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家乡是为了离去而设的!台湾原住民女孩的中国人类学壮游: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事关乎自己,这好像才是所谓故乡真正的含义。
 

虽然没有当面直说,但我偷偷在心里给我的老师起了一个封号,叫作“名言制造者”。他的名言佳句十分多,几乎都带有深刻的哲理和人生指导,其中有句话他说,“家乡是为了离去而设的”。说这句话的当下情境并不是那么美好,是在某次他教训我的时候。他说,你到了北京,却比以前在台湾时更爱台湾了,所以心不定,老想着要回家,无法虚心学习。实际上,无论是这句名言,或是后面一段他补充的批评,在我再三反刍思索过后,依旧认同他的看法。

家乡是为了离去而设的,你若不离去,家乡便无法成为“家乡”,在离去的行为产生之后,通过不断地返回,家乡得以成为家乡—一个被牵挂、思念、甚至是用记忆去美化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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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台湾处于一种错综复杂的对峙形势,是不用说破也能明白的现状。像我这般没有丝毫中国经验,曾经一面倒地将世界视为台湾和“国外”的年轻人,中国是一个复杂又隐晦的课题。也因为这样的前提,某一天我决定来到中国展开日常生活的练习,将呼吸与食衣住行都建立在这块我显然十分陌生又异样好奇的土地上时,家乡这个概念瞬间变得无比清晰。我在中国所体验的“思乡”情感,与我曾在外国旅行、短暂停留的经验十分不同。

在北京时,通常引发我思乡情绪的事情似乎都是“泛政治”的。

二○一四年的三月,发生在台湾最大也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服贸。在 Facebook 和各种网路媒体平台,铺天盖地充斥着服贸相关文章与讨论时,海外留学生或旅外台湾人热烈举行声援活动,我在北京,风平浪静。(延伸阅读:一夜不眠的台湾愤慨:反服贸黑箱的现场直击

当月十九日,我去隔壁清华大学听知名政治学家 Benedict Anderson 的讲座,在这位研究民族主义和国际关系的大师讲座尾声,一位中国男同学举手发问道:“对于在认同边缘的人民,例如台湾和香港来说,民族情感要如何建立?”我不晓得那位男同学是否在中国尚未掀起大规模讨论的当时,就已经得知台湾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是在这个场合听闻这样的发言,随之升起的那种别扭很难消除。

离开了大讲堂,我和几位相熟的同学一同散步回学校,我谨慎地和她们聊起服贸一事,吞吐着最中性的语言,尝试从民主和法律高度的公平正义角度来勾勒这项风波。其中一位同学纳闷:“为什么和中国人做生意,让台湾人这么害怕?全世界都在和中国做生意啊”。另一位同学则对台湾人目前采取的“激烈”手段不置可否,并声称“我认为目前的中国并不适合民主”。我们慢慢的沿着车声鼎沸的街道步行、交谈,在那个当下,我感觉离家很远。

在那段台湾并不太平的期间,“家乡”依附在我的网路 VPN 上、在我的电脑萤幕中,等我合上电脑,我又离家很远很远。我的朋友们不分时段以“在场”作为支持运动的手段,他们和我分享街头的民主教室、拍下晚间免费发放的爱心饮食的照片,我恨不得自己也在那里,但是,我仍然在北京。二十四日早晨,我照样连上 VPN、刷开 Facebook,看到的是让我心碎不已的消息。

我顾不得寝室还有别人,再过一会儿就要去上课,忍不住坐在书桌前哭出声音。  同学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悄悄地从我身旁经过,小声互相询问,等到我情绪稍微平静下来,我发现我竟很难对他们启口这个使我一大早气愤至极的消息。我该怎么描述这件事情?“在社运现场,台湾警察执法过当,对手无寸铁的公民施以暴力”,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似乎并不稀奇,起码从他们的表情得知,我的情绪或许有点夸张。

那时我刚到北京不到半年,我觉得听了一些这里的故事、知道了一些这块土地的问题,我曾经不只一次在心里想“幸好我是台湾人”。这种庆幸在国外旅游时也出现过,诸多关于文化、生活惯习和社会脉络的相异,会提醒着旅外的人们,“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家的狗窝”,而我在北京所体验到的,则是一种最为彻底的颠覆,我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如言论自由、民主社会、公民参与这些概念,变得轻如鸿毛,毫不重要,成了同学口中半开玩笑的“唉呀,你就是在忧国忧民”。

就在那个时候,即便三个小时的航程就能带我回家,身边的人说着与我同一种语言,我眼目所及的一切景象都不具“文化冲击”,我还是觉得我离家很远,离那个我记忆中的小岛很远很远。

