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看因信任、崇拜与权力不对等的关系下导致的校园性侵,一同正视权势性侵的成因并加以预防。

《沉默:南部某特教学校集体性侵事件》作者|陈昭如

上篇:孤独的岛屿:当老师把手伸进我的裙子,说要帮我消灾

2009 年 2 月 3 日,张萍清清楚楚记得那个日子。那天是她的生日。

早上临出门以前,三个孩子特别交代,晚上要准时回家庆生喔,不要“又”留下来加班。听到女儿说到“又”字时特别加重了语气,张萍忍不住笑出声来。

那时她身兼人本基金会高屏与台南分会的主任,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尤其连续处理了多起校园性侵案之后,或许是压力太大了,身体出现不少毛病。她很想休息半年,好好调养一下,可是只要看到投诉家长茫然无助的眼神,她就没办法让自己置身事外,而一旦撂下去了,就是一条不归路。

但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就算手头还有许多申诉案需要处理,待看的档案更是堆积如山,她仍旧决定按时下班。她不想让孩子失望。

偏偏就在这天,宜玲妈妈来到人本办公室。她看起来十分迟疑,像是不知该从何说起。

“没关系,慢慢说。”直觉告诉张萍,这恐怕又是性侵受害者的家长。她已经是老经验了。

宜玲妈妈说出来的,是一般人难以置信、甚至斥为无稽的情节。妈妈很勇敢,勇敢到描述事情原委时,连一声都没哭出来,反倒是张萍听了快喘不过气了。她无法想像,这五个女孩是怎么走过来的?

妈妈说,那阵子宜玲每天一回家,什么话也不说,就躲进房间里哭,他们夫妇为了钱发愁都来不及了,哪有时间处理女儿的情绪?就随她去吧!直到接到学校通知,他们才恍然大悟,亦十分自责,爸爸更是每天借酒浇愁,妈妈担心事情还没解决,爸爸就会酗酒过度出事了。(推荐阅读:【性别观察】权势性侵,别用“我爱你”强暴我

“既然学校已经替你们找律师了,就按照法律途径解决吧。我想,这是最好的办法。”张萍建议。

“我们也是这么想,但律师一直劝我们和解。问题是,我们不想和解啊!”妈妈无奈地表示,学校有其它老师冷言冷语地说,孙老师除了烟瘾大了点,人还不错啊,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受害女生应该也有责任啦。妈妈带宜玲去医院验伤,院方通知妈妈说,宜玲得了性病,希望妈妈多管管她,要她私生活检点一点。“我们宜玲是被欺负了,才会得到这种病,他们知道什么?他们凭什么这样说我女儿?”妈妈无法遏制地颤抖起来,“我们要的不是钱,而是公道,我们要追究学校的责任⋯⋯妳懂吗?”


图片来源|Flickr Creative Commons 图片作者|Weiyu Huang

坚强的妈妈在瞬间瓦解,低声啜泣起来。事已至此,她仍抱持着一丝期望,希望透过法律诉讼,让疏忽大意的校方负起责任。或许她以为若是能做到这点,就能证明自己是有能力保护孩子的。

听起来,这案子处理起来并不简单,以人本既有的人力配置,恐怕很吃力,而且就算接下来了,最后官司会不会打赢?张萍也没有把握。送走了宜玲妈妈,张萍整个人瘫在椅子上,觉得真是受够了。明明应该是保护学生的校园,怎么老是发生这种惨绝人寰的事?

