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国家诱骗的慰安妇：“我只想吃到白米饭，却被送到慰安所”

到底被谁“强行掳走”

所谓的“慰安妇”，到底是指哪些人呢？对韩国社会而言，一提到慰安妇，马上联想到的是“被日本军队强行掳走（“强制连行”）的清纯朝鲜人少女”。不过，对慰安妇问题否定论者而言，慰安妇指的则是“自愿随军而行的卖春妇”。慰安妇问题讨论的核心，正是关于这些受害女性的“道歉与补偿”。然而，20 几年来，日韩两国的人民，对于这两种不同的社会记忆，始终对立争执不断。

让慰安妇的存在能够广为人知，是从日本人开始的。1973 年，记者千田夏光出版了《从军慰安妇 无声之女 八万人的告发》一书，这是第一本有关慰安妇的专书。在此之前，许多小说或手记类的作品里，也可以看到慰安妇角色的出现，但说到以慰安妇女性为主题的书写，这本书可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作者千田夏光在该书的出版后记，说明了他的执笔动机。

我开始对慰安妇有兴趣，是在昭和 39 年每日新闻社发行摄影集《日本の戦歴》的时候。这本摄影集是《毎日グラフ》的别册，收集了 15 年战争期间，每日新闻特派员所拍摄的主要照片。原始照片有两万数千张，从挑选到编辑，都是由我负责的。

在成书的作业过程中，有数十张女性的照片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有些看起来像是朝鲜人的女性，跟着部队一起行军。那种头上顶着行李箱的模样，我也常从朝鲜女性身上看到。还有一些照片，背景看起来应该是占领（中国）没多久的时候，里面有穿着和服坐在车里的女性，有梳着日本式发型的女性，她们的身影被中国人以轻蔑的眼光注视着。翻看照片的底片说明，其实并未有任何“慰安妇”的字眼。然而，就在追查这些女性的身分时，我第一次知道了所谓的“慰安妇”存在。（千田，1973，215 页。旁线强调处为引用者所加，以下皆同。）

《芦苇草之歌》剧照

“背景看起来应该是占领（中国）没多久的时候，里面有穿着和服坐进车里的女性，有梳着日本式发型的女性，她们的身影被中国人以轻蔑的眼光注视着”这段文字，或许是最贴近 15 年战争时期“朝鲜人慰安妇”形象的描述吧。为何朝鲜出身的慰安妇，会梳着日式发型、穿着和服，出现在日军的中国占领地区呢？又为何她们会被中国人所蔑视、看不起呢？这段颇具象征性的描述，值得我们深入去思考。

那些照片所呈现出来的意象，迄今从未在慰安妇相关研究与讨论中被关注过。然而，若不深入思考“朝鲜人慰安妇”的含意，有关慰安妇是性奴隶或卖春妇的记忆斗争，或许将会永远持续下去。“朝鲜人慰安妇”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慰安妇问题”的发生已经过了 20 几年了，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好好被谈论，一直被忽略、无视或沉默以对。这种规避本质的暧昧态度，其实不只出现在慰安妇问题上，也出现在其他历史问题的争议上，反映了日韩之间根本的矛盾。

在那本书的开头部分，千田夏光是这么写的。

翻查《广辞苑》，可以找到“慰安妇”的词条定义：“跟随战地部队移动并慰安将兵的女性”。这里的“慰安”用过去式“した”来表现，正突显了这些女性的悲哀。距离日本战败已经过了 28 年了，没有任何人说出她们的故事。

不过，如果真有慰安妇可以自己发声，我想，她们一定会这么说：“我们的悲哀，绝不会永远被时代遗忘的。”（同前书，6页）

如后所述，千田对于慰安妇的理解，并非完全没有问题。但千田确实看到了慰安妇的悲剧，并且认真地想唤起社会对她们的关心。

千田认为，慰安妇与士兵一样，具有“爱国”的面向，都是为了协助完成战争任务而存在。本书的关心和主张也源于此，亦即，同样是为国牺牲，军人有办法可以拿到补偿，为何慰安妇却无法可适用？千田的这个“爱国”观点，比其后任何研究都更能正确地突显出“慰安妇”的本质。