李维史陀在《忧郁的热带》里,如此形容“城市”:

不论我们思考的是旧世界木乃伊化了的城市,还是新世界仍在胚胎中的城市,我们经常把最高的价值—不论是物质的或是精神的—和城市生活联想在一起。

城市的形成是文明化的指标,是人类经济与财富集中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也如李维史陀所说的,是最高等的精神与物质价值彰显的所在。用这个逻辑可以理解中国近三十年来蓬勃发展的城市化工程,在这股推动进步的驱力之下,中国成为了以密集的城市所构成的庞大帝国,我所处的北京市更是这个帝国的核心。

起初,我不知道要怎么欣赏这个新旧以冲突关系共存的城市,也不习惯与经济发展程度不相符的北京常民生活形貌;我开始变得很想家,很想念不能说多有礼貌但起码在月台和车厢内不会总是相互暴力推撞的台北捷运,很想念即便点餐缓慢也不会朝你吼叫的餐厅服务生(尽管也可能会招致白眼),很想念没有人吐痰也不可能见到便溺的街道⋯⋯那些曾经以文字或图像向你展示的情景,正活灵活现的出现在眼前,而你知道这已经不是可以随时抽身而去的旅行,而是也属于你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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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变得格外重要。更因为思念在数不清的不适应中一再强化,在中国的三年里,我甚至想不太起来过去在台湾曾有过的不满和抱怨。当网上都在哭喊年轻人的薪资低到无法存活、劳资关系恶劣到台湾简直像是“鬼岛”,我在电脑前时常嘴角一撇,想着中国这里更为惨烈的现况。台湾/家乡变成一种美感和精神上至高的存在,让我在面对中国这个时常令我不悦的环境,抱有一种虚荣的底气。我想家的时候,在每一次每一次的想念中,我似乎也一遍又一遍地爱上我的家乡。台湾在我的抽象地图中被置于最高的一方,成为生活的理想,一旦又有不顺心、不习惯、无法忍受的事情发生,我就可以提醒自己,“回家就好了”。

在书写的当下,发现我也不太能想起在北京有哪些令我讨厌的事。刚在北京落脚半年,累积了相当规模的负面能量,但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都无声无息的排解干净了。是习惯没错,而习惯不就是认知到“生活”在这里,不是更好的他方?等到我结束中国的阶段性生活,将台湾重新视为生活的主要发生地,台湾就又开始变得不同了。

有趣的是,也正因为最不像家乡,我才会选择来到这里。回想起当时一头热的就决定把未来三年和硕士学位交付给北京,也就是冲着北京、中国所夹带的茫然未知和可观察的巨大差异,才来到这里。好像这整件事情的目的不是关乎知识的学习,或是取得学位,更诚实一点的说,这是一场壮游—透过征服未知、克服偏见以完成的壮游。

当时有股膨胀的志向,敦促我把北京当作一个观察对象,所以一在北京落脚,我几乎天天写日记,用最琐碎的语言不厌其烦地记下所有使我惊讶或皱眉的事情,把和同学的对话包含标点符号语气感叹词一字不漏的抄写,当作更为贴近这里的线索来阅读。然后很快地我就懒了。在连续几个礼拜只能大概以“起床—上课—食堂吃饭—上课—食堂吃饭—回寝室—学习—睡觉”,这种再无趣不过的流水帐之后,我发现真没什么好记的。北京一点一滴的变得不那么令人大惊小怪,甚至变得日趋“合理”,偶尔也因察觉自己逐渐适应了这里,微微升起一股沾沾自喜。你开始对周遭的一切感到理所当然,把曾是陌生人的北京纳入自己的麾下,在规律的生活练习中与北京变得熟悉,能够很有方向感的在雾霾中自信前进,在他人提起若干不愉快的经验时,用老练的口吻回以一句“唉,北京嘛”。(推荐阅读:为什么我们对台湾失望,却又舍不得离开?