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让她从椅子上跳起来。“妈,已经几点了啊?妳怎么还没下班?”话筒另一端传出女儿略显不悦的声音。

太阳已经下山了,不知怎么的,她竟然忙到忘了时间!她迅速收拾了一下东西,匆匆驱车往家的方向驶去。

张萍驱车来到美津家时,门一打开,便被眼前的大阵仗给愣住了──里面等着她的,是十几名亲自出席的家长与孩子。他们挤在小小的客厅里,略显羞涩地直盯着她看,一时之间空气寂静凝重,没有人开腔。

丽萍妈妈率先开口说,他们都是苦命人,都要赚才有的吃,想请律师却不知道钱在哪里,也不知道要怎么找,学校的态度又很消极,让他们感到很无助。宜玲妈妈补充说,这阵子学校常要求家长去开会,他们怕人知道孩子出事,只得假借各种名目请假,却被老板威胁说,如果再请假的话,就不必来了。

“我们只有一个理念,就是要把他(孙老师)揪出来,我们什么都不懂,也不晓得要去跟谁请教或帮忙⋯⋯”小芸妈妈说,“希望你能帮帮我们⋯⋯我们什么法律知识也不懂,只知道孩子被欺负了,我们要站出来!”

有人提起陪孩子做笔录时,员警私下透露,孙老师在其它学校“出过事”,因为事情闹大了,才调到这里来教书。张萍的心顿时猛抽了一下。根据她的经验,有不少学校不愿依法通报,反而是协助隐瞒真相,或安排老师调到偏乡教书,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既不得罪人,又可维护校誉。难道,孙老师也是如此?(推荐阅读:骗炮与权势性侵:“嘴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的谬误

张萍找了个空房间,逐一与女孩单独聊聊。张萍从她们的谈话中发现,孙老师很清楚如何利用导师的权限,掌握学生的基本资料,并私下探问她们私人的状况,然后以此作为诱饵,欺骗涉世未深、又欠缺家庭支持的孩子说,他是从天兵天将那里得知她们的隐私,一步一步搏取女孩的信任,进而任由他摆布。

最让张萍感到不忍的是,她们发现长久以来信任的老师、信仰的宗教都是假的,已经够懊恼、够自责的了,外界还有人质疑她们:“为什么不早点说?当初为什么不反抗?第一次被性侵就算了,都几次了还说是被强迫?怎么可能?” 那样无情的话语就像是刀刃,字字句句射中她们的心。

师对生的权势性侵是建立在信任、崇拜、与权力不对等的状况,让学生迫于压力不得不配合。外界许多人不明白这点,却拼命质问受害者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拒绝?为什么不逃开?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从不追问加害者为何成为羊群中的老虎,可以随意挑选学生下手?

离开美津家时,已经入夜了。张萍走向座车,坐上驾驶座,发动引擎,发现不管自己多么努力克制,泪水依然流个不停。

2009 年 2 月 20 日,地方法院正式起诉孙老师。孙老师不服气,仍强调“她们都是心甘情愿的”、“我没有强迫她们坐我的车,都是约好时间,她们自己上车的”、“拍照片也都经过她们同意”。孙老师还透露,有女学生主动示好,他并不愿意,“我说至少要等她到高三,但这么说,我怕会伤害她⋯⋯唉,我还是承认好了。”

2009 年 3 月,性平调查小组得到地方法院同意,进入看守所进行访谈。孙老师再三声明学生是自愿的,调查小组并未采信。

2009 年 4 月,性平小组结束调查,认定性侵属实,教评会终于决定解聘孙老师。

孙老师藉着学生的天真无知而肆无忌惮固然可恶,然而校方也有太多值得追究的疏失了,包括:

一、孙老师长年在课堂大谈因果轮回,且言谈之中充斥错误的性(别)观念(“女生第一次给了丈夫,婚姻也不见得幸福”、“上辈子强暴女人,这辈子只好做妓女”),其它老师从不反驳,校长巡堂时听到了也从不制止,无疑加深了学生对他的信赖。

二、孙老师将联谊室充当个人办公室,亦启人疑窦。张萍实地到现场勘查过,发现联谊室地处边陲,鲜少有人出入。孙老师的办公桌临近走道,他在靠走道的窗户贴上报纸,若是又把座位后方的铁柜门拉开,便可挡住外面所有的视线,成为他犯罪的温床。可笑的是,校方的说法竟是“学校办公室不够用,才会让他在那里办公”、“他要把座位设在那里,我们也不好意思说不”(注四)。

三、受害学生被孙老师叫到办公室或带出学校,都会被科任老师记旷课,为何只要有导师签名就可以注销,其它老师亦不疑有他?为何校方没有监督管理机制,任凭导师自行窜改出缺勤纪录?

