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母爱创伤，当母亲告知得了癌症，我们究竟该如何定义自己对母亲的责任与义务？
黛博拉：“我妈得了癌症。”
如果母亲面临衰老或人生巨变，成年女儿一定很难鼓起勇气重新确认照护母亲的责任范围。就算之前已经小心地逐步调整了母女关系，甚至决心与无爱母亲断绝联系，也可能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备受折磨。比如无爱母亲突然跌断骨盆、得了致命疾病，或者打电话来哭着说：“妳爸快要死了！”妳为了保护自己而努力设下的界线该怎么办？
一切很可能因此退回原点。面对无助的母亲，妳在设立界线时产生的罪恶感会卷土重来，想得到爱与认同的深层渴望也会再次浮现。
许多女儿在多方努力后，确实成功重建了生活，也变得更独立、更有自信。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她虽然感觉更强壮了，但当身陷危机的母亲重新现身时，她仍可能落入旧有的行为模式。所有女儿都盼望能将危机化为转机──说不定与死亡擦身而过或经历巨大悲痛后，母亲能有所顿悟，藉此改掉大半的无爱行为，也因此和女儿变得更亲密。当然，我不能说没有这个可能，但因为无法百分之百确定，我总提醒个案不要期望过高，只是如果还想修复母女关系，也不排除这是一个可能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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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博拉无论儿时或成年后，都曾遭受母亲的言语凌辱，她之所以来找我谘商，是因为发现对孩子爆发的怒气已经激烈到危险的程度。我们努力解除儿时经验为她设定的羞愧、哀痛、怒气，及其他具有伤害性的情绪模式，随着疗程进行，她也决定与母亲维持表面上的茶会关系。“我不想让孩子没有外婆。跟我完全相反的是，他们只知道外婆好的一面，所以我们偶尔还是会邀请她来吃饭，但谈的都是孩子。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来往。我们其实很少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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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谘商后六个月，她写了封信给我：“我现在快乐多了。我无法改变过去，但目前过得很不错。”
但几年后，一个消息改变了一切。
“妳可以想办法今天见我一面吗？”黛博拉在电话中这么恳求，“我得见妳。”
她在下班后回家的路上顺道来找我。
她说：“我昨晚接到我妈的电话，她发现自己得了乳癌，应该是第二期，我不太确定。医生讲了一些淋巴结和化疗之类的事⋯⋯喔！老天，苏珊。我整个晚上都在网路上搜寻相关知识，想知道我们有什么选择，也想知道目前需要做什么。我的脑子就是转个不停，但又太害怕了，也无法冷静思考。我好怕医生会发现更多问题⋯⋯好怕她会死。”
“我真的很遗憾，黛博拉，”我告诉她，“确实有这个可能，妳必须做好心理准备。但我们得慢慢来，一次解决一件事。先把脑中的疑问列出来，找母亲的医生一一确认，毕竟我们必须得到确实的资讯，才能展开后续工作。另外，也可以利用医院的谘商及其他相关资源。
“我了解妳，知道妳现在很想抛下一切，就为了随时都陪在母亲身边。但妳有丈夫和年幼的孩子，生意也经营得很好，不可能就这样丢下不管。所以我们现在来想想，妳能如何实际帮助到母亲，又不至于毁掉自己的生活。”
无论儿时曾被如何恶待，当女儿看到母亲受苦的直觉通常是出手相助，很难做出其他选择。刚得知坏消息的前几天（或几周），她满脑子想的都是各种疑问和未来规划，自己、母亲和身边家人的情绪往往也非常激烈。她很可能会像颗陀螺般转个不停。随着母亲的需求愈来愈多，她也可能会忘记必须顾好自己的日常生活。
不过重要的是，面对这类处境时，身为女儿的妳，必须一开始就把自己的需求放在那张看似无止境的待办清单上。谁有办法帮忙处理问题？随着母亲的需求愈来愈多，谁能跟妳一起扛起照顾的责任？谁能够在情感上支持妳？就算妳深信自己是唯一能处理问题的人，就算身边的人不停强化此信念，其实，永远有人能帮忙──只是妳必须提醒自己在处理问题之初，就找出相关资源。
当然，说得永远比做得容易。许多女性在面对类似处境时，往往还没想好可以怎么处理就先当机了。就拿黛博拉来说，她在得知母亲生病的前几天忙得团团转，与其停下来休息并寻求援助，她宁可先逼自己一股脑地瞎忙。
母亲接受治疗一个月后，黛博拉来见我，看起来身心俱疲。
她说：“我妈的状况还行，我得心怀感恩。医生认为已经成功移除所有癌细胞了，但她还得接受大量化疗，真的很累人。她真的被折磨得好惨呀！苏珊，我只能好好照顾她，不能有任何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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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求她告诉我最近做了些什么，结果听起来简直像台高速运转的机器。
她说：“嗯，这么说吧，我现在每天得做的事多了几件。我先把孩子载去上学，上班时顺道去看我妈的状况如何，要是她在吃饭，就问她是否还想吃些什么。然后我一边工作，一边打电话找不同的医生谘询，同时在网路上搜寻临床试验的相关资讯。如果她需要去医院，我就协助接送后再回来工作。然后我接孩子回家，做晚餐，为她准备食物，想办法去看她一下，之后再为了亲友赶回电脑前，把我妈的最新情况发布在网路上⋯⋯接着，想办法稍微抢救一下白天没做完的工作。我还没想出可以好好睡觉的规划，也不知道哪天才可能好好吃顿午餐。”
