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亦绚读《宽宥之南》，细看性侵受害者与加害者如何和解。我们曾被残酷对待，但因知道何谓丧失人性，或许能更加坚强地守护人性。
文｜张亦绚／作家
《宽宥之南》这本书，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不远千里的历史性会面
共同署名的作者，莎蒂丝是强暴幸存者，汤玛斯是强暴者。无可逃避地，我们将会听到幸存者的创伤，并且经历强暴者的现身说法──两者带来的冲击都非同小可。然而，本书呈现的内容非仅于此。在强暴事件发生十六年后，双方决定从各自的居住地，冰岛与澳洲，飞往南非的开普敦，进行为期数天的会面与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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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济并不特别宽裕的双方而言，这项行动都耗费金钱与时间。读者也许会疑问，在通讯设备如此发达的今日，有必要舍科技的便利，选择如此古朴的方式？更何况，撤除大部份屏障的近距离接触，幸存者不害怕吗？强暴者没犹豫吗？事实上，这两个问题已使一部份的答案浮现：正因强暴不只是对意志的侵夺，也是对幸存者肉身与安全感的极端破坏，双方是否能以身心俱在的方式，处于同一时空，可以说是检验“和解”深度的最后难关。
图片｜TED 演讲截图
我在“和解”两字上加上了引号，因为这是经常引起误会的词汇。在一般人的想法中，“和解”有时表示“事情没那么严重”，或者“双方没那么在乎”，因而“和解”有时带有“河蟹”的嫌疑与污名，有时也确实与“敷衍塞责的原谅”一般，滥用在“对恶的不求甚解”与跳针反应上。因此，《宽宥之南》可说在钢索之上行走：因为它既拒绝对强暴的残忍进行淡化，也拒绝“以保护之名，行退缩之实”。这个双重拒绝，在反强暴一事上，为我们带来了“坚决、复杂，且具弹性”的视野。
约会强暴，既关于个人，也关于社会
在我记忆所及，台湾出版史中，较早处理“约会强暴”的作品，有徐璐的《暗夜幸存者》。 尽管以台湾智识所及，我相信目前任何性侵害防治的教育，都不太可能略过“约会强暴”不谈，然而我也认为，这个议题并没有那么容易被了解。
我们都知道，在讨论疾病时，有个词叫做“病识感”，意思是患者有自己生了病的认知；强暴虽然不是一种疾病，但我们也许可用“罪识感”这个词，来指陈加害者对自己犯了罪的认知有无与深浅。想像一下一个驾驶，闯红灯撞倒了行人，这个驾驶的“罪识感”可能从最清楚到最薄弱，在最清楚的状况下，驾驶会马上承认过失，但如果“罪识感”薄弱，甚至根本没有，则可能找出千奇百怪的理由，责备被撞到的行人。如果有其他证人或证据，要矫正驾驶匮乏的罪识感，会容易得多。警察或司法系统的运作，有时也不只是定罪，还包括要让犯错者建立必要的罪识感。这个罪识感也有历史与文化的因素存在，举例而言，在蓄奴合法的社会里，蓄奴者通常少有罪识感；但在蓄奴被认为是侵犯人权的社会里，蓄奴的行为，除了犯法，也会引起公愤。
图片｜TED 演讲截图
“约会强暴”交叠了两个领域，它既是对性自主权的侵害，也是亲密关系中的暴力，两者在现代生活中，共享的特征是“隐密”。一旦加害者的罪识感薄弱，受害者的处境非但孤立，也不太可能像上述的交通事故般，可能有其他证人或证物，加入进来，矫正肇事者罪识感匮乏的问题。姑且把法律资源这一复杂议题暂时搁置，即使受害者不寻求赔偿，独自亲临暴力现场的经验，仍会带来以下影响：一是受害者“见识”到人的残酷难解，二是他或她，有可能为不能阻止加害者的再犯而感到煎熬。如果说前者打击个人的尊严与身心健康，后者，则可以说是因为在公共安全一事上的“难有作为”，而受到无力感的折磨。换言之，幸存者在强暴事件后，往往受到“不能合理参与社会，以及基本社会正义感被剥夺”的痛苦。
这是为什么许多幸存者出面“打破沉默”，最在乎的似乎是公众“知的权益”与预防犯罪，而非个人可以有何收获补偿。《宽宥之南》的成书背景即与此有关，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幸存者与加害者的对谈；更深层来说，这牵涉到幸存者以个人之力，试图达成一种正式（司法、文教）机构还未完备的社会使命。当我们读到汤玛斯说出自己：“受了那么多教育、感受到那么多爱，［⋯⋯］我还是做出了强暴这种事。”（一五三页）我想很少读者能够不感到震撼。尽管我们早已知道，强暴与社经教育背景都无显着关联，然而听见这番自白，感受依然大不相同。
虽然被残酷对待过⋯⋯
莎蒂丝发起的这项计画，得到包括父母与未婚夫，不同程度的支持。莎蒂丝的未婚夫再三表示，感觉她的做法超怪，但还是支持她贯彻想法。在少数写到父母的段落中，我们也感受到，做为幸存者父母，尽管非常低调，却也绝对沉重的苦痛。然而他们都选择了尊重莎蒂丝的意愿，没有以约定俗成的常识去束缚她。这仍然反映了北欧地区的女权状态，除了不责备受害者，对于女性的自由、特立独行以及创造力，人们已经能以具体作为加以肯定。
尽管如此，我想还是有必要，对这个“非正统的实践”稍加补充说明。在一般状态下，这样的会面，确实具有一定的风险。如果有人无法鼓励幸存者进行这类接触，也未必毫无道理。要知道，莎蒂丝并非全无准备一头热地投身这个计画，会面发生在强暴事件十六年之后，在这段时间里，她做足了功课，也在事前与汤玛斯的长期通讯中，奠定了开启对话的基础；在书中，我们看到，她会很细致地辨别什么是“加害者具逃避性质的罪恶感”，令我们深深感觉到，这本书非但为性暴力带来深刻的了解，对于如何阻断加害者各种“回避型的假处理”，也提出了敏锐的观察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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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TED 演讲截图
根据对《护家魔》这部纪实电影的报导，现实中真有其人的女孩“海豚”，读到绘本《妳可以说不》中，绘本中的母亲，会给予遭受性侵的女儿温柔的支持，然而海豚却发现现实中自己的母亲，只是对自己恶言相向──提起这个令人鼻酸的对照，并非希望减少幸存者的勇气，而是觉得有必要提醒，如同没有标准化的受害者与加害者，两方会面，能不能得到本书中所看到的诚意与进展，永远会是一个未知数。虽然不希望这本书被简化为肤浅的“速食和解”，更不希望有人断章取义地，只是苛求幸存者必须复制同样的行动，因而造成更多伤害。但在另一方面，也必须要说，某些时候，打一场“必胜之仗”未必最有意义，我们支持人们保持乐观与开放，并不表示我们认为积极的态度，一定会有皆大欢喜的结局，而是因为乐观与开放，本身就是高贵的情操。这本书揭露了一个险象环生的过程，许多坚持可说读来惊心动魄。目前来说，我们还没建立整套充份维护性侵幸存者的制度与文化，在这个奋斗的过程里，身先士卒的《宽宥之南》，容或有未臻完美处，仍是令人不忍错过的珍罕作品。
如果以一句话来总结《宽宥之南》的精神，我会说它是：“虽然被残酷对待过，但并不因此变得更加残酷；即使知道了何谓丧失人性，却能更加坚强地守护人性。”愿我们都能以此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