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中文的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每个人都该去想，自己要的自由在哪里

如果你是对日本感兴趣的阅读人，新井一二三这名字，一定不陌生。新井一二三是土生土长日本人，32 岁那年开始中文写作，自此以中文书写安身立命。今年 56 岁的她，已经出版了 26 本中文着作。

她一生经历丰富，在地球上绕了一圈，大学期间以公费到中国留学两年，游走云南、东北、蒙古等地，回到日本担任“朝日新闻”记者，后移民加拿大，修习政治学与新闻学，并开始用英文写作。1994 年到香港，任职“亚洲周刊”中文特派员，同时在台湾“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时报”等发表专栏、散文及小说。我递上名片写着 Story Teller，她眼睛马上放光，“Story Teller！多棒的工作，我也是一个 Story Teller 阿！”

目前在明治大学任教的她，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书写深入女性经验的大观园，像红楼梦里的薛宝钗，通透人情世故，练达地分享她作为女儿、母亲乃至写作者的各种发现。

不似人们对日本人 x 作家 x 教授的刻板印象，新井一二三笑的时候有些腼腆，说起话来却是朝气蓬勃。她换上我们准备的室内拖，轻松以中文寒暄，像是朋友在自家玄关的亲近感。

在华文世界，台湾读者对她也熟悉亲昵。从年轻一辈吹起哈日风的二〇〇〇年代开始，新井的中文作品产量多与快，中文书写又接地气，常常让人忍不住怀疑“她到底是不是台湾人”。

不过，在大量引进日本翻译文学的台湾，日本作家大可舒舒服服使用母语书写，一个日本人到底为什么要以外语路径写作，而且一写就是不间断的 24 年？

中文写作，让我得以自由

新井开场就直率地说，她从小在家庭与日本社会里，感觉自己格格不入。19 岁那年，她在早稻田大学与中文相遇，当时学习中文的人还不多，中文像美丽的祕密基地。与中文相认、互相寄托的感受，她形容是很近似于恋爱的。难以使用母语诉说的意念，托付在外语里，使她感到解放，也帮助她逃离母亲和母语背后的父权文化压迫。

新井从儿时家庭经验举例，“母亲或其他人对我的态度，和对哥哥非常不一样，母亲对哥哥很呵护，对我却是充满嘲讽，小时候以为是哥哥长得比较可爱的关系，后来慢慢发觉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不只在家庭里，她发现哥哥是男的，她是女的，整个社会的待遇都不太一样。“到了二十岁上大学，已经可以说是满肚子的苦水，不吐不快了。”

她和身边同学诉说，却很难被接纳和理解，“在日本文化底下，对家庭有抱怨是不孝的，久了即使心里有故事想说，也说不出来。”

新井发现，这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日文思考上，“使用日语思考，会出现文化上的干涉。”她以中文说得直接，“用中文思考，日语无法想的事情，得以清晰浮现。”

语言学研究观察到，第一语言（母语）和第二语言（外语）存在不同的记忆库里。用中文思考与书写，似乎在隔绝于日常生活、一个能够锁上门的房间里进行。当我打开这个空间，就谁也不能进来。
——新井一二三《妈妈其实是皇后的毒苹果》

说到这里，她巧妙运用英国作家维吉尼亚・吴尔芙的作品《自己的房间》譬喻，“女人要写作，需要有锁上以后谁都不能进来的空间。中文就像是这样的空间。在那里我是安全的，得以安心分享自己生活、心里脆弱的部分。”

不只是女作家，或许很多女人都能体会这句话。新井有两个孩子，一面培育孩子，一面找时间写作，事实上也不容易，对她而言，孩子是重要的、最具创造性的 project，“带给我的学习和礼物远比我给他们的多。”另一方面难办的是，用日语写作，亲人也看得懂，“拿起笔写作，现实生活会有很多干扰。干扰也往往来自我们所爱的家人。”