只要实际阅读过朝鲜人慰安妇的证言集，哪怕只有一本也好，就会明白，目前所认知的“纯洁少女”或“卖春妇”这些形象，都无法化约解释慰安妇的面貌。但慰安妇问题的声援者与否定论者，却各自坚持着其中一种形象的解释。这是因为证言的内容都很老套、公式，他们无法听到别的声音？或者，即使听到了也选择无视呢？

我并不认为，声援者与否定论者都刻意如此无视历史事实。我倾向相信，之所以会演变成如此各执一词的状况，是因为 90 年代“慰安妇问题”浮上台面之后，许多相关的研究及发言，不再只是单纯针对“日本军队”的作为进行历史解释，而是根据自己在现实政治的立场来表态。每个人都会受到时代的局限。千田夏光出版那本书，虽然是基于对朝鲜人慰安妇的赎罪意识，一定程度上，仍然刻划出了慰安妇整体的历史面貌，而这也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氛围让他可以如此。

千田的书于 1970 年代出版，距今已有 40 年了，他特别到韩国找朝鲜人慰安妇，将访谈纪录收入书中。换句话说，该书登场的原慰安妇女性，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原慰安妇阿嬷年轻 40 岁。与现在相较更为年轻的她们，在书中生动地描述了自己的经验。此外，使用过慰安所的军人、招募慰安妇的业者，这些人也都在书中出现。除了既有的慰安妇证言集之外，这样的作品在今天已经很难看到了。该书写作出版的当时，慰安妇问题并未像今天这样，被视为政治或国家层级的问题；当事人的发言，或许因此比较不受到时代的束缚。这也是本书特别重视千田夏光那本作品的原因。

“日军慰安妇”既然是以“慰安”日本军人为任务，当然成员中有很多的日本人。但慰安妇问题发生以来，这些日本女性反而没有人发声了，她们并未因为这个问题浮上台面而受到重视。即使有旧日军的士兵出面作证，但雇主或业者那些人，几乎从未见他们发言过。这样的情况，造成“慰安妇问题”的讨论被化约在“日军─朝鲜人慰安妇”的认识框架中，其他的要素都被抽离了。（后来才有荷兰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女性受到关注。）

至于业者或雇主，以及慰安所的管理员，这些人物常会出现在朝鲜人慰安妇的证言里，因为，通常也是这些人将她们带到慰安所的。（《证言集1强制的に连れていかれた朝鲜人慰安妇たち》，5 页。以下简称“《强制》1”）然而，正如前述，这 20 几年来，朝鲜人慰安妇“和服装扮”的含意始终隐而未显；业者的存在意义，也几乎未受到声援慰安妇的研究者及社运工作者注意。直到最近，才开始有研究者指出业者的角色：“1920-30 年代时，社会流动快速，那些女性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大多想摆脱现状。业者利用这心理，巧言拐骗，怂恿她们离开家族保护范围，趁机带到慰安所。”（小野沢あかね，2012）

《芦苇草之歌》剧照

事实上，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有不少朝鲜女性是因为渴望求学或只是想“吃到白米饭”，就被朝鲜人或日本人业者拐骗到慰安所。（朴裕河，2005）而且，让慰安妇女性身心饱受摧残、留下永难抹灭伤痕的，不是只有日本军人，也有很多是中间业者与雇主。那些主人“用铁棒打我们”（《强制》1，63 页）、“藉口说我们拒绝接待军人，对我们拳打脚踢、甩巴掌”（同前书，78 页）、“偶尔都没有军人来，主人就会迁怒，说我们没有好好待客才会如此，然后毫不留情地痛殴。”（同前书，79 页）

