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 8 月 14 日是国际慰安妇日,除了在这日子记忆慰安妇外,领你从过往的历史看起,持续关注慰安妇议题,期盼政府落实主转型正义,让这些被国家诱骗的妇女能说出真正的史实,替自己发声。

到底被谁“强行掳走”

所谓的“慰安妇”,到底是指哪些人呢?对韩国社会而言,一提到慰安妇,马上联想到的是“被日本军队强行掳走(“强制连行”)的清纯朝鲜人少女”。不过,对慰安妇问题否定论者而言,慰安妇指的则是“自愿随军而行的卖春妇”。慰安妇问题讨论的核心,正是关于这些受害女性的“道歉与补偿”。然而,20 几年来,日韩两国的人民,对于这两种不同的社会记忆,始终对立争执不断。

让慰安妇的存在能够广为人知,是从日本人开始的。1973 年,记者千田夏光出版了《从军慰安妇 无声之女 八万人的告发》一书,这是第一本有关慰安妇的专书。在此之前,许多小说或手记类的作品里,也可以看到慰安妇角色的出现,但说到以慰安妇女性为主题的书写,这本书可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作者千田夏光在该书的出版后记,说明了他的执笔动机。(推荐阅读:南韩首度公布慰安妇 18 秒录像:历史上消失的她们

我开始对慰安妇有兴趣,是在昭和 39 年每日新闻社发行摄影集《日本の戦歴》的时候。这本摄影集是《毎日グラフ》的别册,收集了 15 年战争期间,每日新闻特派员所拍摄的主要照片。原始照片有两万数千张,从挑选到编辑,都是由我负责的。

在成书的作业过程中,有数十张女性的照片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有些看起来像是朝鲜人的女性,跟着部队一起行军。那种头上顶着行李箱的模样,我也常从朝鲜女性身上看到。还有一些照片,背景看起来应该是占领(中国)没多久的时候,里面有穿着和服坐在车里的女性,有梳着日本式发型的女性,她们的身影被中国人以轻蔑的眼光注视着。翻看照片的底片说明,其实并未有任何“慰安妇”的字眼。然而,就在追查这些女性的身分时,我第一次知道了所谓的“慰安妇”存在。(千田,1973,215 页。旁线强调处为引用者所加,以下皆同。)


《芦苇草之歌》剧照

“背景看起来应该是占领(中国)没多久的时候,里面有穿着和服坐进车里的女性,有梳着日本式发型的女性,她们的身影被中国人以轻蔑的眼光注视着”这段文字,或许是最贴近 15 年战争时期“朝鲜人慰安妇”形象的描述吧。为何朝鲜出身的慰安妇,会梳着日式发型、穿着和服,出现在日军的中国占领地区呢?又为何她们会被中国人所蔑视、看不起呢?这段颇具象征性的描述,值得我们深入去思考。

那些照片所呈现出来的意象,迄今从未在慰安妇相关研究与讨论中被关注过。然而,若不深入思考“朝鲜人慰安妇”的含意,有关慰安妇是性奴隶或卖春妇的记忆斗争,或许将会永远持续下去。“朝鲜人慰安妇”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慰安妇问题”的发生已经过了 20 几年了,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好好被谈论,一直被忽略、无视或沉默以对。这种规避本质的暧昧态度,其实不只出现在慰安妇问题上,也出现在其他历史问题的争议上,反映了日韩之间根本的矛盾。(推荐阅读:用温柔延续慰安妇生命记忆:专访妇援会执行长 康淑华

在那本书的开头部分,千田夏光是这么写的。

翻查《广辞苑》,可以找到“慰安妇”的词条定义:“跟随战地部队移动并慰安将兵的女性”。这里的“慰安”用过去式“した”来表现,正突显了这些女性的悲哀。距离日本战败已经过了 28 年了,没有任何人说出她们的故事。

不过,如果真有慰安妇可以自己发声,我想,她们一定会这么说:“我们的悲哀,绝不会永远被时代遗忘的。”(同前书,6页)