我不禁思忖，外语写作，或许真能替女人撑开一个心灵空间，从既有生活的情绪劳动中解放开来。不只是解放，新井补充，使用外语得以拉出一段距离，较客观地处理自身经验与情绪，梳开内心杂乱不堪的结。

“使用中文或英文写作，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新井提出了很新鲜的观点。

“情绪和感情是很危险的，你很难控制，”她用日本料理的生鱼片（刺身）形容，“我的情绪和经验，像是市场上还带着血的鱼，外语则帮助思考理性化，像厨师的料理工具。经过外语思考写出来的文章，就是料理好的刺身了。”

没有女厕的早稻田教学大楼，与女性主义的相遇

把生鱼料理成刺身的工具，她是在大学里找到的。在那个年代，日本综合大学女性身影很少。更不要说她就读的早稻田政治经济学系，系上一个女老师都没有，女学生占不到 7%。

“也是因为这样，整个教学大楼没有女厕所，上厕所必须跑到院子里的一间小平房，专门给女性做的厕所去上。”新井诙谐语气生动诉说往事，我听得瞪大眼睛，眼前浮现电影《关键少数》女主角急踩高跟鞋从办公室夺门而出，穿越中庭，顶着艳阳或大雨，到园区另一端上厕所的荒谬情景。

“我上的中文班，五十个人里面，我是唯一的女生。”不只是同侪和老师，新井发现书里的思想家、哲学家，百分之九十九也都是男性。她说起往事不太掩藏情绪，真性情，讲起来仍有激动，“大学课堂时常讨论阶级问题，可是我经常感到疑惑，怎么能没有看到性别问题、没有看到女人地位的问题。我说出来，老师们听不懂，同学们更听不懂。”

系上夥伴听不懂她的语言，就找听得懂的人说去。新井开始阅读女性主义书籍，参加相关活动。“活动领头的是战后婴儿潮（注），1946-49 年出生的一代人。日本着名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也属于其中之一。”

也是在新井读大学期间，上野千鹤子出了第一本书：《性感女孩大研究》。

谈起这本书，新井眼里仍有光。“‘性感女孩’（Sexy Girl）原是只会出现在男性杂志上的词汇，没想到一个女性学者却以学术兴致使用它。记得其中一版封面设计还很大胆：一张没有眼睛的女孩脸孔，大红色口红放在嘴边，以示广告常用口红暗示男性生殖器官。”

新井观察到上野千鹤子对广告手法很熟悉，又懂得在保守日本社会里宣传自己，“上野千鹤子做学者之前，是在广告公司里工作的。”

性别思潮进入日本大众视野，也和广告有深刻关系。新井从自己的生命时间里抓出记忆，“记得我初中时候，1975 年，联合国召开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受联合国活动影响，日本开始出现一些女性主义团体。”

“当时，日本电视有个泡面广告，广告中的女孩子说：‘我是做的人（私作る人）’男孩子说：‘我是吃的人（私食べる人）’有个女性主义的团体，把这则广告当作性别歧视的象征和代表，去食品公司总部抗议。后来很多报纸做了大篇幅报导，日本人才开始知道有性别歧视这回事，知道女性主义是要改变这样的现状。”

“虽然一开始一般社会不太能接受，觉得太激进了，但却也觉得她们说的话好像也有道理，不能完全否定她们。”

女性主义进入日本大众视野的历程，最初并不是以“主义” ism 的姿态现身，而是一种话语空间。听着新井谈日本历程，我想或许女性主义更适合当作一种语言来理解，在父权社会打开原有论述场域没有的讨论空间。

从语言来说，也更能理解女性主义怎能共存那么多不同流派。女性主义者们各自点出的问题不同、拆解问题的工具也不同，自然不是一种教条／主义，更近似于同一语系的不同方言了。

