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面对的战争》选摘,细看女性面对性贩运与人口贩子之处境:“他们把我们当作垃圾与性玩物!”

有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地方就有人口贩子,刚抵达摩尔多瓦首都奇西瑙的女人全聚集庇护所的公共室中,她们茫然、疲倦,而且饱受惊吓。国际移民组织的女职员向她们介绍我的身分,并解释揭露施虐者身分对保护其他女孩不受伤害的重要性,但多数人耸耸肩便离开房间。

我一点都不怪被太多苦难消磨殆尽的她们,她们已经学会不要相信任何人,也没有能力考虑他人的未来。最终唯有莫妮卡留下来跟我谈话。莫妮卡出身于奇西瑙,她比其他偏远乡村的女孩受过更多教育,也更懂人情世故。她现在了解,当初男友说他帮彼此在义大利都找到工作时,其实只是想将她卖给皮条客。

经过三天的旅行,她抵达波士尼亚,来到塞拉耶佛一家名叫维拉的酒吧。这家酒吧提供膝上舞服务,下流的程度令她相当惶恐,接着一个女人竟开口要她脱去衣服加入她们。

“一开始我以为她在说笑,”莫妮卡说道,“我对她说,我没有要待在这里。她说我必须留下来,否则酒吧老板会打我。她说我的护照已经被拿走了,所以我不能离开。她说我必须和任何要我的男人上床。隔天,我和酒吧老板碰面,他说这趟旅程花了不少钱,我必须还钱给带我到塞拉耶佛的男人。我一个晚上要接待八个男人。”

不过,莫妮卡接下来说的话才更令人震撼:“这些男人很多都是联合国维和部队成员,也就是前来帮助当地人民的警察与军人。我求他们救我──尤其是那些年轻的队员,但没人愿意。”波士尼亚战争结束后,数千名维和部队队员抵达,声称要帮助国家重建,支援建立公民及民主机构,并恢复其法律与秩序。维和部队队员的月俸非常优渥──这种事只要稍微向当地居民打听就能知道──因此他们前脚才刚抵达,后脚从事性贩运的人口贩子就带着受害女孩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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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地狱般的六个月,莫妮卡终于逮到机会。“那天晚上非常忙碌,皮条客喝醉了,离开时忘记锁门。我沿着走廊爬行,穿越一扇窗户爬上外头的太平梯。我沿着马路一直跑,直到在路上碰见一个女人。我又哭又喊,但她听不懂我说的话。她带我去警察局,然后警察将我带到安全的地方。”

保护莫妮卡的人就是能力出众的希莉亚·德拉维涅(Célhia deLavarène);她身长五尺、穿着优雅、拥有一头美丽的金发,说英文时带着迷人的巴黎腔──对任何人都无所畏惧。希莉亚是慈善机构“STOP”的创办人,团队成员大多是英国籍与爱尔兰籍的警察。她获得联合国驻塞拉耶佛代表团主席的授权,全权处理发生于波士尼亚境内的性贩运事件。(推荐阅读:谁夺走她的微笑?《永远的微笑》谈跨国人口贩运与儿少性剥削

她总共查禁十多家酒吧,已经在塞拉耶佛救出数百名女孩。

我们见面时,她正在与自己钦点的警察团队进行每周简报,针对近期发生的事件交换意见。一名年约三十出头的英国警员约翰分享他安插在地下俱乐部的线人所回报的消息,他说有个女孩连续两天拒绝接客,“因此俱乐部老板决定拿她杀鸡儆猴。”他说,“她全身赤裸被丢进房间,客人只要付钱就能观赏她被老板与熟客强暴的过程。”另一位刚加入团队的爱尔兰警察泰瑞满脸震惊。“他们不是人,”他说,“他们没有情感,什么都没有。他们只把女孩当成商品。”

希莉亚同意让我跟随团队一同进行“妓院突袭”,并指示我和我的组员隔日清晨四点到她的办公室集合。我们浩浩荡荡往西驶离塞拉耶佛,破晓之前,整列警车与小货车就已经抵达郊区那幢外观难以形容的妓院门口。STOP 团队重击房门,屋内传出叫喊以及椅子挪动在木头地板上的声音。“里面的男人吼叫着要女孩从后门出去。”警方的翻译说道。“绕到后面去!”希莉亚对一名警员大吼,接着转向其他人:“给我冲破这扇天杀的门!”我们突破那道门,但皮条客已从后门逃跑,前屋的桌面只剩菸蒂、喝剩的咖啡以及成堆的钱。我们跟在希莉亚后头冲上楼梯,在肮脏的小卧房内发现八个茫然的女孩。

