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更理性地替自己做出决策?透过心理学解析,了解决策疲劳并养成固定习惯,你的决策风格将成就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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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一连串的决定组成了你的命运。”

在心理学中,做决定(decision-making)是一个很经常被关注的话题。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做决定/决策是一个认知过程,这种认知过程以“从多个可能中作出选择”为结果。每个做决定的过程都会产生出一个最后的选择,尽管这种选择也有可能不会被付诸行动。做决定的过程,一定是基于决策者的价值取向和偏好的。无论这个决定看起来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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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我们时时都需要做决定。从早上起床要不要多睡几分钟,到早餐吃什么,搭什么交通工具上班;或者要不要换工作、是否考虑和约会对象迈向新的阶段等等⋯⋯这些数不清的、或大或小的决定,勾画了“我们是谁”,也正是从中诞生了被我们称呼为“命运”的东西。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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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决定的人是谁,会影响决策

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生理特性、人格特质和认知风格,会使得我们在面对决策时的风格千差万别。

1. 生理因素会对决策有影响

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大脑的眼窝前额皮质(orbitofrontal cortex, OFC)区域与做决定的过程密切相关。在针对人类、猴子和老鼠的实验中,OFC 区域的受损对其他部分的认知能力都不会有明显的影响,但会明显影响到决策能力,被试在变化的环境中整合信息、权衡利弊、做出对长远有利的决策的能力会显着下降。(Steiner, 2014)

当 OFC 区域的神经活动较强时,我们会对决策有着更强的信心;反之,决策时的信心也会减弱。

有意思的是,实验还显示,当 OFC 区域受损时,我们的决策能力会下降,但事后却并不会对自己的决定和行为感到后悔。(Steiner,2014)原因在于,当 OFC 区域受损时,被试会丧失“反事实思考”(counterfactual thinking)的能力——即“针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假设一种与事实相反的可能性”的能力。“后悔”的情绪是基于这种反事实能力产生的,因为只有当人们假设存在比事实更好的可能性时,才会感到后悔。

另外一个影响做决定的因素是年龄。很容易理解,年轻人(尤其是青少年)的问题在于,他们评估风险的能力欠佳,由于智识和经验不足,在做决策时容易忽视可能的风险、或高估自己承受挫折的能力。而年长的人则更容易对自己的决策能力过分自信,导致一意孤行。(De Bruin, 2007)

2. 人格特点影响决策风格

一系列研究证明,在决策时,不同的人格特质会作出不同风格的决定。

Colin DeYoung 分析了内向和外向这两种人格特质在决策时的不同表现。他让内向者和外向者分别在两种情境中选择,是立刻得到一个较少的奖赏(比如当天就得到 15 美元),或者是等待一段时间,得到较多的奖赏(比如等待三周,得到 25 美元)。结果,外向者更多地会选择立刻得到较少的奖赏,而不是等待之后得到更多满足;而内向者则更多地选择了延迟奖赏时间、换取更多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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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leigh Byrne 则进一步分析了处于压力情境时,“大五人格”与决策风格的关系。他发现,“神经质”或“宜人性”得分较高的人,在没有压力或较少压力的情况下会做出更有效的决策,而在真实的或假想的压力情境下做决策时,则会大失水准。神经质水平高(容易紧张)的人,以及宜人性水平(善解人意、希望让别人舒服)高的人,比起得分低的人来说,一旦面对压力,就会无法忍受等待,会更容易选择眼前立刻能够选择的、哪怕明知道不是最理想的决定。

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神经质”得分高的人在压力环境下容易焦虑,更容易有强迫性的行为,更容易分散注意力;而高“宜人性”的人,即那些富有同理心、善解人意的人,可能是因为过于考虑他人的看法,害怕他人会失望,这反而会影响他们在决策时的思考(Byrne, 2015)。

3. 认知风格不同,作出的决定也大不相同

决策的风格还与不同的认知风格有关。Herbert A. Simon 指出,由于信息的思考、直觉和记忆的方式不同,会形成两种基本的决策风格:“完美型”和“满足型”(Simon, 1956)。

“完美型”(maximizers)的人喜欢在做选择前,把所有的可能选项都考虑进去,他们喜欢选择“最好的”,有点类似我们常说的“完美主义”;“满足型”(satisficers)的人喜欢快速地做决定,能够满足他们的最低标准。他们会觉得“足够好”就行,有点类似我们所说的“知足常乐”。

