经懂事,有很多不堪的记忆。她没有答话,等着母亲劝说,所以不要搞对抗了,党很强大你斗不过⋯⋯

但赵母说的是:“所以我明白你为甚么要这样做。”

然后这个话题就结束了。“我妈好酷,真是屌!炸!天!”赵思乐忆述时,忍不住流露出对母亲的敬仰。

作为了解政治残酷的上一代人,她的父母大可像其他父母一样漠视,并教育孩子也逃避漠视;但他们选择了理解她。“不要把甚么都推给无奈,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多做一点。哪怕只是跟孩子说一句我理解你,就这么一句话,已经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赵思乐也作出了的选择 — 不是选择成为抗争者,而是选择活在真实当中,不作恶,也不对恶无动于衷,并为此付出了代价。不少人盛赞她无私、勇敢,但赵思乐很清楚,自己记录、行动、抗争,归根究底,出发点都是自己。

她的每一篇报道,她采访、书写过的每一种抗争路线,都围绕着同一个疑问。

“我想知道,我该怎么办?我有甚么前途?”

“在香港,黄之锋 17 岁就可以上《TIME》——大陆不可能有这样的青年,只要他一出现,他就在牢里了。我现在就有一个朋友在牢里。”(延伸阅读:黄之锋母亲致公民广场判决:“为何香港堕落如斯,如此对待这一代的孩子?”

“我认识一些年轻人,他们‘练习’坐牢,开着灯睡觉,把自己关在没日没夜的小房子里,看自己能忍受多久。甄江华就是其一。”—— 赵思乐写于甄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拘捕后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我们还如何能够实现自我价值?问题问到这个地步,你会觉得自己非常无望,也非常可悲。”

赵思乐写作的母题,就是如何改变一代中国年轻人的命运,如何改变她自己的命运。

“书中的异议知识份子、法制维权运动、公民社会与 NGO、网络运动、女权运动,其实都是我找过的路。这么多人、这么多故事 … 我曾经在中国的运动场上,找过自己的答案。”

因此,这本书对她的重要性,大于一切。

“对一个作者而言,能够把作品完整地呈现出来,被关个两三年,我觉得可以接受。”赵思乐说:“虽然我评估这不会发生。”

“绝对的安全是不可能的,但我会问自己:如果出事,值不值得?”

“这本书再怎么样,也不会把我抓起来判五年以上(笑),那我觉得 OK。”

即使不陷狱,只要是异议者,在中国就要面对无尽的箝制与恐惧。

但正是在最压抑的恐惧之中,赵思乐找到足以克服它的慰藉。

2015 年七月,709 大抓捕发生时,赵思乐正在采访着名异议者莫之许,各有前科的两人为防也“被消失”,怱怱逃离城市暂避。在高压与恐惧笼罩、朝不保夕的氛围之下,赵思乐与莫之许成为了恋人。“如果不是 709 造成的特殊情境和空气,我们大概都没有勇气和动力,走进这段关系。”

莫之许是八九一代的抗争者,当年广场上的大学生,那时赵思乐都还没出世。

这段感情的每一个转折,都与时代的残酷打击环环相扣。相恋数月后,一名曾赵合作的朋友被带走;两人一度紧张,万一官方想顺着被捕者抓个“集团”出来做成大案,她被卷入也不出奇。看着,莫之许突然就说,我们结婚吧。

没有鲜花戒指,只有手机里一条朋友被捕的消息。赵思乐忘了自己回了甚么话,只记得自己狂笑不止。

两个月后,赵思乐决心去采访 709 妻子们。她签好一张空白的律师委托书,放在寓所的餐桌上;当时莫还不是她的“家属”,但一旦自己被捕,拿着委托书的他就可以行家属之实,帮她找律师了。

“在如此时代,这是比说‘我愿意’更郑重的仪式。”

这就是赵思乐选择的人生。


莫之许与赵思乐

看到过被捕者孩子颠沛流离的命运,两人协定,只要还在中国就不生孩子。“我不是无知地陷入这种处境的,这是我知道并选择承担的代价。”赵思乐把这个问题想得很清楚。“但我没法替孩子做这样的决定。”

于是他们手牵手坐在公园里,看别人家的孩子笨拙地走路,跌倒,再自己爬起来。

但她不时会想像自己的孩子。每当绝望感无处发泄,她就会忍不住朝莫之许狂吼:都是你们这代人没有做好,我们这一代才要过这种生活!89 后的 20 年,你们都在干甚么?

吼着吼着,她脑中却浮现 20 年后的自己,是不是也会被孩子吼问,自己往后 20 年来都做过些甚么?那时候,他们生活的世界会否仍然黑暗无望,一如今日?

“‘后 89 一代’包括我自己,正在陷入失望、甚至绝望后的旁徨,不知道该做什么,除了或早或晚地把自己送进监狱。移民?在异乡,我们永远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赵思乐正在申请出国读书,但她说,自己还是要回来。她还年轻,还有很多可能,然而生命中有些坚持,已经不可能改变:赵思乐过去与现在是一个抗争者,将来也是。跨越苦难与悲情,以书写呈现出同行者的尊严,就是她的抗争,也是她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

只要坚持留在中国,她的成就,并不会带来更幸福的生活;她走出了一条新的路向,但这条路究竟会通往哪里、会否直通暗无天日的牢狱,现在还不知道。这就是她所说的,值得同龄人参考、相信并追求的事业吗?

赵思乐侧着头想了一会,以平淡但肯定的语气回答。

“我的事业,就是有意义的存在。”


摄/张国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