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女性早上出门上班,回到家还要再轮第二班,细看台湾社会结构下的家庭迷思与情感劳动!

文|蓝佩嘉(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第二轮班》首度出版于 1989 年,30 年来三次重版、屡屡再刷,是什么原因让这本书成为美国社会学界最畅销的书籍之一?

如书名破题,双薪家庭中的女性,除了白天上班,晚上还要轮家务的“第二班”。在当时的美国,已婚女性一年要比男性多出整整一个月的工作时间。加州柏克莱大学社会系教授亚莉.霍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进一步想挖掘:夫妻双方如何看待家务的意义?如何感受对方对家庭的贡献?如何发展出不同的“性别策略”来维持婚姻生活中的权力平衡,并协商符合社会期待与自我认同的性别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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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应这些问题,霍希尔德在助理协助下,访谈了五十对来自不同社经地位的异性恋配偶,并且观察了十二组家里有年幼子女的双薪家庭。在陌生人家庭里做田野观察,是一件很困难、也很尴尬的事,研究者只能“尽量让自己像家里的一只狗那样不引起注意。”透过作者敏锐的眼与生动的笔,读者彷佛也匍匐在书中十个家庭的客厅与厨房的角落,体察这些夫妻的日常拔河。(推荐阅读:

本书精彩的田野发现,驳斥了许多常识性的预设或简化的因果解释。人们经常认为是薪资高低影响性别分工:所得较高的家庭成员(通常是男性),基于边际效益法则,花较少时间在家务工作上,或因为财务贡献高让他在家中有较多权力。从本书的家庭案例来看,经济逻辑虽然重要,但无法充分解释。其中的男性可分成三组:赚钱比太太多的男性,有 20% 会分担家事;赚钱跟太太一样多的男性,有 30% 会分担家事。但是赚钱比太太少的男性,反而没有人分担家事;因为他们感受到阳刚特质遭受财务威胁,反而更不愿意分担“女人家的工作”。

另一种常见观点则用性别意识形态来解释家务的性别分工,但本书内容呈现更为复杂的家庭现实,人们的价值信念与情绪感受经常有重大断裂。一般来说,蓝领阶级家庭较偏好传统性别分工,白领阶级家庭较偏好平等婚姻。然而,由于缺乏经济安全感与工作尊严,蓝领男性未必能成功扮演养家角色,而贫乏的日托措施、没钱购买家务与育婴的服务,让他们的婚姻雪上加霜。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虽然较认同家务平等分担,但也要面临职场上的压力与同事的竞争。(推荐阅读:劳动结构中的女性困境:地下经济的性别包袱

霍希尔德提出一个极有创意的概念“感谢的经济学”(economy of gratitude),来描述伴侣之间的权力互动。夫妻间的冲突,往往不源于劳动分工的不均(谁做家事?谁不做家事?),而是文化意义认知上的矛盾(什么构成对方送我的“礼物”?我们应对什么心存“感激”?)。当快速变迁的女性,遇上缓慢变化的男性,往往造成夫妻双方对于“礼物”有不同评价,因而未能互惠“感激”,衍生不满与冲突。比方说,一位先生认为相对于自己父亲或其他同事,他对家务的“帮忙”应该足以让他得到“新好男人”的美名,但太太认为自己同样工作了一整天,期待先生更平等的付出。一位太太认为自己的高所得是对家庭的贡献,但先生可能对这样的“礼物”不领情,视为对他的男性认同的威胁;当她意识到先生的受挫或沮丧,反而要藉由服侍家事,来展现女性特质,或弥补先生失去的权力。

日常生活的家事分工揭露了女人与父权持续且幽微的讨价还价。希望先生分担家务的女性,很少直接跟先生摊牌,多数人用间接方式表达,如装无助、装病痛,甚至以性生活为交换条件。

更常见的是,压榨自己成为“超级妈妈”、削减自己的职场投入,或是寻求长辈的外援、市场的外包,来缓和婚姻内的冲突。

除了资料丰富、分析精彩,本书的写作风格,更让它成为美国大学课堂的社会学必读书。我有幸在霍希尔德教授的指导下进行一年博士后研究。曾经听她说,每本书她经常会写两个版本,第一稿中规中矩,让她向内心里的学术大师致敬,其后方可剖去术语、重生血肉,写出平易近人却又深刻的公共社会学着作。

