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女性怕被告性骚扰，干脆别雇女性”为什么我们需要 Inclusion Rider

从 2018 年 1 月的金球奖颁奖典礼上，#MeToo 运动和欧普拉（Oprah Winfrey）撼动人心的致词，到 3 月的奥斯卡颁奖典礼，获得最佳女主角奖的法兰西丝·麦多曼（Frances McDormand）在舞台上最后提到的 “Inclusion Rider” （注1），或许有些男性觉得有失公平，或许有人认为过犹不及，然而以任何形式为少数发声，都是我所乐见的，因为这的确是需要被重视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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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我进入洛杉矶的美国电影学院（American Film Institute，简称 AFI）攻读硕士，主修电影制片，在学期间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学校对多元的重视、对专业的尊重。AFI 的摄影系是世界最顶尖的，校友包括奥斯卡最佳摄影提名 9 次得奖 3 次的 Robert Richardson，诺兰导演御用的奥斯卡得奖摄影师 Wally Pfister 等等。摄影专业传统上一直对女性十分苛刻，当我在台湾读电影时，选择主攻摄影为专业的女性可谓是凤毛鳞角，所以我没有想过这样的系所，其中竟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是女性，而她们的表现甚至比其它男性摄影师出色！今年以《泥沼》（Mudbound）提名奥斯卡最佳摄影师的 Rachel Morrison，就是 AFI 的毕业的女摄影师，她也是奥斯卡史上第一位被提名最佳摄影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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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女性的努力已开始展露头角，产业环境中，性别平权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毕业后，我待过几个美国的影视公司，累积了几次与美国剧组合作的经验。有一次，我在纽约剧组碰到一位个性强悍、负责现场制作的女制片，她告诉我，就是因为在工作上太常遇到不尊重女性的情况，于是她需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以保护自己和她的工作人员。她领导的剧组，如果女性人员在工作过程中有感到被冒犯，认为自己因性别受到歧视或是任何形式的骚扰，组内有明确存在的申诉管道。我的确也看过女同事运用了这个管道，对她感到不舒服的情况提出申诉。即使身在相对成熟的环境中，女性还是得为两性平权付出相当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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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丑闻事件浮上台面后，鼓励女性勇敢出面揭发性骚扰或侵犯行为，引发广大的舆论讨论，当然大部份的人都是遣责加害人，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会（AMPAS）也宣布驱逐了韦恩斯坦。不过，我也听到这样的意见：“雇用女性，真的太麻烦了，干脆以后都不要雇用女性吧！”

这个意见，反而让我想到了过去在学校与老师的一段讨论，当时我必须在一堂课上对一部电影作深入的分析，在运用许多不同的理论进行分析后，我问老师：

“我们用这么多不同的理论分析一个文本，可是作者创作时真的有这个意思吗？这样的分析真的有意义吗？”

老师当时回答我：“过度诠释总比不诠释要来得好。（Overinterpretation is better than no interpretation）”多年过去，在这半年的新闻中，我发现，这当中的道理是：讨论是改变的开始。即使会产生各式说法，唯有人们开始讨论，事情才有真的改变的可能。

回头看台湾的电影产业，我觉得台湾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在往前走。十多年前，我刚入行时，曾经遇过摄影组前辈告诫：“女生不可以坐摄影箱。”因为女生的“那里”不干净，大家迷信这样会造成底片漏光。多年过去，这样直接的性别歧视场景已经减少许多，电影市场中，也有多位女性制片人前辈，用实力证明自己可以独当一面；不过对女性的挑战仍旧存在，当有年轻朋友询问我工作的想法，我也依然会说：“对女生来说，这是一份辛苦的工作。”然而，我相信这是各行各业的女性都会遇到的课题，重要的还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发挥彼此的所长，为共同的目标和信念努力。

电影是个说故事的产业，一个感动人心的好故事，可以改变人们实际的行为。如果电影产业的环境更多元，讲出不同角度的故事，这将为世界带来更多不同的可能！Inclusion Rider 说的不只是性别，更包含种族、年龄等多元面向。而女明星们近来引发的新闻，让性别议题再一次被世界讨论，我也真心期盼，电影产业能真正成为两性平权的领头羊，并以更多好故事带来真正的平权。

注 1：Inclusion Rider 指的是“多元附加条款”，美国南加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Stacy Smith 在 Ted Talk 中谈到，如果一线明星演员在签约时将此条款纳入，即有机会让剧组成员更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