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安置后又被抛开的少女们,看见她们在社会生存的难处,是否不乖就不值得被爱?她们的叛逆仅为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

“想要对安置机构给予建议,最该去访问的对象是那些离开安置的儿少。”东海大学社工系教授曾华源曾经如是表达。NPOst 采访 2 位 7 年前在同一间安置机构“非预期离院”(注)的少女,从这段历程来理解“安置”对她们的影响、非预期离院后生活的变化,以及其中的挣扎。

晴晴(化名)和小雯(化名),2 个境遇相似的少女,自小拥有角色淡薄的父亲和极度匮乏的家庭支持,同样在“非预期”的处境下离开安置、投靠男友暂时打平生活开支、历经胆战心惊的亲密关系、于酒店工作支应都市的严酷生活。回忆起过去的安置片段,2 人都有犹豫及尴尬:“真的可以讲吗?”一方面担忧对机构形象有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对于当时的离院原因,即便多年后还懵懂困惑。(推荐阅读:少年安置机构集体性侵背后:无人问津的少年们


图/Maranatha Pizarras @ Unsplash

从缺的父母,漂流的孩子

晴晴对父亲的记忆是:“他把我训练的很会跟人家借钱。爸爸失业后开始碰毒,从国小开始,常常要我去跟别人借钱,有天他拿了张名片给我,上面是安置机构的联络方式,他要我去看看能不能 A 到什么好处⋯⋯”晴晴听话前往,在国三那年进入安置,“我是机构自收的个案,当时没有透过法定安置程序。可以不用再过有一餐没一餐的生活,是我当时最高兴的事。”

小雯的际遇则是:“爸爸没有能力养我,从幼稚园开始住寄养家庭,年节时爸爸会托社工带一些东西给我,但想到他把我丢出来,收到东西并不会很开心。”之后父亲失联,“社工找不到他,我也找不到他。那时的我,要去哪里其实没有任何想法,反正去哪里都一样、去哪里都不会是一个家。”有次安置机构带安置院生浩浩荡荡去夜市用餐,“旁边刚好是一对父母及小孩,看起来很和乐。”小雯看着他们,莫名流下眼泪。

不“乖”,就不值得被爱吗?

从小“借钱”的日子过怕了,晴晴渴望积攒“自己的钱”在手边,安置时因此选择建教合作的高职就读,“机构对我们几个年纪比较大的建教生不太信任,感觉我们被归类到‘不乖’的那一群,有院生逃跑或机构发生什么事,都会先怀疑我们。但其实我们那时就是忙打工,说真的,除了交男友跟外宿,我没有做其他的坏事。”

在当时,“不假外宿”这样的违规行为,若发生在“乖”的院生身上,可能被解读为:“是不是有心事,需要一点个人的空间?”而给予关注、安抚。然而发生在晴晴身上,则比较容易出现负面的诠释与想像,并且在责备后补上一句:“唉,反正妳到哪里都饿不死。”当时的晴晴尽可能把这句话理解成是“很会生存或很会找资源”的“赞美”,如今想起来却五味杂陈。(推荐阅读:儿少安置机构被遗忘的少年:“老师,妳为什么要来这里给我们糟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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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雯在安置期间,同样也在工作:“大家都在读书,我却在赚钱,从早上 9 点上班到晚上 9 点。别人起床上课,我还在睡觉;他们放学,我还在上班,回去之后常常妆都没卸倒头就睡,衣服也懒得洗⋯⋯”小雯因此常因未达到机构的整洁标准而和工作人员冲突。

院内规定,如果内务整洁没改善,就会罚扣钱、不给车资,有次急着上班的小雯因为这个规定和生辅老师僵持不下,“我跟她要车资,她忙着写纪录,有点刻意忽略我的意味,我冲过去把纪录抢过来撕掉,老师气得发抖,现在想起来会觉得抱歉,老师承受了很多我们的情绪。”

然而,重新咀嚼当时的“叛逆”,小雯却也提到当下复杂的心境:“我们没有比别人乖,老师一定喜欢乖的;我们也不是最小的,因为年纪小,大家会让你。‘什么都不是’的情况下,叛逆一下,别人好像才会花比较多时间在我身上。”

