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蔡崇达，细看他写下《皮囊》赤裸告白，若人生的命题藏在心里，逃到天涯海角它仍在。
蔡崇达，一个台湾陌生、中国火热的名字。是我告诉自己若遭遇困难命题，要第一个想起的名字。
他英雄出少年。27 岁出任《GQ》全球 17 国版本最年轻报导总监；29 岁做专题报导〈审判〉让中国热议死刑问题，成新闻写作标竿；34 岁出版第一部文学作品《皮囊》畅销 200 万册。
将蔡崇达的成就数据化令人感觉极端压迫，好像 2017 人类寿命仍只有 40 年。
他原是文学青年，做媒体是为养活自己，11 年媒体生涯累积 270 万字报导，一支笔撑着作手杖，从家乡红土踏访北京云梢，行得快且高；读他《皮囊》却是截然不同体验，俯得很低，低至内心对准闽南小镇家乡土地和生命。可是为什么小镇故事可以牵动两百万人？
蔡崇达为《皮囊》繁体版旋风来台三天，9 月 14 日，他与莫兰蒂台风一起降落台北。
新经典编辑小衣带我到蔡崇达房间，推开门，落地窗边站着一个灰衫黑短裤、平头小个子的男生，他朝这里腼腆绽开微笑，一点没有书腰照片睥睨式的锐气，倒像北漂十年闯荡出名堂的邻居哥哥，从书里走出来再见，熟悉又陌生，不知可否喊他儿时绰号“黑狗达”、或是与编辑小衣一起敬称“蔡老师”。
拿不定主意，决定先问蔡崇达昵称“黑狗达”由来。
“你知道，这其实跟台湾有关唉。”我们坐下来，一人踞沙发一角。蔡崇达说话夹着闽南式鼻音，令人好生亲近。我想起地理上的台湾与福建泉州确实是隔条海峡的邻居。
邻居开始解释了，“小时候台湾有部电视剧，主人叫黑狗兄，庾澄庆也有一首歌〈山顶黑狗兄〉”他说着便哼歌，叫“黑狗达”是他阿太也看了台湾的电视剧，希望他像黑狗兄般潇洒幽默而来。蔡崇达名字是父母取的，昵称是台湾供应的，他与台湾在人生不同时期深浅相系着。
来台湾，像多年后与初恋女孩相见
2014 年出版的《皮囊》在中国极端畅销，然而当时台湾世代仍辩证该如何观看中国，心理确实难让出空间，读中国作者写小镇故事，串接人生共通命题。比起三年前错过，等待其实更好，台湾读者已准备好与蔡崇达的皮囊相识。
这是蔡崇达首次踏上台湾土地，他开心又紧张。
专访开场，他以共同笑点先发制人，说明自己在心理上是和台湾很亲近的。“一方面闽南文化是相通的。另方面是我从小看台湾电视长大，你们很多梗，例如‘铁牛运功散’什么的，我都知道。”我们立马笑，瞬间距离近了，发现他好努力寻找与台湾人共感的接点。
专访那天稍早，蔡崇达与台风一起在台湾上空盘旋许久，他不断从飞机上往下看，喃喃自语“台湾也是每个楼上搭铁棚、棚上种花养东西。零零散散看到庙，就像老家的感觉。”
台湾像老家，回老家该是放松，但《皮囊》在台出版，他直言有双重紧张。
第一重，是踏上现实台湾的紧张。
“小时候，我住在整个大陆最靠近台湾的小镇上，可以收到台湾的台视、中视、华视、公视。当时我还在老家打赤脚踩红泥土，电视里台湾已是高楼大厦，当时我把台湾想成这世界最好的地方。”他打了个俏皮譬喻，“就像暗恋很久的女生，首次近距离接触会非常紧张，就怕看到哪一点和想像不一样。”
蔡崇达从电视上看着初恋对象成长，从台湾钱淹脚目的状态、综艺节目的爆发、到第一次总统选举，“我们都一路看过来。”
