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法国影后以公开信指出 #METOO 运动已经过火，恐将女性再度拉回无力抵抗的受害者位置。女性主义者纷纷表态，事实上，这些当代的蓬勃讨论，正让我们加速进入当代女性主义的关键一役——身体与欲望的战争
1 月 9 日，法国影后凯萨琳丹尼芙刊登于《世界报》的公开信，对力抗性骚扰的 #METOO 运动提出“矫枉过正”的强力批评，她指出 #METOO 运动将导致两个结果：一是社会弥漫以纠正为导向的“清教徒主义”，二是女性再度重回“无力抵抗的受害者位置”。
“强暴是犯罪，但诱惑不是。男性的献殷勤，不该受到一体通用的惩罚，我主张男性不该因为偷偷亲吻某人就得丢掉工作。”公开信里这么说，并获百位女性连署。连署女性表示，她们担心 #METOO 运动将重挫 60 年代争取不易的性解放，将女性身体重新关回言论的禁忌。
图片来源：法国杂志的后续讨论，Peut-on désirer sans dominer?
“我们可能欲望却不涉及权力支配吗？”
公关信一触即发，引爆女性主义者的多方讨论，凯萨琳丹尼芙遭指责轻视“性暴力”的意涵，与刻意混淆情欲与暴力的界线。
女性主义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各有表态，各有坚持，各有战场。
不仅凯萨琳丹尼芙对 #METOO 运动有所保留，书写《使女的故事》作者玛格丽特·爱特伍亦指出，我们正身处“赛勒姆女巫审判案”现场，“通过指控定罪（而非定罪），有时会开启更美的世界，也可能会导致对单一族群的压迫。”此说，让爱特伍招惹上“坏女性主义者”的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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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勒姆审巫案
Salem witch trials
塞勒姆审巫案是指在马萨诸塞湾省塞勒姆于 1692 年 2 月至 1693 年 5 月间遭指控使用巫术者所参与的一系列聆讯及诉讼，该审判导致二十人遭处以死刑，其中十四位是女性，依指控旋即定罪。
书写《反对爱情》的女性主义者劳拉·基普尼斯也于卫报回应——我们能说 #METOO 走得太远，也可以说他走得不够远，这不该是个“选边站”的问题。
事实上，权益真不是选边站，支持女性的经验发声，不等同男性权益的受损；支持男性权益受法律保障，不等同抹灭女性发声的痕迹。
若是细看，更会发现，这些当代的蓬勃讨论，正让我们加速进入当代女性主义的关键一役——身体与欲望的战争。何谓调情，何谓性侵，这之间存在所谓的界线吗？所谓的界限在哪里呢？该如何拿捏？谁又有资格说了算，是法律还是个人？
界线之内：我作为情欲主体，我的感受是什么？
我们必须优先指出，即使在性解放运动之后，“性”与“欲望”之于男性与女性，仍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而根本意义的差别，也导致不同的处理手段。
纳塔莉波曼于上周的 Women's March 演讲，即提供一个经典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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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公开自己 12 岁因演出《终极追杀令》后的经验与遭遇。她第一次收到影迷信，里头充斥着“强奸幻想”；她注意到地方电台正倒数她能“合法性爱”的 18 岁生日；她看到电影评论，人们讨论她隆起的胸部。
“即便那年我才 13 岁，我很快就知道了，作为一个女孩，展现性欲是很不安全的。如此一来，人们会认为他们能够随意评论，甚至性化我的身体，这让我非常不舒服。”
“13 岁的我，接收到了社会讯息。我必须遮好自己的身体，我必须竭尽所能抑制我的表达，我必须专注演艺工作，我必须尽力让世界知道，我是个安全并且值得尊重的人，而我不应该谈论性。”
13 岁的冲击，教会她“一个女人公开谈性，是不安全的”，自此之后，纳塔莉波曼连吻戏都尽量避免，她知道让自己显得专业与保有安全的最好做法，就是跟“性”与“欲望”不要沾上一点关系。
而她知道，这其实是不对的，而她也知道，男人的世界却非如此。延续纳塔莉波曼的经验，女性真正应当拥有的，其实是放心畅谈自身情欲，同时拒绝不舒服骚扰的可能性——我有欲望，不代表我欲望你。