“现在想起来是很幼稚的行为,但当时会觉得‘我要有立足点’、‘我要有存在感’。我们去做这些事,只是为了证明‘我这个人,是存在的’。”由此造就了“不想被管。你管我,我反弹,但不要不理我;我得不到爱会更难过、更生气、做出更多令人头痛的事”这样的矛盾循环,“我也是到长大了才比较懂当时的自己,这是我们索求爱的方式。”

所幸当时的一位工作人员曾填补小雯渴爱的需求,“我叛逆,和这个老师大吵,老师会静下心写信,告诉我她的感受、她要教育我的东西,她也会讲她的难过,当时看信会想:‘好像妳也把我看得很重要,所以才会受伤。’”

安置机构的存在目的,若真回到“类家庭”的思考,或许就该讨论一般家庭的小孩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也会提出各式搞怪的需求:例如也想尝试外宿,或者也会欺骗父母。于儿少安置领域深耕 7 年的社工师方昭夫认为,安置机构可以思考的是,如果同样的行为发生在一个“寻常的”家庭里,我们会怎么回应这个小孩?

若回归生活的粗糙面,即便是学有所成的大学毕业生,孑然一身在都会里自立,都诚属困难。方昭夫语重心长的说:“事实上,在我们的经验中,那些所谓‘不乖’的院生在找资源、工作、社交沟通上,常常都优于听话的‘乖’小孩。”

“我们也会担心乖小孩啊!比如念到大学还没打工,他们身上的顺从、乖巧这类特质,到了职场不一定是充分的优势。”“乖”与“不乖”的分别,端看从机构到社会,我们如何切换格局与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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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的家庭经验里,冲突频生往往导因于资源分配不均,然而“情感”、“爱”也是家中无形的资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往往逼得人们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来思考、区辨家庭成员的好与坏,让资源分配变得容易,掩盖了资源的匮乏或有限性。

“爱”这样的资源,无法被无限制的榨取,方昭夫就表示:“我们单位最多安置到 30 个孩子,工作人员约 12 个,每个孩子都有发展依附的照顾者,比较不会有‘爱被瓜分’的情形或感受。”或许,与其检视基层工作人员是否具备“足够的爱心”,不如讨论造成爱心“不够用”的种种结构性困境。

无法选择的非预期离院

小雯离开安置机构的过程很仓卒,“还没满 18 岁就被结束安置了。那时阿公过世,我爸找到我,在院方陪同下前往阿公的告别式,后来我听到的‘说法’是──‘爸爸说可以不用安置了’。”对于自己的去留,小雯觉得自己并没有讨论的空间,和父亲的关系也依旧是 2 条平行线,社工帮小雯申请了补助,但父亲拿走后就消失了。

“后来开始住在治安不是很好的廉价雅房,下课打工、假日也打工,一个小时 100 元,下了课才去也做不了几个小时,一个月薪水还不到 1 万。”洗发精是同学家拿的、被子是老师给的,“还有以前的安置生塞钱给我,就连之前常吵架的院生也会多少打探一下我的消息,但没有机构工作人员主动和我联络。”小雯后来交了男友,总算搬离阴暗的雅房,住处的安全议题暂且获得解决。

在安置机构里服务过小雯的生辅老师认为,小雯的离开是长期的累积,“小雯住在机构里时,因为同时在工作,一只脚已经跨入社会,有很多参与院外活动的需求,对于机构的规定越来越难以配合,没办法再用对待国中生的方式来服务她。”而当时机构对于“自立生活方案”的构想及规划都尚未成熟,“不然小雯没办法完全配合院规,也不一定会成为‘问题’。”(推荐阅读:【性别观察】“讲了会更惨”南投儿少机构一个性侵者的养成

若干年后,机构尝试发展较适合这些“大女生”的另类管理,颇有进步,也因此生辅老师想到小雯时,会觉得有些可惜。

晴晴的离院则更具戏剧性:“接到我因为翘课被记过的通知,当天院长就要我收拾东西离开。一旁的生辅老师哭了,叫我去求院长,我脾气拗,想说你要我走,我也不想待。”