《选择矛盾》一书的作者、心理学教授 Barry Schwartz 开发了一个 13 题的测试,对每个表述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计 1-7 分。得分越高,表明越偏向完美主义的决策风格。

Barry Schwartz 对 11 所大学的毕业生进行了调查,分析他们的决策风格与求职结果、快乐程度的关系。结果发现,“完美型”的人总体上找到好工作的机率更大,起薪比“满足型”的人平均高出 20%;但在对生活和工作的满意度上,他们都不如“满足型”的人,而且他们选择花费的时间更长,容易在面对选择时陷入焦虑,还会更多地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Schwartz, 2002.)

而在伴侣之间,如果两个人分别是“满足型”和“完美型”,Schwartz 发现,最好是一起讨论、缩小可能的范围后,让“满足型”的人去做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个人最不容易争吵。

4. 高智商有时是好决策的阻碍

Keith Stanovic 发现,是否能做出公平公正的决策,和决策者的智力水平并没有什么关系。更高的智力并不等于更明智的决定;实际上,在某些事情上它可能令你的选择更愚蠢。这是因为,智商高的人可能会受到“我侧偏见”(me-side bias)的影响,即在收集信息以评估各项备选时,选择性地收集那些原本就支持自己本身预判的部分。

智慧则和聪明不同,研究者认为,智慧的定义正是有能力做出“不受偏见影响的决策”。当你使用的思考方式更“智慧”时,你的思考和讨论是逻辑完整的,你愿意承认自己知道的事情是有限的,对于不支持自己观点的重要细节依然会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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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本身的内容也会影响做决定

你在什么时候做决定,为自己还是为别人做决定,做什么决定,都会影响你决策的结果。

1. 决策疲劳(Decision fatigue)

在婚礼采购的最后阶段,你感到非常疲惫,于是同意了销售的所有推荐;逛街逛了一天,你控制不住自己地走向了买甜品的摊位。这些行为看似没有来由,但它们都有可能是由“决策疲劳”导致的:当你已经连续地做了太多的选择,就会在精神上疲惫不堪,而不愿意去权衡利弊,导致决策质量的下降。

其实在决策疲劳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是有感知的,它往往会产生异样的或异常强烈的某种感觉——可能是挫折感,强烈的想要放纵(比如说脏话、大吃大喝)的冲动——但我们却不明白那种感觉来自哪里,我们往往意识不到那是一种决策疲劳带来的感觉。(Tierney, 2011)

也因为我们自己常常疏于意识,决策疲劳通常会导致两种决策上的选择:

一种是本能的、鲁莽的采取行动。前面所说的逛完一天街后,本来要减肥的你不假思索地就走向了甜品站,或者在婚礼准备的最后阶段,你会直接说“我要最便宜的”或者“帮我推荐一个最好的”,都属于这种选择。你也很容易在这个时候受到销售人员的蛊惑,进行非理性消费。

另一种可能则是避而不作决定,抵制一切涉及改变和风险的行动。比如,在法官在傍晚做判决时,因为已经没有精力权衡,他会觉得将罪犯继续留在狱中是一个保险的决定。(Tierney, 2011)

经济学家 Dean Spears 在印度进行的实验证明,决策疲劳对穷人的影响更大,因为在贫穷的村子里,即便是在他人眼里很便宜的生活必需品(比如肥皂、药品)的选择上,对他们来说也是需要反复权衡和考量的。而这种决策疲劳,使他们无法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习、工作等其他事情的衡量和决策上,更容易做出不理性的选择,因此更难以脱离贫穷。一个典型的事例是,一个领取救济粮票的母亲,却拿粮票去购买垃圾食品。(Tierney, 2011)

而互联网时代也容易加剧我们的决策疲劳:我们每天主动或被动接收的信息太多,在同一时间段内可以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在一小段空闲的时间里,是阅读一篇微信文章,看半集电视剧,还是阅读一本书的一个章节,还是在网上购物,这些都是需要耗费我们的精力进行的决策。