记者室里的床，女人不能躺

大学毕业之后，新井到中国做交换学生，留学两年，回国后以第一名中文成绩考进朝日新闻社。她的中文能力，照理应该做朝日新闻记者的中国特派员。可是在当时，全日本的报社女记者占比是百分之一，职场上性别歧视还很严重，一个女人进大报社当记者已是恩赐，还想做特派员？主管听了摇头，认为她大胆到简直到丧失常识的程度。

“我的主管第一天就跟我说了：绝对不派妳去中国。”当时的朝日新闻，还没有女性做特派员的前例。新井被派到远离权力中心的仙台，她摸摸鼻子去了，连续六个星期没有假日地工作，晚上 12 点到家，早上 7 点上班，连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

“仙台新闻小分社的休息室里有张床，让记者工作累了可以躺下休息一会，但是上司告诉我，因为你是女记者，沙发可以坐，但房间里的床不能躺，最好连房间都不要进去。”主管担心男女共睡一床出状况，“可是对我来说，男生累了可以躺，我却没有地方休息，必须坐直在沙发上，是很不合理的事情。”

时间一久，她开始精神不济，月内连出好几次车祸，最后决心辞掉工作，离开还不愿接纳她的日本，到加拿大念书，展开新的生活。可是到加拿大生活，从一个全国性媒体记者，成为落难美洲的新移民，生活甚至比在日本辛苦，也让她明白外国月亮并不比较圆，认识了这件事，反而成了她出国最大的收获。

“对日本人而言，学英语最大用处是克服对白人的自卑感。”她坦白说，“会讲英文，才会去认识对方讲的内容不是特别厉害的，剔除不必要的劣等感以后，就会觉得比较自由。”

我要的东西，得自己追求

劣等感，也会增添一个人的不幸感受。新井的母亲并未受高等教育，受自卑感所困，容易嫉妒，也觉得自己动弹不得。

“我记得特别清楚，二十岁的时候，母亲常忿恨地对我说，‘你们要的东西，我都给了；我要的东西，没有人可以给我。’我问她要什么，她始终不说。”这曾让她很难受，如今，她对母亲也有同情的理解。“在她们的时代，社会给女人太多委屈，在她的世界，她是灰姑娘，她就像在问：‘我的白马王子在哪里。’等别人带来救赎。”

“也在那时，我突然理解了，人活着最重要的事，就是先满足自己的需要，去想自己要的自由在哪。我想去外国读外语、受更好的教育，也是克服上一代的劣等感，或是母亲觉得很委屈的状态。我那个时候已经觉得，我不要白马王子了，我要的东西，我自己去追求。”

在世界走了一圈，现在新井遇到困境或难题，拿起电话拨给新加坡的朋友，新加坡人可能提供她没想过的看法；和加拿大朋友联系，加拿大人又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不同语言在她的大脑里，也像化为不同国度的朋友，告诉她，妳的处境或难题在不同文化里，都可能拥有不同解方。当妳能切换观看自身的角度，路不会只有一条，心也就宽了。

当世界成为我心灵空间的一部分，我也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不论在哪里，我都能安身了。

最初是为了逃离日本，去到国外读书、写作和生活，我问她，在那么多不同地方生活旅居，妳终于找到自己的安身之所了吗？

新井张开双臂，露出开朗笑容，“世界就是我的安身之所了。”

新井一二三，像是日本文化的基因变异种，这样的变异体质促使她出走到更广阔的世界，与相异文化交流。即使回到日本任教定居，中、英、日语和女性主义，都替她在脑袋中打开更广阔的空间，学习不同的思考方式与文化之后，“当世界成为我心灵空间的一部分，我也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不论在哪里，我都能安身了。”

注：战后，日本社会从废墟中重建，以经济繁荣为唯一指标地发展起来，但在许多年轻人眼中，这进程却是压抑且令人生厌的。六零年代与欧美的学生运动几乎同一时间，日本战后婴儿也掀起了安保运动等学运，与全球同时体现青年面对主流社会和传统价值观的反抗。这一代人掀起的思潮运动，对日本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