当时对岸沿海孩子对台湾熟悉至生恋慕，我们对中国却陌生得傲慢。电视广告经常喂出偷渡客的梗：黝黑中国劳工慌张下船，警察要求唱国歌验明正身，他们荒腔走板地扯嗓，电视机前台湾人抱着优越感笑得人仰马翻，我一直笑不出来。
“有一度我还以为自己是有投票权的。结果发现我没有。”蔡崇达说得可爱，我们都笑了，此刻已这是两岸相见都能自嘲的时代。
第二重紧张，来自台湾是他的文艺启蒙。
“当时公视晚上十点到十二点有个节目叫《亚洲影展》，播放所有亚洲得过奖的文艺电影。大陆是看不到这些国外电影的，我常在家人睡觉的时候偷偷看着电视。对纪录片的认知也是从台湾来的，台湾对我的文艺启蒙起了很大作用。”
“所以当新经典联系我说要在台湾出书，中间拖了两年我更紧张了，假装若无其事、很不在意，但其实我得失心好重啊。”哈哈大笑，瞬间安静迎接下个问题。他很热情真诚，也很冷静节制。
父亲死了，我愤怒地接受世间的不可控
蔡崇达 29 岁开始写作《皮囊》，使他成中国新闻写作百科的特稿也在那年写成。我好奇为何都发生在 29 岁那年？
“其实我 29 岁真的特忙。”他数了一下，写完《皮囊》与几篇特稿、辞职离开ＧＱ去中国新闻周刊接主编、创办服装品牌，“也是在那一年结婚的、有宝宝的。”
若真要说那年的转折，都是从写作《皮囊》开始。他写书，是为治愈父亲离世后的迷惘，但更精确讲，应是父亲离世让他被迫面对逃避已久的课题。
29 岁，奔三的最后，内在悬而未解的部分会逐渐狂暴起来。时间轴上，三十岁往往是省视过去生活、立定人生下半场目标的始点；空间轴上，青春离乡背井的成就追索、与返乡寻根的身份探问亦行至交汇处，须重新定位自身认同。
他曾以为自己在大城市里挣钱与成名，为的都是给父亲攒钱治病。
父亲撒腿走了那天，他在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知道消息，原本战天斗地的狂傲折成巨量的愤怒与挫败，“我爬上那栋楼的楼顶，指着上天骂，我说凭什么，祢凭什么说拿走就拿走他！”蔡崇达讲起这段，右手指尖仍指着天，有控诉的力。
可是瞬间他也清澈了。“那时我终于明白，人是巨大的、也是渺小的。我学会原来这世界有大量不可控的客体、也有大量不可测的现实。”
29 岁那年，我摁着痛处一刀划开自己
可蔡崇达无论如何是再没机会补偿父亲了，当时他全身胀满愤怒与虚无，提不起工作兴趣，捏着自己从北京辞职返乡。藉口陪老妈，其实常在镇上骑车没目的乱晃。
回老家，他发现父亲床头贴着自己照片，脸面处被手指日夜抚摸至五官泛白。
他恍然，父亲思念他的时候他以赚取医疗费为名攒积功利，其实是无能回应父亲情感。许多问题不曾逼问，直到死亡之墙降临、直到不可逆堵在面前，直到再无路可逃无处可躲，才知道要扒开内心，摸清自己究竟想如何生活、怎样对待他人与自我。
一直憋着自己的蔡崇达，终究要换气。
“某天我觉得胸口闷，坐着公交车晃，突然间看到窗外有个人拄着拐杖、半身偏瘫在走路，非常像我父亲。当时我就想，完蛋了要哭了，也拼命告诉自己不能哭不能哭，毕竟在公交车上大庭广众、人挤人的。”他模仿当时情景，“最终还是在公车上呕吐般嚎啕大哭，哭到所有人都觉得怎么啦，我才意识到，有些悲伤生在心里，心里的伤口已经化脓了。”
说到这里他缓缓抬起双手，“我写作《皮囊》，就是为了打开内心。哪里痛就摁住哪里，一刀剖下去。”他左手按住空气示意，右手对空下划。