同理 #METOO 运动，当 #METOO 指控不舒服的骚扰或侵害时，我们要拒绝的不是世界上任何一种暧昧模糊的试探，而是点出此段互动关系，你这样的试探与预期，让我不舒服，而我有权说出来。
#METOO 最重要的即是主词，ME，我。这是女性承认自身作为“情欲主体”的关键一步，去谈“我的感受是什么”，从我出发，去谈我要与不要，我欲望与不欲望，我舒服与不舒服，我选择如何表达我的身体权益。
#METOO 运动之所以感动，之所以重要，其实在于鼓励“我”说出来。性骚扰经年累月，持续存在，而女性等了多久，才拥有这样公开的发声管道，与互相支援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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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线之外：舆论压力，不等同直接定罪
我们也必须意识到， #METOO 的个体经验与表态，卷动舆论压力，不等同直接定罪，也不等同直接宣判某个族群死刑，我们该问，下一步可以做什么？
现行司法体系、法规与通报系统的失能，是否能因为 #METOO 运动，展开近一步的优化和翻新？玛格丽特·爱特伍书写 Am I a Bad Feminist 回应，其中提到，“如果仅因为现有法律体系的无效，便绕过法律体系，那么法律体系的作用体现在哪里呢？谁又能来承担这一角色呢？”
“我们目前正在做的，究竟是修整现有的法律体系，还是打算烧毁它，以另一种体系取代它？”——玛格丽特·爱特伍
发声的存在是为了自由表态，法律的存在是为了依法维权。爱特伍的提醒其实很重要，法律不该缺席在 #METOO 运动的浪潮里，控诉该被重视，而无罪推定依然该是民主法治社会的基础。
法律判决的困难，在于我们必须（甚至有点不舒服的）承认，调情与骚扰之间，存在某种模糊性。
玛格丽特·爱特伍的这段书写，即表态了模糊的艰难。“调情意味着验证你的欲望；偷吻可能凿开关系的全新可能；关系充满了不预期甚至刺激的未知；当然男性的性爱许可证，也可以是非常性感的一件事。”
模糊确实存在，即便有明文法律条例，
意图性骚扰
意图性骚扰，乘人不及抗拒而为亲吻、拥抱或触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体隐私处之行为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十万元以下罚金。前项之罪，属告诉乃论。
但每段互动关系里的界线各有不同，于是双方声音的现形与对焦格外重要。一次行为举措，无论是试探或骚扰，该去聆听双方说法，并尽力去打造平等的发声空间与环境。
#METOO 运动，确实走得很远，在经验现身之后，旋即有 #Time's Up 时间到了的下一波口号；#METOO 运动，确实也走得不够远，因为它为的从来也不是男女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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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期待看到更多男性承接责任的表态与回应，诚实的，真挚的，反省的，“是的，我确实做了，因为我以为我得到了同意的讯息，而我确实应该为此道歉...”“是的，我现在才发现，原来我的所作所为可能对其他女性而言不舒服，或构成性骚扰...”甚至是“我从未想过我自己是个加害者，遭受指控的当下我也慌张了，但我知道逃跑或否认不是最好的解法...”，而不只是一张冰冷的道歉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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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期待我们能思考法律如何跟上时代的需求，如何让未来，不再有下一则的 #METOO 出现。
BBC 说 #METOO 运动，引爆女性主义者的世代差异——究竟要捍卫性解放，还是检举性骚扰，我反倒认为，这一点冲突也没有，性解放本该包含承认欲望与拒绝被欲望。而此时此刻，我们不避讳的，我们参与的每一则讨论，无论同意或反对，都将型塑当代女性主义最重要的一次讨论。
你呢，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