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投书迷人来稿,专访寇延丁,一路投身社会运动的她,说到自身对社运的看法:“这世界变得更好或更坏,永远取决于愿意付出代价做出改变的少数人。”

作者|李奕萱(就读台大外文系)

“我干了,您随意。”是寇延丁在青平台主办的“酿壶民主钉子酒”座谈会的开头标题,这句话从寇延丁的口中说出,温婉和缓,彷佛揭示了她在诉说理念时的态度。

寇延丁是中国公益人士,推行基层民主、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在香港雨伞革命期间,曾因认识相关人士而以“颠覆国家”之罪入狱。近来,在台湾已有一年余的她行脚四方:参与白屯妈祖遶境、以脚踏车绕台,旅途中,她不断向台湾的人们讲述理念:“不了解中国不符合台湾利益。”呼吁大众关注中国的议题。

在女性相对少见与弱势的参政舞台上,寇延丁的形象相当特别,她自称“温和建设者”,不强求以说理来说服人,而是温和地用故事来推广她的理念,并且直接将理念付诸行动。

塑胶瓶装着的自酿火龙果酒

初遇寇延丁(而后都称她为寇姐)的第一个印象,是她的朴素。清癯的面孔,短而灰白的发丝,她身材纤细,穿着轻便,像是下一秒要开始长征的运动员。她说话的声音温婉秀雅,徐缓而沈稳,发音端正,像是个中文老师。

才刚见面,寇姐就热情招待我们她酿的酒。不似平常装在玻璃瓶的酒,寇姐的酒用塑胶瓶装着,她在中国家中习惯用瓷坛来酿酒,但到了台湾后,没有那样的工具,因此就改以随手可及的瓶子来酿酒。她带来的酒是颜色艳丽的紫红色火龙果酒,鲜亮的色彩彷佛要把透明的杯子染上一层迷人的红,但那红却不张牙舞爪,而是静静地、温柔地影响身边的颜色。(推荐阅读:用音乐感动社会的快闪运动:风雨生信心,傻是我们的气魄


寇延丁在座谈会中准备自酿火龙果酒与米酒,与大家分享。 摄影/李奕萱

火龙果酒入口滑顺,带着水果的酸甜和酒精浅浅的苦涩,就像色彩一般怡人。“我酿过好多种酒,香蕉不太适合,芒果虽然本身很好吃,但酿起酒来就还好。”寇姐说,一边在留下浅浅一层火龙果酒的杯子里斟上淡白色的米酒,白色的米酒冲开了鲜红的火龙果酒,先是像两股不同的丝线互相编织,接着融为一体,变成了更温柔的桃红色,上面漂浮着一粒粒柔软的米。她兴奋地说:“你看这颜色,这时候的颜色最漂亮了。”

酿酒与以酒会友,这倒影了寇姐影响他人的做法:用最舒服、最轻松地方法,以一个朋友的态度,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在对等的关系下告诉别人她的看法。


火龙果酒与米酒混合的桃红色。 摄影/李奕萱

意外下岗,投身公益

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倡议者,然而人生中经常会有某个机缘,完完全全地带着一个人往他从未想过的路走去。

寇姐出生于 1965 年,教育让她就像身边大多数的人一样,相信中国应该要解放全世界其他三分之二的人口,相信政府,相信体制。长大以后,她陆续做过几个工作,结了婚,有了孩子,日子平顺。然而,在 1996 年,她发现自己工作的纸箱厂中,厂长假造发票,而她对这件事的告发却换来了自己的下岗(中国特有名词,意指在中国企业机构改革中失去工作,仍隶属于原单位却没有工资)。祸不单行,在那之后,寇姐与丈夫离了婚,成为下岗的单亲母亲。(推荐阅读:11岁开始做公益!沈芯菱:“人生就是一场温柔小革命”


寇延丁在座谈会中认真看着纪录片《上访》,片中纪录了抗议不公平遭遇却被迫害的中国人。 摄影/李奕萱

接下来的生活并不简单,然而难受的还包含了自己原先认知的破灭。原先安身于体制内的她开始对中国的政府与社会产生困惑,这样的困惑迫使她重新去建立一个判断事情的基准,逐渐让寇姐走上了自己所没想过的路。

