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做想做的事,需要更多的勇气与耐性,日本人爱用的实践梦想法则:让分母大于分子的具体练习法。

人无法做“想做的事”的四个理由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抗拒“做想做的事”的意愿,我认为理由之一是日本人特有的“求同意识”作祟。日本人本来就认为“不能做想做的事”。那么,除了这个理由,还有其他理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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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多数人不做想做的事或者不能做想做的事的理由有四个。第一个理由是“做想做的事是禁忌行为”,第二个理由是因为不晓得自己想做的事是什么。就算心里不排斥做想做的事,但如果不知道自己想做的事是什么,也就无从做起。

不过,多数情况都跟这两个理由关系密切。姑且不论是否意识上“不晓得想做的事是什么”,我们总是不经意地对着自我纯粹意愿封盖,为什么会封盖意愿呢?这跟“做想做的事是禁忌行为”的想法根深蒂固有着莫大关系。如果没有这个想法在阻,每个人都会打从心底知道自己想做的事是什么。(推荐阅读:终有一天,我们并不是得到梦想,而是成为自己的梦想

不能做想做的事的四个理由

  1. 普世认为做想做的事是禁忌行为。
  2. 不晓得自己想做的事是什么。
  3. 不知道可以做想做的事,又足以维生的方法。
  4. 没有可以协助大家做想做的事的支援系统。

想要突破这两个障碍,首先要改变你对“做想做的事” 这个观念的看法,还要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必须在可能的范围内,忠于这个心声来行事。第三个理由是不晓得“如何落实”做想做的事的意愿。也就是说,不晓得如何让自己可以做喜欢的事,又不会饿肚子。

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理由。就算知道自己想做的事是什么,也拥有强烈的意愿,如果没有落实意愿的策略或方法, 任谁一想到都会举棋不定,不敢贸然投入想做的事。关于这一点,会于第三章详述。

最后第四个理由就是,在我们周遭几乎找不到能协助我们安心做想做的事的环境。在日本,因为求同意识的传统想法根深蒂固,当一个人想做喜欢的事时,加以阻挠的动力会内外夹攻。就算排除了这些阻挠的力量,要投入喜欢的事,最后总会落到“孤军奋战”的地步。

然而,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许多纯粹意愿在尚未发展成熟的阶段就被扼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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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分母大于分子

许多人把“做想做的事”跟“享乐或开心”混为一谈,两者虽相似,其实大异其趣。

当我们做想做的事时,当然会觉得开心,不过,并非整个过程只有开心。为了能做想做的事,需要的勇气与耐性远超乎多数人的想像。

前面提过职棒选手与知名钢琴家的例子,如果他们一路走来只有开心的事,不会有今日的成就。为了成为顶尖人物,必须历经辛苦的练习,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试炼。

换言之,“想做的事”当中很可能也包含了“不想做的事”。另一方面,为了慰劳辛苦的部分,会有同等的喜悦降临,这些人才能经得起试炼的磨难。

这时候重点在于“想做的事”与“不想做的事”哪个比重高。如果把“想做的事”比喻为分母,“不想做的事”比喻为分子,当分子比较大时,也就是处于“头重脚轻”的状态,想要克服难关就不容易了。相反地,如果分母比较大,也就是“底盘稳重”的状态,能够达到目标的机率很高(参考图表四)。(推荐阅读:你的梦想,是拿来炫耀的还是用来实践的?

这么说并不是叫你在分子比较大的情况下,就放弃分母的“想做的事”。这时候你应该思考如何让分母变大,分子变小。

方法之一是与其他的纯粹意愿组合。

分子与分母

不想做的事 → 尽量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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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做的事 → 尽量放大

譬如,我的朋友当中有个人一直希望“能成为英语会话高手”。这位朋友为了达到目标,每天早起听英语广播,下班后还去上英语会话课,但是后来这些事却让她陷入痛苦中。

“或许,我并没有那么喜欢英语。”

当她想放弃的时候,偶然听到朋友说使用电影 DVD 学英语的方法,她也亲自尝试了这个方法。她原本就喜欢看好莱坞电影,可以说是忠实大粉丝,因为爱看电影,让她萌生了对英语的兴趣,而且这个新方法非常适合她。她现在学习英语,简直就像“如鱼得水”,非常开心。

这位朋友的例子就是将英语与电影两个纯粹意愿组合在一起,让分子变小的同时,也成功将分母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