前夜的工作使她们身心俱疲,甚至没有力气听从皮条客的指令逃跑。脸色苍白,身体因为恐惧还在发抖的她们挤上迷你巴士被载往当地警局,希莉亚竭力说明周遭的人都是朋友,一切都很安全。然而这并不容易,因为这些女孩长久以来已经学会不要相信任何人,尤其是身穿制服的男人。希莉亚对那些联合国人员伪善的行径感到相当愤怒。

“联合国维和部队走到哪里,人口贩子就跟到哪里,”她说,“这是联合国现今最大的丑闻,但那些主事的男人却只是耸耸肩,装作什么都没看见。”我与希莉亚一拍即合,自此之后一直是好朋友。听闻摩尔多瓦女孩的故事之后,我返回 BBC 说服《通讯者》(Correspondent)纪录片系列的编辑允许我调查联合国维和部队以及军人涉入性贩运的事件。我们将影片取名为“男孩本性如此”(Boys Will Be Boys),因为他们总用这句话做辩解。希莉亚在突袭中解救的女孩来自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她们先被安置到塞拉耶佛的庇护所,等待联合国的 IOM 团队安排班机送她们返回自己的国家,有时候,女孩会要求作证指控施虐的犯人。勇敢的莫妮卡选择留在塞拉耶佛而拒绝回家,正是因为她想要揭露施暴者的身分,并找出将她卖到妓院的男人。

“我必须和每个点到我的男人上床。每个晚上最少做三次,有时候一晚七、八次。多数是美国人,他们很爱玩,那些行为你无法想像。他们喝很多酒,讲话很大声,以玩弄女孩为乐,他们把我们当做垃圾在玩。我想要阻止这种行为,他们不应该做这种事,这对我和其他身处相同境遇的女孩相当不公平。”

她说她的客户包含联合国维和部队、和平稳定部队(SFOR)、联合国指派的国际警察队(国际警察队,International Police Task ForceIPTF)等组织的成员,还有在一九九〇年代末期接受征召至波士尼亚参与重建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警察。这些获派至此重建这个破碎国家的男人,在莫妮卡求救时全都回绝了。“他们说不想惹麻烦,因为他们不被允许到这一类的酒吧。他们说假如帮我,他们可能会丢掉工作。我必须自己想办法逃走。”莫妮卡在警局指认四名国际警察队的成员以及四名维和部队士兵,她说当时已做好出庭作证的准备,但她没有获得机会。

“我被送回家了,毫无理由,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并不着急。我说,既然开始了,我就要尽全力阻止这种事发生到其他女孩身上。我非常生气。我始终相信正义,但正义并不存在。必须要有人出来做点事,但我发现根本没人在意,他们都在互相掩护。”

事实上包庇行为已行之有年,而试图揭露的人都付出了代价。我与凯西·波克瓦克(Kathy Bolkovac)见面时,她已经被迫离开波士尼亚的岗位;凯西是位金发、高挑丰满的警察,一九九一年请调波士尼亚时,她在美国已有十年警员资历。

“当时我已经准备好要做点改变。时机到了,我想追求更有意义的事。那时候我将近四十岁,不想再当处理平凡事件的巡警。另外,我父亲的家族源于克罗埃西亚,我一直很想造访那个地区。这似乎是个一举数得的好方法。”她将申请表寄到戴阳国际(DynCorp)──一家承揽私人军事服务的美国企业,他们刚签下合约,受准在波士尼亚经营诸多业务,包括开设五金行、咖啡馆,以及征募美国警员至当地就职。一周之内,她就获得一份年薪八万五千美元的工作,无需面试,只要到德州沃斯堡参与为期一周的训练即可。“应征的人要不非常年轻,年轻到我无法相信他们符合申请规定中载明的八年工作经历,要不就是退休人士,多数人一生不曾有过年薪高于两万美元的工作。”对于到波士尼亚任职的兴奋与期待盖过所有的疑虑和不安,她就这么与四十二位新招募的成员一同飞往塞拉耶佛。

最初她的工作表现相当出色。她伸手拿出一本相簿,里头全部是她本人,包括一系列从联合国驻地代表团主席、法裔加拿大人贾克·克莱恩(Jacques
Klein)手上获颁勋章的照片。她续签三次半年期的合约,除了被授与勋章之外也获得升职。“后来我担任两性平权办公室的主任,负责监督波士尼亚境内所有涉及性别议题的调查,包括性贩运、性侵犯以及家暴等案件。”渐渐地,她的工作被蓬勃的性产业占据,厘清性贩运的运作模式并发现同事涉入其中时,她感到震惊又愤怒。如今回头看,她说自己当初真是天真得无药可救。“我开车巡逻时看见许多联合国的车停在酒吧外,起初我想,嗯,他们应该是在调查什么事,顺便小酌一杯。”