1993 年,寇姐因为工作调动而接触到残障美术家,并开始尝试推广他们的艺术,无意之中,就成为了中国最早推广残障美术家的人。下岗后,寇姐除了尝试新工作与写作投稿外,更是越来越投入公益的行动:在 2005 年,她创办了残障美术家推广公益组织“北京手牵手文化交流中心”,在 2008 年四川地震后,更是毅然投入救灾,是当地唯一一个在做青少年长期救助的团体。

“在这个时候,我主要投入的有两个面向:公益,还有自组织建立。”不单只是给需要帮助的人鱼吃,寇姐希望能够给这些需要帮助的人钓竿:透过建立公益自组织,让有相同目的、需求的人组织起来,独立运作。她相信这种自下而上的组织不只能够帮助组织内的人,也可以帮助稳定中国现阶段的结构与价值,甚至在未来国家面临危难之时,这样的公民组织与思考能力也能够维持国家秩序。

除了公益组织外,寇姐还做了不少串连社会资源的工作,帮助留学归来的“海龟(中国用语,从海外留学归国的人)”将美国的“议事规则”带入乡村,并将这种基层民主尝试记录在《可操作的民主》一书中。《可操作的民主》不只得到民间组织高度认同,也因为里头的议事规则推广而引来政府采购,用在城市治理的改革。(推荐阅读:泰缅边境公益之旅:离开他以后,我遇见了全世界

在寇姐持续推动自组织和基层民主的过程中,她陆续结识香港占领中环发起人陈健民、台湾民进党简锡堦、海外民运人士王丹、吾尔开希等人,结果没想到,因为这样的关系,她成了第一个因“颠覆国家”而入狱的公益人士。

128 天入狱与 128 天健行

寇姐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都是希望能藉由公益服务来组织社会、自下而上建设社会,她完全没想过自己会因为“颠覆国家”而被捕。在 128 天的监禁中,她受到了严密监控,连在监房里要移动、要去厕所都受到控管。无止尽的审问从寇姐的家庭到公益行动,再到她的私人交往,毫不放过。审讯者无时无刻都提醒着寇姐:“我们随时都可以把妳拉出去枪毙。”

“你可以说我为国家做的事情是自作多情,但你们认为我想要颠覆国家也是自作多情。”难以接受这样的罪名,寇姐曾经这样告诉审讯者。

“中国监狱有个办法叫‘坐板儿’。”寇姐描述当时的审讯方法:在没有靠背的座椅上一直直挺挺坐着。这样的方法让人的腰椎、脊椎、膝盖、踝关节和肌肉通通退化,消化系统也停止运作。在这样摧残人的审讯与监禁中,许多熬不过的人不是精神崩溃了,就是身体垮了。但寇姐活了下来,128 天后,她离开监狱,改成在家中受控管。

那时候寇姐的身体极差,现在也相当纤瘦的寇姐只有 47 公斤,而那时的她足足比现在还瘦了 10 公斤,她说那时走路都像是用飘的。她很害怕自己会死掉,一次感冒都要 4、50 天才能好,咳一下就浑身疼。

在她被抓走的一年后,虽然身体状况不见好转,寇姊仍毅然决定以步行离家,抗议警察对她的行动限制,于是她开始了 128 天的耐力行走。没想到这一走,她身体反而好转。这奠下了她未来运动的习惯,也让她开始以毅行来作为一个对抗体制的方式。

在寇姐接受访问的那天,她一路从大坪林骑脚踏车到西门,骑了一个小时,但她丝毫不见疲态,反而神采奕奕。有许多投身政治的人会因为工作而失去健康,不过寇姐却是以健康的身体来支持她的工作,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才能在不论运动上或参政上,都成为一个走得远、走得久的毅行者。(推荐阅读:志工笔记:我们付出不是为了得到,他们给我的永远更多


寇延丁出外健行的模样。 图片来源/寇延丁

为了孩子而努力的母亲

直到今天,女性在参政上依然趋于弱势,全球均然。2016 年日内瓦对女性议员做的研究报告中,女性议员全球比例是 23.3%,中国人民大会里面的女性代表比例为 23.7%,即便在有了第一任女性总统的台湾,女性立委的比例也是低于半数的 38%,这个数字甚至已经高于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在这样的状况下,寇姐以一个偏于阴性气质的形象投入政治这点格外耐人寻味。