如后所述,千田对于慰安妇的理解,并非完全没有问题。但千田确实看到了慰安妇的悲剧,并且认真地想唤起社会对她们的关心。

千田认为,慰安妇与士兵一样,具有“爱国”的面向,都是为了协助完成战争任务而存在。本书的关心和主张也源于此,亦即,同样是为国牺牲,军人有办法可以拿到补偿,为何慰安妇却无法可适用?千田的这个“爱国”观点,比其后任何研究都更能正确地突显出“慰安妇”的本质。

只要实际阅读过朝鲜人慰安妇的证言集,哪怕只有一本也好,就会明白,目前所认知的“纯洁少女”或“卖春妇”这些形象,都无法化约解释慰安妇的面貌。但慰安妇问题的声援者与否定论者,却各自坚持着其中一种形象的解释。这是因为证言的内容都很老套、公式,他们无法听到别的声音?或者,即使听到了也选择无视呢?

我并不认为,声援者与否定论者都刻意如此无视历史事实。我倾向相信,之所以会演变成如此各执一词的状况,是因为 90 年代“慰安妇问题”浮上台面之后,许多相关的研究及发言,不再只是单纯针对“日本军队”的作为进行历史解释,而是根据自己在现实政治的立场来表态。每个人都会受到时代的局限。千田夏光出版那本书,虽然是基于对朝鲜人慰安妇的赎罪意识,一定程度上,仍然刻划出了慰安妇整体的历史面貌,而这也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氛围让他可以如此。

千田的书于 1970 年代出版,距今已有 40 年了,他特别到韩国找朝鲜人慰安妇,将访谈纪录收入书中。换句话说,该书登场的原慰安妇女性,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原慰安妇阿嬷年轻 40 岁。与现在相较更为年轻的她们,在书中生动地描述了自己的经验。此外,使用过慰安所的军人、招募慰安妇的业者,这些人也都在书中出现。除了既有的慰安妇证言集之外,这样的作品在今天已经很难看到了。该书写作出版的当时,慰安妇问题并未像今天这样,被视为政治或国家层级的问题;当事人的发言,或许因此比较不受到时代的束缚。这也是本书特别重视千田夏光那本作品的原因。(推荐阅读:还给慰安妇阿嬷一个家,永远不算晚

“日军慰安妇”既然是以“慰安”日本军人为任务,当然成员中有很多的日本人。但慰安妇问题发生以来,这些日本女性反而没有人发声了,她们并未因为这个问题浮上台面而受到重视。即使有旧日军的士兵出面作证,但雇主或业者那些人,几乎从未见他们发言过。这样的情况,造成“慰安妇问题”的讨论被化约在“日军─朝鲜人慰安妇”的认识框架中,其他的要素都被抽离了。(后来才有荷兰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女性受到关注。)

至于业者或雇主,以及慰安所的管理员,这些人物常会出现在朝鲜人慰安妇的证言里,因为,通常也是这些人将她们带到慰安所的。(《证言集1强制的に连れていかれた朝鲜人慰安妇たち》,5 页。以下简称“《强制》1”)然而,正如前述,这 20 几年来,朝鲜人慰安妇“和服装扮”的含意始终隐而未显;业者的存在意义,也几乎未受到声援慰安妇的研究者及社运工作者注意。直到最近,才开始有研究者指出业者的角色:“1920-30 年代时,社会流动快速,那些女性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大多想摆脱现状。业者利用这心理,巧言拐骗,怂恿她们离开家族保护范围,趁机带到慰安所。”(小野沢あかね,2012)


《芦苇草之歌》剧照

事实上,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有不少朝鲜女性是因为渴望求学或只是想“吃到白米饭”,就被朝鲜人或日本人业者拐骗到慰安所。(朴裕河,2005)而且,让慰安妇女性身心饱受摧残、留下永难抹灭伤痕的,不是只有日本军人,也有很多是中间业者与雇主。那些主人“用铁棒打我们”(《强制》1,63 页)、“藉口说我们拒绝接待军人,对我们拳打脚踢、甩巴掌”(同前书,78 页)、“偶尔都没有军人来,主人就会迁怒,说我们没有好好待客才会如此,然后毫不留情地痛殴。”(同前书,79 页)