晴晴表示,她是机构自收的个案,背后没有权责单位、没有主责社工、没有结案流程,其角色身分就像是院方领养的小孩,“这反而让我感觉在机构里的位置比较尴尬。”安置机构若以父母的角色自居,或许安置双方都更易经历类似亲子关系中的“失望”与张力,“例如,我知道他们希望我们可以走在他们预备好的道路,可是我们就是会有自己的想法。”


图/Mario Azzi @ Unsplash

这间安置机构立案时就具有宗教背景,生辅老师提及,机构在成立之初,的确常私下讨论,期待将安置生培养成宗教领袖或相关人才,并且将此未言明的“期待”呈现在活动规划上。晴晴说:“每天都要晚祷,动辄 30、40 分钟,周六要参与教会服事。参加一期我觉得很好,可后来每期都要参加,内容都是一样的东西,就比较没有意义。”

“当时的我们其实已经是小大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出去上班、工作、赚钱,也是为了自己。”晴晴说。小雯也提及:“周日一定要去教会,规定大家都要奉献,一天的零用钱也才 20 元,硬要剥夺这部分,当然会觉得不想去。”然而,相较于其他院生,被机构自收的晴晴似乎更容易被任意安排与对待:“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希望我跟其他院生一样是经过法定安置的角色,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工作关系。”

对“家”的渴望蒙蔽亲密关系陷阱,现实压力雪上加霜

“后来我先去住朋友家,同学都知道我的状况。因为这么突然的转变,学业没有办法顺利完成,至今还是有点遗憾。”离院后的晴晴继续打工过生活,认识男友后,搬去与男友同住。

“很多安置生遇到另一半时常会觉得:‘他是我的家人’。而且掏心掏肺,只要男生说‘我会娶妳’,下意识就觉得自己将要有一个稳定的家了。”然而,事情并不如她们想像得顺利。小雯当时的男友不但会花她的钱,还要她当借款的保人;晴晴则是发现男友碰毒:“他还会打我,再后来变成我在养他。”

“在安置机构里,老师往往只说:‘妳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但我们反而更好奇。”小雯认为比较实用的建议是:“当一个人让我相信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我可以付出多少?”对她来说,或许该把假设的前提改变:“女孩子出去,可能会发生性行为,不要告诉她们‘不可以’,而是告诉她们怎么保护自己。”

晴晴则是在男友当兵后,一人收入支应不了房租,开始去酒店上班:“一开始做得不好,觉得很恶心。小时候再苦,也从来没有这样奉承人。”但晴晴很快就习惯了酒店的劳动,甚至做得有声有色。(推荐阅读:【性别观察】《最贫困女子》卖春是她唯一活下去的方式

做这份工作一定会面对 2 种选择,一是陪客人“玩”(喝酒);二是可以“赚更多”(性交易),过程中一定会有人游说:“妳不能都一直喝啊,一直喝对身体不好。有的客人(性交易)很快啊,你做一个之后回来还可以做下一台。”

“我的个性比较男性化,之后客人多半都知道我是比较爱喝的,所以我做到的都是‘只’爱喝的,最担心的那部分也就不存在了。”有趣的是,晴晴认为这段工作经验对她有正面的影响:“当时老板知道我小时候的经历,会强迫我存钱,每个月会提拨我薪水的一部分当储蓄,离职时才全数交给我。”

同样在酒店待了一段时日的小雯,则一度觉得自己快要堕落:“这份工作必须‘卸下所有’去跟别人陪笑,久了妳会知道自己不快乐。但我很有主见,不是别人说我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后来还是选择离开。”之后小雯在服务业发挥所长:“同样是赚钱,现在的工作让我快乐、有成就感。”