后来摩尔多瓦女子维多莉亚让凯西开了眼界,她才了悟真正的施暴者和玩家的身分。某天早上,一辆 YUGO 牌的白色巡逻车停到凯西的办公室外面,一名“可能只有十几岁”的女孩身穿短裙和坦克背心踉跄跌出车外,她凌乱的头发沾满树叶与泥巴,陪同的警员说明这名神智模糊的女孩被人发现在波士尼亚河的河岸边游荡。

波克瓦克让女孩进办公室,同时请来翻译助理。她对于女孩不懂波士尼亚语感到相当讶异,因为这个惨遭战争蹂躏的国家工作机会不多,据她所知,当地没有为了工作而移居的人。波克瓦克在努力理清状况的同时注意到女孩脖子上有一些血痕与瘀青。终于,他们知道她名叫维多莉亚,来自摩尔多瓦。除“维多莉亚”和“摩尔多瓦”之外,女孩不断重复的另一个词汇是“佛罗里达”。最初波克瓦克无法理解,但后来她想起塞拉耶佛郊区的河岸边,以白菜卷闻名当地的餐厅旁那家外观破败的夜店就叫佛罗里达。“我总是在佛罗里达的停车场看见联合国的卡车,”波克瓦克回忆道,“我以为那是因为餐厅车位不足他们才停到那里。”维多莉亚发现波克瓦克想起了佛罗里达后便抓住她的手,用哀求的眼神看着她。

波克瓦克将维多莉亚安置在旅馆,同时指派警员站在门外看守。当时希莉亚·德拉维涅尚未来到此地,因此没有任何收容性贩运受害者的庇护所。之后她与一名当地的警察以及翻译开车前往佛罗里达,进入店内,他们发现酒吧空无一人──“没有服务员、没有酒保、没有顾客,吧台上有几杯半满的啤酒,空气残有香菸与汗味。如果只是一般夜店,没有必要这样紧急撤离,显然有人提前通报了我们的到访。”

波克瓦克发现一只类似枪箱的金属箱中满是美金。“在这个森林与山脉环绕四周,哪儿都去不了的荒凉地区,为什么用美金做为交易货币?”她自问。接着答案出现了,她找到一捆女孩的护照,她们各来自乌克兰、罗马尼亚与摩尔多瓦,多数只有十五岁左右,其中也包含维多莉亚的护照。波克瓦克走出户外冷静她的情绪,试图厘清整件事背后的意义。她发现一道通往建筑物侧边的太平梯上头有扇木门。她唤来那位波士尼亚籍的警员戈兰,两人一同走上阶梯。戈兰试图开门,但门锁着。“里面没有人。”戈兰如此推断,但波克瓦克用她的军靴踢开门进到室内。“另一侧有个类似阁楼的房间,室内相当闷热,有七个眼睛大睁的年轻女孩挤在一块。她们脸上惊骇的表情我太熟悉了。”

两张褪色的床垫铺于地板,女孩们坐在上头恐惧地发抖;她们的衣物塞在塑胶袋里,垃圾桶垂挂着许多保险套。“我们现在要带你们到安全的地方。”波克瓦克透过翻译对她们说,“还有其他女孩吗?请告诉我,让我去救她们。”一位金发蓝眼睛的女孩用手指向窗外淙淙的流水,声音颤抖地说道:“我们不能说,我们不想被丢进河里。”

波克瓦克一一访谈每位女孩,内容与先前奇西瑙幸存者的故事完全符合。“她们如此年幼,如此脆弱,却愿意离家到西方工作。”波克瓦克回忆道,“人口贩子与皮条客恐吓、逼迫她们卖淫。这并非带她们上街,丢进妓院,然后开始工作这么简单的事。基本上他们会使用相当可怕、令人心理受创的方式强暴、虐待、羞辱,迫使她们乖乖听话。”(推荐阅读:现代性奴隶缩影:欧洲的性贩运与性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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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佛罗里达的女孩内心受创太深,即便隐约透露客人中有些穿军服的人,但因为害怕遭受报复,她们仍拒绝出面指认施虐者与皮条客。几天后,IOM 将她们各自遣送回国,而波克瓦克始终惦记着那只藏匿美钞的金属枪箱。在波士尼亚,唯一能取得美金的地方只有美军基地,势必有什么事错得非常离谱。