将朝鲜贫困女性带到战场上的,主要是朝鲜或日本业者。前面提到的千田夏光那本书里,就收录了业者的访谈内容。这个业者是千田“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找到的,他是“昭和十三年,中支派遣军首度招集直属慰安妇时的掮客(“女炫”)”。(千田,1973,24 页)千田指出,当时“第一位慰安妇,虽然是军队说要召集的,但直接的招募作业并不让军人去碰”,因为不能让招募慰安妇的工作“弄脏军人的手”。(同前书,25 页)“日本陆军把这些既非军人军属、也非军队御用商人的人物(业者),送去搭乘运输船,跟着军队前往战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业者”的角色也有点类似卖杂货、跑腿的万事通(“便利屋”),能提供任何军队所需的生活物品。(推荐阅读:伤痛不该被抹灭,史实不该被扭曲:六个论述替慰安妇阿嬷发声

实际上,在当时的朝鲜社会,诱骗、贱卖年幼少女的事例时有所闻。例如,朝鲜半岛上发行的《每日新报》,就曾有以下的新闻报导(1937 年 1 月 11 日)。

金济郡月村面延正里的崔在显(音译)(37 岁)与其妻李孙娘(音译)(24 岁),数日前合谋,共同诱骗同面同里的金仁燮(音译)之次女杨根(音译),以 50 圆卖给郡山部改复町二丁目的中国料理业者张宇景(音译)当“酌妇”(陪酒女招待)。签约时遭到警察逮捕,目前正接受侦讯。(《戦时体制期朝鲜の社会相と女性动员—“毎日新报”を中心に》,2007 年,55 页。以下,简称《女性动员》)

诱拐年仅 12 岁的少女、将其贱卖去当酌妇的往往是同村的人。与此类似的报导常可在报纸看到,列举标题如下:“150 名可怜少女惨遭牺牲,绑架恶魔河允明(音译)夫妇罪行加重)”(1939 年 3 月 7 日)、“哄骗说能找到工作,到了才发现是妓院,马上被嘱咐‘先带去洗澡,然后化妆’”(同 14 日)、“以娶媳妇为由强迫其卖淫的坏蛋,诱骗贱卖乡下女孩被发现,东门署接受检举侦讯中”(同 17 日)、“一网打尽诱拐农村女孩的四魔人,水源署侦讯中”( 同年 4 月 30 日,以上皆出自《每日新报》)

我们从 1990 年代现身的某位原慰安妇的经历,可以得知当时朝鲜社会中“业者”的角色与慰安所之间的关系。这位慰安妇的朋友怂恿她说:“有人可以帮忙找工作,我们一起去日本吧!”她认为“反正不管在朝鲜还是在日本,都一样会很辛苦,不过听说日本比朝鲜更好生活,就跟着离开家乡了。”到了日本,接待她的是对“朝鲜人夫妇”,提供她住所、饮食以及衣物(以上,《强制》1,62 页)。后来,她又从日本出发,经过台湾,到中国广东的慰安所工作。另一位原慰安妇则是因为自己比别人晚进小学,觉得不好意思,不想再上学而离家出走。(《强制》1,75 页)她到光州去别人家做家事,帮佣了几年后,也去慰安所工作了。关于当时的情况,她是这么说的。

那时,我大概 20 还是 21 岁吧。有一天,我哄睡完婴儿后,和邻居的帮佣朋友聊天时,一个朝鲜男人和一个日本男人走了过来。两个男人穿着西式服装,看起来很年轻。他们问我:“在光州这里工作领的钱有多少?”我回答:“没有薪水,但供我吃住,也会买衣服给我。”“哪有这种事,朝鲜人实在很贼!”接着他们就说,如果我跟着他们的话,可以到日本的大阪去赚很多钱。这让我很心动,也没问是什么工作就跟着他们走了。(《强制》1,76 页)

实际上,从目前出版的慰安妇证言集来看,“被日本军人强行押送带走”(“强制连行”)的证词,毋宁是少数。大部分见证者的说法,与这位帮佣女性类似,多是为钱心动而被业者诱骗离家的。

当然,军方也难逃干系。在千田书中曾提到具体事例,指出招募慰安妇的工作是军人直接委托给业者的;日后的研究中也发现许多相关资料,说明军方确曾要求业者招募慰安妇(例如吉见义明等人的论文)。日本军方确实有慰安妇的需求,也介入了慰安妇的招募与运送过程,这点可谓毫无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