2. 承诺升级(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承诺升级是另外一种会带来糟糕决策的现象。它指的是这样一种行为:当主体发现自己的决策已经导致了负面结果时,不去停止或改变行为,反而继续合理化自己的决策和行为,从而带来负面结果的不断升级。当我们在决策时发生“承诺升级现象”时,往往受到的是一种叫做“沉没成本谬误”(sunk-cost fallacy)的认知偏误的影响,即当我们证实先前投入的成本没有取得好的结果、已经被浪费掉(成为沈没成本)时,会因为这些成本没有得到预期的收益而感到很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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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的“来都来了”就是典型的承诺升级:你买了张音乐节的票,去了之后发现天气不好,要排很久的队,而且你对这些乐队根本没兴趣。现在你可以选择离开,去做别的更有意义的事,或者留下来继续观看无聊的演出。有的人会觉得,既然千里迢迢地跑来了,花了这么多钱,还是硬着头皮继续待在这吧,这就是“承诺升级”。

你的投入越大,就越容易不理性地继续这样的“承诺升级行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大量资金在股票市场被套牢后,很多人都无法做出退出的决定,而是会选择继续跟进。

3. 比起为自己,我们更容易为他人作出好的决定

前面我们说到了“决策疲劳”会影响我们的决策质量,一项新的研究则进一步发现,我们在为自己做决定和为他人做决定时的情况不同:当你在为他人,而不是为自己做决定时,更少可能会出现决策疲劳,而且更有可能会享受决策的过程。(Polman, 2016)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 Evan Polman 的实验将被试分为 4 组,分别面对 10 种假设的情境,但需要完成的行为不同:第一组是为自己做出选择;第二组是为他人做出选择;第三组是面对情境,不需要实际做出选择,而是想像为自己选择;第四组则是想像为他人做出选择。四组都会报告自己在做选择时,感受到选择的难易程度。

通过四组的比对发现,在为他人做选择时,要比为自己做选择更轻松,消耗的精力越少,而且选择的过程更令人开心。在 Polman 的另一个实验中发现,当人们为他人做决定时,会用更抽象、开放的方式去思考,做出的决策更积极和有创造力。

因此,Polman 认为,避免决策疲劳的好办法,可能是把一些事情的决定权交给你的朋友。有趣的是,研究者 Polman 还发现,让那些特别乐于助人的朋友帮你做选择,未必是个明智的决定,这是因为当这个人过分为他人考虑时,也会容易陷入决策疲劳,比如,同情心太强的护士,反而会比同情心不那么强的护士更容易决策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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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出更理性的决定?

1. 养成生活和工作的固定程序(routine),提高自控力。

多个研究都发现,决策和自控力有着显着的关系:当你的生活大部分是有序的时候,你就会面临更少的选择,而不至于过多地消耗精力。比如,当你习惯固定的睡觉和起床时间,每天早上起床后都去跑步、做早餐然后再去工作,你就不必纠结晚上是否要吃夜宵,以及在早上睁眼时要不要再赖床半小时。如此,你也会更了解自己的生活节律,明白什么时候的状态更好,适合做重大决定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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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必要的时候,站在第三方的角度上为自己做决定。

Polman 说,因为在为他人着想时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因此当你面对困难的选择情境时,还有一种办法是,将这种情境假想成不是在为自己做决定,而是假设自己处于第三方的立场上,假想自己是在为别人做决定,这样作出的决定往往是更理性的。

3. 将直觉、推理轮流用到决策过程中。

直觉(intuition)和推理(reasoning)这两种决策方式,在我们的决策过程中都会用到。有时候我们需要用直觉去做决定,因为你的直觉其实也就是你的生活经验和价值判断。而推理则是利用摆在面前的事实和数据来做出决策,运用理智和逻辑对比各种选项,列出优缺点,按重要性排序,它适合在做更复杂的决策时使用,但有可能过于机械。在决策过程中你可以将两者结合,先从推理入手,通过收集分析事实和数据做出初步决策,再依靠直觉感受一下,你觉得这个决策如何?你感觉它对不对?如果感觉对了,那就是它了。

无论是面对人生的重大决定,还是每天的小决定,做决定的过程归根结底关乎选择:我们选择了一个选项,就意味着放弃更多可能的选项;我们选择了机会,也就承担了风险。最好的选择可能是这样的:它基于尽可能真实、完整的信息,能够很好地实现你珍视的价值,但你也能够承担它可能带来的最坏的后果。

每一个做决策的时刻,如果你仔细感受自己的内心,它都能告诉你一些关于你自己的事情,什么东西更吸引你,什么东西令你恐惧。学着为自己做决定,并敢于承担做决定相应的后果,正是我们逐渐独立、成熟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