图/@ Max Pexel, CC0 Public Domain

群体生活的“时间贫穷”阻碍青少年最重要的人际发展

回想过去被安置时的日子,2 人不约而同的表示“没有自己的时间”:“每天都很紧绷的照表操课:几点到几点是读书时间、几点到几点要晚祷、几点到几点吃饭、几点到几点把饭煮好、几点到几点你要洗完澡、下课后几分钟内要回到家⋯⋯”

小雯认为这样的时间分配对生活影响甚钜,许多院生开始会接二连三装病、拒学:“下课之后是国高中生与同侪建立关系的关键,在学校人际关系好,上学才会开心。但是,剥夺了我们跟同学相处的时间,又规定回家后不能玩电脑,想用社群跟同学聊聊天也聊不到。朋友会觉得‘算了,妳很麻烦,每次都约不到。’”

“没有时间出去玩、在学校没有自己归属的族群”,这些在大人眼中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大幅影响儿少就学意愿:“对那个年纪的我们来说,没有经营好学校的人际关系,其实会很痛苦。有些院生会不愿意面对而翘课,或是假装出门,结果跑去网咖。”

对此,曾华源建议,必须让少年“走出去”发展社会网络:“不能只在院内发展、隔绝于外,这些观念都在慢慢改变。”方昭夫则认为,安置期程中一定要发展孩子“自身”的需求:“他们有没有想做的事、想过的生活?这群孩子的家庭支持系统太薄弱了,安置机构必须有能力协助他们思考、准备未来。”

在电影《珍爱人生》的原着小说中,有一段对“安置”的生动描述:“安置存在于你过去的生活和未来想要的生活之间。”安置的“目的”隐含着通往未来,然而“时间”是成本,体力、精力也是成本,在以院内活动为主轴、机构本身愿景为目标的服务规划下,青少年的能量被占据,青年前期应有的探索和准备往往被延误。

若回到“类家”的思考,一般家庭似乎也鲜少被建议用紧凑的时程去照料孩子。在如此看似扎实的活动规划及宗教服事下,“安置”的初衷──协助少年发展阶段性任务、为进入青年前期作准备──实难顾及

“管理”与“自主”的空间,取决于机构经营者

对曾华源来说,工作人员的能量与专业性是否能发挥,端看院长或机构负责人的理念:“常常都是这个角色,影响了全盘。”晴晴和生辅老师就都提及,当时的工作人员会因院生与机构的冲突而难过,也会给予院方建议,“但没有办法改变什么。”

存在于基层工作人员与院生之间的张力,似乎不该只聚焦于工作人员的问题解决能力或“脾气控制”,因为机构整体的方针及规定,形塑了“管理”与“自主”空间的拉扯。方昭夫建议,新手若要进入安置领域,当以开放性高、尊重社工、生辅专业的单位为优先

“这样极端的‘非预期离院’案例,实务上的确存在,评鉴时无法从‘结案原因’看出端倪,可能会写:‘服务对象不服管教’、‘经常无法配合机构作息’等理由。”另一方面,曾华源也认为许多青少年往往具备许多特质,挑战了机构的管理,让工作人员相当辛苦。

无论是对于院方、工作人员或安置儿少,或许都不宜做个人层次的归因,但少年却往往是最易被个人归因的对象。如同小雯和晴晴,在看似相似的际遇下,许多人会归咎于“少女堕落”、“不学好”或“浪费社会资源”等因素。(推荐阅读:重回社会的连续杀人犯少年A:“夺走两条人命的人说想活下来,我知道这不可理喻”

也因此,少女发展亲密关系、投靠男友、以肉身为资本在短时间内解决经济困境,或许只是在走一条“阻力最小的路”,使她们的生命史呈现如此的重叠与类似。她们的困惑及感受,真实反映了 7 年前的安置困境:“当生活都围绕着机构,或跟机构紧紧连结的时候,某种程度也是被限制住了。我要到社会闯过了之后,才会知道原来有些事情不可以、有些事情有可能。”小雯说。

晴晴则没有太多怨言:“感恩机构给我好的环境和照顾,不用担心三餐没得吃。”而她们共同的盼望,还是希望这样的“安置少女历险记”,能够帮助到任何一个现行必须接受安置的儿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