问起有关女性参政的事情,寇姐提到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南斯拉夫内战时生还者的故事,描述那时候的女人经常为了一个牛肉玉米罐头而让人摆布几小时,而那些女人大多都是“绝望的母亲”。另一个故事则出自影响她最大的一本书《黄祸(中国作家王力雄着)》,在书中,出现在男主角身边的三个女人在末日中虽然各有定位,但却一一迈入死亡。寇姐说:“虽然男主角是一个拯救世界的神,但他却救不了自己身边的女人。”

在现代中国,甚至台湾,女性参政依然有很多都是被逼出来的,也许为了被捕的丈夫被捕,也许为了保护儿女的权益,也许为了抗争自己或身边的人权利受损。然而她们出面后经常会受到责难,像是李明哲的妻子李净瑜就多次被控诉是在为自己的政治铺路。在参政后,有些女性会刻意让自己偏向社会价值中的阳性气质,以得到大众的认同与信任。(推荐阅读:【性别观察】“李明哲,我以你为荣”李净瑜救夫为何成了政治阴谋?

寇姐没有刻意去改变什么,对于寇姐来说,她的确就只是个“绝望的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也为了她在公益组织里头见过的许许多多个孩子,希望自己能够给他们一个更好的生存机会,因此她选择站了出来,维持自己原本的个性与态度,用这样的方式来走出自己的路。

温柔不强迫的沟通者


演讲时寇姐温柔亲切而坚定。 摄影/ 李奕萱

“社会变革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总是从极少极少数人开始的。可能只有 0.001% 甚至更少⋯⋯一旦到了 20%,社会变革的大势已经动起来了——永远不要考虑那 80%,他们永远都是被动的。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或者更坏,永远取决于愿意付出代价做出改变的少数人。”--寇延丁

虽然寇姐一直致力于改善社会、发挥自身影响力,她却认为自己并不是个擅于说服的人。她热爱自由,深怕自己会不小心强势地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想法。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她总是试着以最舒适、最体谅的方法来告诉人她的想法,用行动力来为自己理念做最好的背书。(推荐阅读:《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你必须参与,最坏的年代才可能变成最好的年代

在中国时,她的沟通方法是写书,试着记录下她所推动的基层民主和自组织的故事,虽然写书对人的影响力是缓慢的、不可计算的,但她谨记着每一个善意的回响。在台湾,寇姐更积极于沟通,她有写专栏,在李明哲被捕后,她更是主动寻找传递资讯的机会,希望提醒台湾人多多去了解中国。

“没有人能选择自己要出生在哪里。”对于台湾人与中国人之间经常产生的仇恨,寇姐说:“中国人也是,台湾人也是。”

“对于台湾人,很不幸地,你不得不了解中国。”寇姐说。“我能够了解你们的感情。但如果说不理会中国,那就是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上。”对于台湾与中国的未来,寇姐承认自己不是那个给答案的人,但她希望能拉动更多的台湾人去看到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

寇姐在台湾的行动正如她曾为演讲所下的标题所言:“我干了,您随意。”她并不强迫所有人都要听她的理念,但她也没有放弃沟通,选择做那 0.001% 的行动者。

如芳草朴实而芬芳

结束访问前,聊起寇姐的生活。寇姐的生活中充满了植物,除了各种酿酒用的水果,她在被捕之前,曾经在老家思考过“自给自足”生活的可能性,自己种植各种植物。

问起她最喜欢的植物,寇姐先是思考了一下,然后回答说:“是有香味的草。”她轻松就列出了紫苏、荆芥、薄荷和藿香,说在她家的院子种着许多,这些植物都有香气,而且能够食用。

而寇姐她本人似乎也正如芳草一般,没有娇艳的色彩与浓烈的香气,但是却安静地、和缓地散发着淡淡香气,愿意为在生命旅途中遇到她的人,留下一丝的影响与改变。

“我不期待也不奢望改变这个世界,但这个世界也不会改变我。”寇姐这样形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