第一次类似于田野工作的经验,发生在升硕二的那个夏天。因为母亲的关系,认识了一位在中国民族博物馆任职的姐姐,她见我暑假没事,尚未走跳除了北京的其他地方,便邀请我和她还有同事一起去甘肃出差。中国民族博物馆是一座以民族文化为主体的国家级博物馆,还处于筹备建设期,因此一年之中需要进行几次的“文物征集工作”,以搜罗该馆藏品,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这一趟,就是其一。

在肃南待了两周,我开始感觉到一股原始的欲望蠢蠢欲动,我想吃米,白米。北方人嗜食面,甘肃这么典型的西北饮食文化圈更是如此,在小县城找不到卖米饭的餐馆,不然就是煮得极为难吃。我一直都非常喜欢吃米,远远胜过于面,几天没吃到米便浑身不对劲,十几天滴米未进,已快要到达极限。我们从肃南小县城离开,抵达张掖,准备搭乘几天后的飞机回北京,在张掖的街上,我忙着搜寻哪里有做米饭的餐馆。好不容易看到一家亮着“西北名吃!张掖牛肉小饭”的招牌,毫不犹豫地就冲进店里,点了一份招牌牛肉小饭,最后送上来的餐点,赫然是切成近似米粒大小的⋯⋯面条。带着有点失望又无奈的心情结束这一餐,我满脑子都在盘算,等回到北京,要找同学去吃哪家烤鱼、哪家炒饼、哪家麻辣香锅,满满的都是对北京的思念和期待。北京在此时,在我于外地深感不习惯与不自在下,成了一个被期待可以归去的地方。(推荐阅读:我在美国,做更美的台湾梦

饮食是最容易观察、也最具变动性的一种认同感。在个人的生命经验里,好像在一个地方可以吃好了,就比较能在当地找到安身立命的自信。刚到北京时吃什么都觉得不对劲,太油太咸太辣太酸,对我在台湾时显得平庸的味蕾都是很大的挑战。等到熟悉北京的饮食习惯和烹调口味,在北京的生活好像才算真正起步。体验生活、寻找位置,总得要从吃得习惯下手。于是从饮食开始,北京在生活的各个面向占领了我的归属感。

相较于研一的第一个寒假我几乎是以逃难的方式回到台湾,后来的返家似乎显得更像度假。感觉生活的主次被对调了,在台湾时觉得心里不安,想着北京的种种,觉得节奏都脱出正常的轨道。思乡的情感越来越淡,偶尔甚至会把在北京高度个人感的生活当作一个避风港,我只要读自己喜欢的书,写给自己看的字,与我同频率的人说话,留学的日子反而变得沉静下来,很有自己作主的感觉。

这种生活的练习并非第一次,到台北读大学,我也是以同样方式处理这个客乡与家乡的关系。直到进了北京,人家问我从台湾的哪里来,我总要踌躇一下,再回答“我在台北上大学,但家在屏东”,问者有很大可能不知“屏东”是个什么概念,我就会再补上一句“台湾最南的一个县,电影《海角七号》看过吗?在那儿拍的”。但我总让朋友“到台北,找我”,毕业搬回家,也理所当然的把台北视作下一个落脚安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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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在台北时好像是一样的。我们都不来自这里,可是我们都属于这里。即便我离开了,我知道我还是把某部分的自己也留在了这里。我当然有我的家乡,在屏东出生长大,同时挟带着很大一部分来自山林部落的血脉,它们填充了我的内在,使我成为一个拥有认同和身分的人。而当我将自己移动到了另一个地方,把脚深深的扎进陌生的土壤,学着摇摇晃晃的站立,我就开出了不一样的花,结成了不一样的果。

对一个地方的认同是一步一步的建立,像是闯关游戏一样,在经过一道又一道的难题之后,能力也随之提升,但是终极的关卡似乎也不是“成为××人”这么简单的逻辑,要有程度多高的熟悉感和自信感,才能让你宣称自己来自哪里、能够代表哪里的人?这好像也都不一定。和我一起去甘肃的姐姐家在贵州,大学上来北京读书,十多年来北京就是她的家。她会和我笑说,现在回家都不知道上哪儿待去好,我告诉她我姐姐常嘲笑我,我家的狗能认得的屏东的路都比我多。她还说,在北京特别能感受到季节的转换、时间的流动,夏天热个半死所以像夏天,等到慢慢转凉了就是秋天要到了的提醒,冬天长又冷,再看见花慢慢的开了就又是春天了。我笑说,这点倒不错。

客乡怎样能成为故乡,大抵上就是从找到自己位置的时候开始。

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从田野归来,打开宿舍的房门,见到我那窄小但温暖的一亩三分小天地,我就觉得自己到家了。同学、朋友会从四面八方涌上,像早市菜场一样争相抢着预定我的空闲时间,明天涮羊肉,后天看电影,再大后天去798听场讲座、跑鼓楼看场演出,然后整理自己的思绪与经历,见导师或是回到教室。 一切都是这么的井然有序又自然熟悉。这个过程始自将自己安插进此地,给予一个位置,允许“生活”在此地发生,接着在实践生活之中与这个地方产生连结,身边围绕的皆是与你共同创造记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