四、根据教育部规定,老师每天必须在校八小时。孙老师多次在上课时间迳自带学生离校,校方从不知情,警卫亦视若无睹。校方的解释是:“孙老师自行拷贝学校侧门的遥控器,可以任意进出,我们也没办法。”(注五)

五、根据《性平法》第二十条二十项规定“学校应订定防治规定,并公告周知”,但该校在事发之前没有制定相关规定,也不曾提供申诉管道,直到案发之后才召开会议通过“校园性侵害或性骚扰防治办法”,明显违法。

消息见报后,并未在社会引起太多注意,唯一的骚动,大概只发生在小小的校园里吧。宜玲她们谨守叮咛,只要有人问起,一律矢口否认。没想到力挺孙老师的某主任竟公开呛道:“我知道是你们班哪几个去告的状!”让她们既惊讶又愤怒。学校不是说会极力保密,不让她们身份曝光吗?为什么某主任会知道?

从此,某主任把几个女孩当成眼中盯,肉中刺,总是有意无意找她们麻烦。教育部派员到校评鉴抽中了宜玲,她老实招认没有用过实习设备,因为“主任交代要留到评鉴时才可以用”,被某主任狠狠削了一顿,并以“上课时喝水”把她给当掉了。淑芬也很惨,某主任硬说她“上课时说话”,同样遭到被当的命运。至于小芸就更冤枉了,她被当了以后去教务处要求重新阅卷,才发现某主任把她写对的答案全部画上了叉。

那么无从掩饰的恶意,那么明目张胆的欺凌,其它同学都看在眼底,不消说,他们全都恨死了某主任。可是他们再愤怒,再不满,也无法改变既定的事实,毕竟,这是一场年龄、阶级与权力不对等的战争。

毕业在即,却拿不到证书,怎么办?家长急急向张萍讨救兵,她与同事萧逸民商量之后,决定亲自跑一趟学校,听听校方的说法。

林姓女校长是个“神隐型”的人物,不论是面对检警调查、媒体采访、家长要求或人本询问,多半是由其它主管代打,鲜少亲自出面。这回张萍与萧逸民终于堵到了她,萧逸民单刀直入地表示,根据《性骚扰防治法》第十条规定,学校在性骚扰事件申诉、调查、侦查或审理的过程中,不得对当事人有任何差别待遇,若是违反规定,必须负担损害赔偿的责任。也就是说,以某主任夸张的行径研判,学生可以向校方求偿。(推荐阅读:非典型性侵受害者告白:我最害怕的,是社会说我不够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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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逸民开宗明义便祭出法规,让校长微微皱起了眉头,说她不清楚有这回事,并立刻将教务主任找来问明状况,像是要证明自己的清白。然后她委婉表示,学校有学校的规定,成绩不好被当,她能做的恐怕有限⋯⋯

“校长,请容我提醒妳,”萧逸民以一贯冷静的语调打断她:“某主任的问题不只是公报私仇而已。他在实习课示范阉割公羊,要兽医别打麻药直接摘除,事后把羊睾丸拿去卖掉;解剖课被他肢解的鸡,也都被他带回家加菜⋯⋯这些事,大家都心知肚明,难道只有妳被蒙在鼓里?如果只有妳不知情,那么贵校的管理,恐怕真的有很大的问题!”

“好⋯⋯我来想想可以怎么补救!”校长脸上终于浮现真心的忧虑。

“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让孩子能顺利毕业⋯⋯”萧逸民紧盯着校长双眼,不让她避开视线:“如果她们没办法毕业的话,我们绝对会追究到底!”