亲密关系中的情绪政治与性别权力,是霍希尔德多本着作的核心关怀。她的第一本书《情绪管理的探索》(The Managed Heart),从空服员的工作经验,提炼出“情绪劳动”的重要概念。她也研究像 Google 这样的高科技公司职场,为何让人们觉得“回家好累,上班反而比较轻松”?她访问教人如何上网交友的专家、规划小孩生日派对的顾问,探询亲密关系变得日益市场化与商品化,会造成怎样的后果?甫出版的《在家乡的异乡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则因应当代局势,透过深入访谈美国南方右派支持者,试图了解投给川普的平民百姓为何如此愤怒与哀愁。

《第二轮班》出版已届 30 年,美国社会的性别平等与家务分工有没有明显的改善呢?根据当代家庭评议会的最新调查,美国社会的两性平等虽然有所进步,但 1990 年代后限于迟滞。所谓的千禧世代(1981 到 2000 年间出生)甚至呈现“性别反挫”的趋势,他们虽然支持教育与职场上的性别平等,但与家庭与婚姻相关的性别态度,反而趋于保守。调查发现,在 1994 年,有 42% 的高中生认为男主外女主内是最理想的家庭安排,采取类似看法的人到了 2014 年却增加到 58%。当问到职业母亲是否能像全职母亲一样与孩子建立稳定而温暖的关系时,1994 年的高中生中有 48% 认为不能,到了 2014 年却增加到 60%。(推荐阅读:【性别观察】月薪娇妻,家务工作这么累为何没钱拿?

换言之,随着公领域实现较多的性别平等,私领域的性别角色反而更将强化,尤其是男性,偏好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认为可以减少婚姻内的紧张冲突。

表面上看起来,家事分工单纯是夫妻之间的协商,但其实社会制度扮演重要的影响,由于美国的托育公共化程度低,性别反挫的趋势更为明显。

台湾呢?在多数的家庭里,有偶女性(含同居)仍是主要的家务工作者。根据主计处调查,1987 年,女性每周从事家事时间平均为 33 小时,远高于男性的 3 小时(11 倍、差距 30 小时)。女性家务工时到了 2000 年下降为 23 小时、2006 年为 16 小时,男性的家务工时则略微上升到 2000 年的 4 小时(6 倍、差距 19 小时)、2006 年的 6 小时(3 倍、差距 10 小时)。男女差距的缩小,主要源于女性家务时间的减少(可能因为外食增加、电器协助与服务外包),而非男性的协力分担。若从家事项目来看,除了倒垃圾、育儿、照顾老人或病人等部分已渐由家人共同分摊,女性负责的多为例行劳务,如打扫、买菜、煮饭、厨房清理及清洗衣物,男性负责的多为偶发性工作,如房屋修缮、水电维修等。

台湾的研究普遍支持资源论的说法,不论男女,个人的薪资增加、职业地位提高、相对于配偶的经济独立性高,都会使得他们参与家事的程度降低。但男性的教育程度的影响,则有不一致的发现:教育程度高的男性,可能趋向认同性别平等的意识形态,也可能将其社经地位转化为相对配偶的权力,反而强化传统分工。女性的教育程度越高,通常投入家事的时数较少,但由于她们的育儿观念与方式接近“密集母职”,花在托儿的时间反而提高。也有研究发现,当太太的教育程度高过先生时,差距越大,女方反而负担越多的家务工作。(推荐阅读:【性别观察】第一夫人与无薪娇妻,谁来买单我的情感劳动?

我们需要更多的量化与质化研究来探讨台湾的家庭生活与婚姻关系,尤其是:不同阶级、族群,甚至性取向的家庭,如何发展出不同的策略来协商家事分工与伴侣关系?延伸家庭、公婆长辈在家务或育儿上的干预或协力,对于核心家庭的伴侣关系有何影响?公领域与私领域的性别平等有何连动关系?台湾女性在教育机会与成就上已经愈趋平等,职场上的差别待遇与玻璃天花板仍然存在,但也有所松动。相对于公领域的性别主流化,家庭、婚姻场域中的性别革命仍然迟滞。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不婚、不生的趋势,反映出台湾女性的一种出走策略。少子化如果是国安危机,如何达成托育的公共化、职场的家庭友善、亲密关系的民主化,就应该是最迫切的前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