将朝鲜贫困女性带到战场上的，主要是朝鲜或日本业者。前面提到的千田夏光那本书里，就收录了业者的访谈内容。这个业者是千田“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找到的，他是“昭和十三年，中支派遣军首度招集直属慰安妇时的掮客（“女炫”）”。（千田，1973，24 页）千田指出，当时“第一位慰安妇，虽然是军队说要召集的，但直接的招募作业并不让军人去碰”，因为不能让招募慰安妇的工作“弄脏军人的手”。（同前书，25 页）“日本陆军把这些既非军人军属、也非军队御用商人的人物（业者），送去搭乘运输船，跟着军队前往战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业者”的角色也有点类似卖杂货、跑腿的万事通（“便利屋”），能提供任何军队所需的生活物品。

实际上，在当时的朝鲜社会，诱骗、贱卖年幼少女的事例时有所闻。例如，朝鲜半岛上发行的《每日新报》，就曾有以下的新闻报导（1937 年 1 月 11 日）。

金济郡月村面延正里的崔在显（音译）（37 岁）与其妻李孙娘（音译）（24 岁），数日前合谋，共同诱骗同面同里的金仁燮（音译）之次女杨根（音译），以 50 圆卖给郡山部改复町二丁目的中国料理业者张宇景（音译）当“酌妇”（陪酒女招待）。签约时遭到警察逮捕，目前正接受侦讯。（《戦时体制期朝鲜の社会相と女性动员—“毎日新报”を中心に》，2007 年，55 页。以下，简称《女性动员》）

诱拐年仅 12 岁的少女、将其贱卖去当酌妇的往往是同村的人。与此类似的报导常可在报纸看到，列举标题如下：“150 名可怜少女惨遭牺牲，绑架恶魔河允明（音译）夫妇罪行加重）”（1939 年 3 月 7 日）、“哄骗说能找到工作，到了才发现是妓院，马上被嘱咐‘先带去洗澡，然后化妆’”（同 14 日）、“以娶媳妇为由强迫其卖淫的坏蛋，诱骗贱卖乡下女孩被发现，东门署接受检举侦讯中”（同 17 日）、“一网打尽诱拐农村女孩的四魔人，水源署侦讯中”（ 同年 4 月 30 日，以上皆出自《每日新报》）

我们从 1990 年代现身的某位原慰安妇的经历，可以得知当时朝鲜社会中“业者”的角色与慰安所之间的关系。这位慰安妇的朋友怂恿她说：“有人可以帮忙找工作，我们一起去日本吧！”她认为“反正不管在朝鲜还是在日本，都一样会很辛苦，不过听说日本比朝鲜更好生活，就跟着离开家乡了。”到了日本，接待她的是对“朝鲜人夫妇”，提供她住所、饮食以及衣物（以上，《强制》1，62 页）。后来，她又从日本出发，经过台湾，到中国广东的慰安所工作。另一位原慰安妇则是因为自己比别人晚进小学，觉得不好意思，不想再上学而离家出走。（《强制》1，75 页）她到光州去别人家做家事，帮佣了几年后，也去慰安所工作了。关于当时的情况，她是这么说的。

那时，我大概 20 还是 21 岁吧。有一天，我哄睡完婴儿后，和邻居的帮佣朋友聊天时，一个朝鲜男人和一个日本男人走了过来。两个男人穿着西式服装，看起来很年轻。他们问我：“在光州这里工作领的钱有多少？”我回答：“没有薪水，但供我吃住，也会买衣服给我。”“哪有这种事，朝鲜人实在很贼！”接着他们就说，如果我跟着他们的话，可以到日本的大阪去赚很多钱。这让我很心动，也没问是什么工作就跟着他们走了。（《强制》1，76 页）

实际上，从目前出版的慰安妇证言集来看，“被日本军人强行押送带走”（“强制连行”）的证词，毋宁是少数。大部分见证者的说法，与这位帮佣女性类似，多是为钱心动而被业者诱骗离家的。

当然，军方也难逃干系。在千田书中曾提到具体事例，指出招募慰安妇的工作是军人直接委托给业者的；日后的研究中也发现许多相关资料，说明军方确曾要求业者招募慰安妇（例如吉见义明等人的论文）。日本军方确实有慰安妇的需求，也介入了慰安妇的招募与运送过程，这点可谓毫无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