面对消极的体制,“威胁”永远有用。事后校长同意安排补考,总算让孩子都顺利毕业了。毕业典礼当天,张萍与萧逸民特地带着花束前往祝贺,有孩子悄悄告诉他们,刚才有同学为了庆祝她们脱离苦海,偷偷在校园某个角落放冲天炮,不小心把校舍屋顶烧了一个洞,好爽啊!

离开学校时,张萍发现校门口立了一个“本校荣获 98 年度高职优质化学校”的彩色牌楼,这看在每天进出校门的受害孩子眼里,又是什么感觉呢?她按捺住狠狠朝牌楼踢一脚的冲动,与萧逸民驱车离去。

孩子毕业的问题,总算是解决了。但某主任的责任呢?他利用个人职权刻意当掉学生,校长是否也打算追究?萧逸民打电话追问此事,那天校长不在,由教务主任代为说明。对方支支吾吾地说,这件事,双方都有责任啦,有的学生是没交作业,某主任才会把她们当掉⋯⋯

“那他故意把正确答案改错的事,你们又怎么说?”
“这⋯⋯就要问校长了。”
“学校有着手调查了吗?”
“嗯⋯⋯我有私下进行瞭解⋯⋯”

“私下瞭解哪算是调查?设备器材不让学生使用,解剖完的鸡不知去向,阉公羊时不麻醉,阉完以后睾丸又不见……这些学校都不用调查吗?”萧逸民仍锲而不舍地问道。

“这些太专业了,我不清楚⋯⋯我会再问问校长。”教务主任诺诺地说。

萧逸民挂上电话,才告知张萍通话内容不久,张萍便接匿名人士来电警告:“你们人本尽管闹、再闹啊,看要闹多大⋯⋯我倒要看看你们有多少本事可以闹下去!”

张萍没有动怒,只是觉得闷。她实在无法理解,这个社会就是有那么多可恶的老师专挑小孩下手,外界却一再怀疑是人本为了破坏教师形象,恶意扭曲事实。唉。

更让张萍感到愤怒的是,教育部不曾针对校方疏失主动调查。她以人本办公室名义发函给教育部中部办公室(现国教署),要求查办学校违规之处,中办却将学校回给中办的信函直接转给人本,草草了事。张萍去函教育部总部,要求彻查中办及学校责任,教育部又将该信直接转给中办,声称“该校归中办管辖,应该发给中办,不是我们”。张萍不死心,直接打电话到教育部长室,接听电话的陈姓专员表示:“这件案子已交由次长负责,他会召开专案会议讨论⋯⋯”

然后呢?然后,就没有消息了,一如往昔。

2009 年 11 月,地方法院判处孙老师73年徒刑,应执行 28 年;经上诉后改判 648 年,应执行 27 年。孙老师不服提起上诉,被最高法院驳回。但孙老师的妻子仍旧坚信丈夫的清白,她说孙老师是信佛的人,她相信他的人格,这一切都是误会。她还说,她拿孙老师的八字给命理师看过,对方表示孙老师前世与妻子约好要一起转世,结果自己却先行投胎,让前世妻子怀恨在心,才会害他这辈子遭此横祸,“这恐怕是前世因、今世果!”(注六)

信仰的本质是与理性无涉的。如果连孙老师的妻子都对因果轮回说深信不移,外界又怎么能苛责被大人教导要尊师重道、服从权威的女孩信以为真呢?