这样的负担实在太大了，我说：“我光听妳的描述就累了。”
她说：“没什么好抱怨的。其实我很高兴能成为支持她的力量。她每次看到我都好开心。我知道只要我出现，她就能撑得比较不辛苦。她真的这样说，苏珊。她说不希望被陌生人照顾，只想要我。打从有记忆以来，她应该是第一次对我说‘我爱妳’。”黛博拉的眼中涌起泪水。“我这辈子都在等她这么说。”
我说：“我知道妳等了很久。妳可以尽情沉浸在母亲的爱里面。总之，只要母亲持续付出温暖、亲密与感激，就好好享受，得到一天算一天。”
“我有努力这么告诉自己。我知道这样的好日子不见得会持续下去，但现在真觉得总算拥有一直以来渴望的母亲了。”黛博拉说。
黛博拉就像许多女儿一样，感觉此刻就像长久以来的祷告得到应验。她们必须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了解，自己亲手建立的人生也需要关注。
“妳自己过得如何？”我问：“跟我谈谈家庭与生意的情况。”
黛博拉说：“这部分就不太好了。我因为提案迟交，快要失去一个能够撑起明年业绩的大客户。孩子开始抱怨见不到我。杰瑞努力想体谅我，但还是很不满，‘妳妈一直以来都在伤害妳，现在只是因为病了，才突然变得对妳很好，但妳还是一发现她有需要就赶过去处理。’他觉得我姊应该回来帮忙，我们也应该雇人在家照顾妈。
“我快不行了，上礼拜还得了一场重感冒。我知道不可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我想我毕竟不是女超人⋯⋯但她是我母亲，这可能是我跟她最后的相处机会了。”
当然，能够满足母亲需求的不只有黛博拉。我告诉她，“妳必须拥有自己的人生。或许也得让母亲知道，妳会为她找一位看护，同时自己花费合理的时间照顾她，但不可能独自扛下所有责任。妳不可能继续这样下去了。”
她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苏珊，甚至不晓得该从何思考起。我不想失去她。”
“但妳也不该失去自我，”我说：“或许妳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告诉黛博拉，“就是主动寻求援助。对妳来说，这可能是最困难的挑战之一。一边是妳病重的母亲，另一边是妳必须照顾的事业与家庭。妳如果得全天候照顾一个人，就不可能有精力去处理其他的事。要是妳真的累垮了，又要怎么帮助妳妈？我们来想想如何减轻妳的负担，”我告诉她，“妳可以寻找其他资源分担妳的工作，也可以雇人帮忙，假如经济上有疑虑，试着找母亲的朋友或教友一起帮忙。妳与其把时间用来瞎忙，不如用来寻求外援，还更有效率。”
我们做出了一张请她自己作答的问题清单：她母亲拥有什么资源？谁可以偶尔帮忙带母亲去做化疗或看医生？谁能帮忙处理母亲的食物与居家照护工作？我指定了一些作业给她，请她上网搜寻照护资源，并谘询母亲医院的支持团体。
一旦开始进行这类工作，妳脑中的理智部分就会开始运作，接着列出：“我需要什么？／她需要什么？／谁能够帮忙？”的清单，妳就能逐渐离开焦虑漩涡，开始寻找确切的解决方法。
黛博拉说：“杰瑞也说了类似的话。我知道他愿意跟我一起面对，但我好怕一旦减少与母亲相处的时间，她就会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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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黛博拉找了一家专门服务癌症病患的送餐机构，还找到愿意偶尔载母亲去做化疗的义工。她母亲有存款足以支付送餐服务，等到能够吃一般食物之后，也能选择向“送餐上门”机构（Meals On Wheels）订餐。黛博拉找了一些社区大学的学生接送母亲，他们还能在母亲虚弱时，帮忙做点跑腿的杂事。
面对类似黛博拉的困境，不可能有人找到一劳永逸的简单解决方式。不过，只要黛博拉愿意承认自己无法──也不愿意──独自承担母亲的照护责任，就能找到呼吸的空间，也比较有办法客观地看待处境。
她说：“我想最困难的部分是承认自己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我无法让她好起来，无法满足她的所有需求，也无法永远待在她身边，讨她欢心。她发现有其他人来帮忙后并不开心，也比较不常对我微笑或说‘我爱妳’了。治疗过程很痛苦，她的情绪起伏也很大。上次我去看她时，她说：‘我昨晚过得很糟，妳应该来陪我的。’我偶尔还是为了无法解决每个人的问题而内疚，但也只能量力而为。”
“没错，”我告诉她，“而且，照顾好自己并不算背叛母亲。”
付出多少才算足够？
身为女儿，我们究竟该如何定义自己对母亲的责任与义务？这是一个艰困的主题，尤其在面对黛博拉的处境时，身旁一定有很多自以为可以插手指导妳和母亲的亲友。但只有妳最清楚自己的能力到哪里，而妳需要确保自己的身体与神智维持在健康的状态。就算母亲生病或守寡，都不该以此为藉口变得行为乖张。光是听从她的指示与要求，就会带给妳巨大压力，妳没有承担生活被彻底打乱的义务。我知道这类状况不好处理，但妳仍得努力保障自己的权益。
我并不是要妳完全抛弃生病或需要陪伴的母亲，只是在帮助她的同时，妳得先将自己的脚步站稳，才能真正量力而为。
如果母亲生病了，妳能做的就是与医生保持联系，帮助她做出与治疗相关的决定，而不是每天亲自照顾她。
如果母亲守寡，妳或许愿意在开头一个月花上大把时间陪伴，但之后仍得帮她寻找独居与寻找友伴所需的资源。
无论面对多么高压的危机，妳都得找出对自己而言最健康的解决方法。正如我们谈过与母亲重新协商关系的注意事项，这一次，妳也得照顾自己的需求与界线。藉此，妳才能主动选择以合理的程度与方式，对母亲付出品质最好的照护及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