写作是为了打开内心，哪里痛就摁住哪里，一刀剖下去。
后来每当疼痛作发，他就把自己关进杭州临沂市的饭店里写作一周、以笔清创。
“第一天发呆；第二天试探性地写：第三天启动了，窗户关着不知日月，呕吐一样不断把内心难过表达出来，一个晚上两三万字，表达完精疲力尽。睡醒推开窗，像把哪个伤口清理干净了，又回到人间。”
想像一个男人握着一支笔，写到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号哭至眩晕，很戏剧化的场面。
他扒开自己的双手更有戏，左手掌极白净幼细，右手生得很粗野，大拇指下方有大块深色胎记，胎记上有毛发。蔡崇达好玩地替双手命名，“我常说左手是美女、右手是野兽，就是美女与野兽的组合。”
野兽挟笔潜入内在狂暴疾行，昏天暗地解剖自己，从血肉模糊终至清出淤塞、逐渐轻盈。他浮出地表，将自己缝合起来，成书。
你内心安定的秩序就是家
“把伤口剖开、手术之后，内心秩序才终于让自己舒适了，”他引用白云（中央电视主持人）替他下的注脚：崇达写这本书是为了回家，回家是为了自由。
“写完才真的放下，自由了，像回家。也才知道自己想要怎样生活、想遇见怎样的人、想开启怎样的未来。”
遭遇不知如何处理的课题，我们常以为行至远方就能找到解药。可是当你抵达远方，当远方成了你的近处，你会知道逃跑无用。
“很多人其实是告别故乡，却永远无法抵达远方的孤魂野鬼。”蔡崇达难得把话说得重，我听了身体一震。
《皮囊》书里有两章〈天才文展〉、〈阿小与阿小〉，主角都是被自己命题逼逃到远方却始终害怕面对自我的人，在环境碰撞中凹折成别扭形状、坏掉了。他们曾是蔡崇达生命的重要他者，他说狠话，是不愿身边人成孤魂野鬼。
“如果没有回答让你难受的命题，你永远只能一直逃，不能真的在远方安下家、也不能回到原来的家安下家。”苦口婆心，像在对文展与阿小说话。
蔡崇达在专访前曾好奇我们年纪，其实我将要 29 也有诸多命题逼近，这次专访彷佛宇宙暗示：必须面对恐惧，战斗至理出内心秩序。
不过，蔡崇达不知道他刚好与采访者内心对话起来，继续说，“人生的命题长在心里啊，你逃到天涯海角它还在啊，只不过它到陌生地方，要重新组织条件，才能再浮现出来逼问你，早晚会跳出来的。”
“唯有把那些命题都相处好、都打开，无论在远方还是家乡，你内心安定了，都像回到家，家就是你内心的秩序。”
只要内心安定了，都像回到家，家就是你内心的秩序。
我听了直点头，突然又觉得不对，连忙改成摇头，问蔡崇达，那你当时何必离家去北京工作？北京作为远方，没帮到你吗？
蔡崇达顿了一下，说要做个补充，“北京有个很好的作用，时空的距离会让你获得适当的安全感去看自己。远方虽不是药，却是一个观察自己的好位置。”
“远方的远方是近处。”他想了想，说这是他大学时代为校刊提毕业词的标题。我将这句话敷在心上。
以为是药的，总得用尽全力拼命去吃，试了没用，才知道要找别的方法，才明白解开命题不是倚靠一处地理空间、一个人、一件事就可甩开或解决，它们长在你心里，只能正面以对，要逃开它的唯一方法只有扼杀自己。
专访蔡崇达，上篇谈理解自己，下篇谈理解他人。为何要理解？理解是让自己舒坦的唯一方法，遗忘或憎恨都不是、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