司法体系让孙老师付出了代价,却让管理疏失的校方安然脱身,这点让家长无法理解,更无法谅解。张萍告诉他们,校方明显怠于执行职务,应符合国家赔偿的条件,而且过去已经有类似案子声请国赔成功了,要不要试试看?明知是场没有把握的硬仗,五家家长及孩子竟然都同意了。

为了减轻五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张萍透过法律扶助基金会的协助,找到张雯峰与吴信贤律师,并很快征得两位律师的允诺,为被害人争取公道。根据《国家赔偿法》规定,双方可先召开协调会议决定赔偿金额,协调不成才进入诉讼。没想到该校连协调都不愿,直接发出“拒绝理赔书”,理由是:

“按‘公务员于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时,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人身自由或权利者,国家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前定有明文,惟所称之‘行使公权力’,系指公务员居于国家机关之地位,行使统治权作用之公法行为而言。但本件请求人所主张导师之侵害行为,系因导师传述因果轮回之说,且发生时间并非授课时间,亦非授课之场所,所以其行为均与学校之教学无涉,与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所规定‘行使公权力’之要件,尚有未合。 ”
这段落落长的文字是什么意思?简而言之,就是:孙老师喜欢说些怪力乱神,那是他的事,与学校无关;既然性侵地点是在旅馆,而不是校内,也与学校无关。问题是,老师不在授课时间性侵学生,就不算“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之行为”?性侵地点不在校内,校方就可以置身事外?这样的逻辑真令人费解。

过去涉及校园性侵的国赔案,多半是老师利用上课时间或职权发生的,但孙老师是透过教学过程向涉世未深的学生灌输怪力乱神,再俟机强制猥亵及性交,情况确实有有很大的差异,加上此案在进行刑事及民事判决时,并未详细说明孙老师的犯行与他的因果轮回说的关系,让审理国赔的法官斟酌再三,也让人一度对判决结果并不乐观。

2011 年 1 月,地方法院宣判此案国赔成立。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让所有家长及孩子都十分欣慰(注七)。

同年七月,监察院纠举该校林姓校长应负疏失之责,并于八月对该校及教育部提出纠正,理由是:

“处理师生勤惰管理流于形式,办公室管理存有漏洞,门禁形同虚设,致不肖教师有机可趁,长期在导师办公室性侵害多名学生并拍摄不雅照片,又于上课时间将学生多次载至校园外进行性侵害,事后,以导师职权,迳自涂销学生缺旷课纪录,造成被害家长无法及早防范,导致后续更多学生被害,该校安全管制与纪律管理严重不足。”(注八)

一个月之后,林校长被教育部调离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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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令人心碎的案件是孤立的现象吗?当然不是。根据 2014 年教育部统计,全台校园平均每天发生 1.2 起性侵案;根据 2017 年卫福部资料,2008 年至 2016 年,全台共有 1705 五件“师对生”性侵通报案,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补习班、育幼院等非正式教育机构。这些惊人的数字,说明了一个我们始终不愿面对的事实,那就是:

性侵从来不是个案,而是至今仍普遍存在校园的现象,只不过有的仍未显现,有的显露程度不够引起外界注意,如此而已。以日前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山女中性骚扰案为例,若不是学生挺身而出,若不是家长力挺到底,谁会相信首善之都的一流学府也会出事?

受害者血泪的控诉,不只是为了讨公道,更是为了找回内在的尊严,那是支撑自己活下去的力量。然而创伤有如潜伏在血液里的进行式,永远伺机在未来进行反扑,只是一般对性侵与性伤害的想像是如此此单薄,总以为时间终将抚平一切。如今,十年过去了,宜玲她们受伤的生命仍未完全复原,那样的痛苦是如此孤寂,让她们有如一座座孤独的岛屿,无从摆渡。(推荐阅读:【直击】性侵复原之路记者会:温柔承接伤痛,陪你走性侵复原第一步

误解有如施暴者的帮凶,是把受害者推向更深的地狱。 期待有更多人理解、并接纳她们受害的事实,理解校园性侵的存在有多么普遍,并进而检讨现行体制对涉案老师有多么“宽容”(注九),才是对受害者最有力的支持,也才是遏止悲剧再度重演的契机。

让她们放下重担,走向更好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