几个月后,波克瓦克搜捕了多博伊(Doboj)镇上莫妮卡曾经工作过的维拉酒吧,这次她的运气比较好,受害者都已经做好开口的准备。“这些女人暗示国际警察会到酒吧寻求性服务。她们描述出男人身上的美军制服与刺青,许多细节能够用来核对身分。身为警察,我们已经准备好揪出这些人,她们也准备好出庭作证。”

然后,凯西想到了一个自认相当聪明也有助于调查的方法。她寄送一封电子邮件给美国分队的指挥官,也就是她的上司。信件内容提及每位任职波士尼亚的警察都必须配戴的附照片的识别证,她推测女孩正是藉此辨认出男人的身分。隔天,美国分队的每位成员都收到一封富有告诫意味的电子邮件,内容提到了波克瓦克的计画。“我真的觉得他毁了整个调查,假如真有美国人涉入其中,这封信会让他们有机会编造不在场证明或者互相包庇。”

然而,经过反省,她认为或许有些人真的不了解其中的差异。她想,向大家解释性贩运的相关细节应该会有帮助,因此她又再寄信给美国分队的所有成员:

妓女:自愿出卖肉体,以性服务换取实质利益或金钱,随时拥有说“不”的权利。

性贩运人口贩子:以买、卖、运送、奴役、诱骗、许诺、绑架、收买、强奸或胁迫等方式获取实质利益的人。

性贩运受害者:多为女人、小孩,常常被你们指称为妓女。

常客: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地区的部分居民、SFOR、国际警察队、地方警员,以及国际人权组织的员工。

信件的最后,波克瓦克说明了她选择到波士尼亚工作的动机。她承认钱确实是一项诱因,但她从未忘记自己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并服务人民。“任务结束时,我们的口袋会装满钱。”她写道,“胸前配有勋章,领口挂上新的军阶,这是我们在国内部门永远做不到的事。我们之中的某些人或许有机会协助一或两个‘妓女’逃离一个非常危险而且绝望的处境。或许有人说我们是用心思考而非用脑思考,但无论如何,我们至少还有思考的能力。”

隔天,他们以“心理倦怠”为由将波克瓦克调离职位,不久后她就因伪造工作时程表遭解职,她全盘否认。直到打包行李的时候她仍能感受到威胁。“有辆车日以继夜等在我家门外。”她回忆道,“甚至有同事说他们为我的生命安全感到忧虑。”我与摄影组抵达塞拉耶佛时,凯西·波克瓦克已经离开,但我找到了留下来的人,有位女性职员对当初的事件尤其不安而愤怒。我接着与联合国人权事务理事会的主席玛德莲·里斯(Madeleine Rees)取得联系,我问她波克瓦克被认定心理崩溃,此项判断是否正确?“根据什么判断?”她回答,“这件事没有经过任何评估程序,没有人谘询过她,当时也没有适当的专家可以做类似的诊断。”

所以,为什么要拔掉她的职位?“我想显然是因为她是前线人员,她会与性贩运的受害女人对谈。她的工作表现非常出色,她与每一位受害者都聊过,她们也都通过了 IOM 的审查。藉由这些受害者,她发现国际警察队涉入很深。”波克瓦克控告戴阳航太公司,为自己遭受不当免职申请赔偿──戴阳航太为当初雇用她的戴阳国际的英国分公司。二〇〇二年,此案件在英国南岸的南安普敦开庭,她在一致赞同下取得胜诉。她所提及的警察中有几位遭到解职,但任职于波士尼亚的他们享有起诉豁免权,因此没有人被起诉或判刑。

与波克瓦克初识过后十年,我们在她到伦敦宣传新书时才又见面叙旧。她写了一本谈及波士尼亚那段经历的作品──《追密者》(The Whistleblower),后来也改拍成由瑞秋·怀兹(Rachel Weisz)主演的同名电影。国际特赦组织邀请我到克勒肯维尔那栋新颖时髦大楼内的剧场采访凯西,结束后她回覆几个问题,例如,她现在对此是否还感到愤怒?“怒气来了又走,”她说,“当然,官司我打赢了,但我从未获得真正的答案。”另一位提问者问及男同事的态度。波克瓦克表示资深职员多抱持“拜托,这是一场战争耶!”的态度,女警员则忍受着男同事的性骚扰,但所有行为都
可以用“男孩本性如此”作结,当时的气氛就是如此。

还有一件事令她相当感冒,那些男人全然轻视受虐女性:“她们是战争中的荡妇,就是妓女,她们自找的。”

我找出早年采访波克瓦克的笔记,当时她尚未在法庭获胜,她沮丧地对我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一切真不值得。我放弃舒服的人生从美国到波士尼亚从事国际性的任务,但现在事业毁了,信誉也毁了。不过也有时候我认为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事情就会有所改变,必须踏出第一步,然后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