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跨海外,专访当代剧场编导 / 编舞家杨朕,当个不造作的艺术家,他用艺术与舞蹈向社会价值叩问,向生而为人的意义提出反思,关于认识自我,他说:“你是一个女性,你是一个人。我们具有人性共同的情感与特质。”

杨朕是来自湖南的编舞者,他编舞起家,中央民族大学毕业,这个行当男孩子不多,他不以为意。来到北京大学四年,他选择待下来持续创作,不是因为北京有资源,而是因为北京不够好:“我愿意待在北京创作,是因为北京太复杂,你感受到很多不得不与现实。”

专访杨朕前,我对艺术家有种强烈的偏见,艺术家是山里来,海里去,不是像仙不似人间,就像鬼爱作孽。杨朕却像我邻家的朋友,穿着一条很短的四角裤,我们隔海视讯,彷佛能触摸他小坪房里的燠热,他房里挂着小时候的照片,说:“你看,我小时候,挺可爱吧。”很孩子气,他本来正正经经,可能也觉得我问题都往艺术价值钻很严肃,聊深了他冷哼说:“我特别讨厌艺术家觉得自己很艺术,装什么,就是个人,我觉得要活得像人。”

活得像人,他以革命游戏为题推出系列作品,每个作品都是对社会当下时空、自己生命历史的反刍。

革命游戏:文化是不需要工整的

革命游戏,以戏谑为骨干,架空庞大中国封建体系里的病兆。杨朕是 90 后的孩子,他又特别贪玩,严肃的事,轻松的谈。第一部《大胆往前走》在 2014 年,遇上中国二胎政策开放:“这个政策落实让我觉得女性与生育权的问题就是人权,戏的内容具体谈到女性命运在中国当代的问题现状。”第二部《希望的田野》致敬杨朕的偶像贾樟柯,以女性角色叙写青年的理想主义、对命运叩问、对存在质疑。

来到这部将在台北艺术节敲响第一钟、也即将到慕尼黑国际当代舞蹈节演出的《少数民族》,以邓丽君的《夜来香》衬底,指向女性身体情欲,五个民族的女性舞蹈于自己的身份与女性价值之间。北京搜集了来自中国五湖四海的人,在杨朕眼里,教育方针极像一种同化过程:“在北京有很多被汉化的少数民族,他们在北京生活,被北京改变了舞蹈的方式,譬如风格,语言,节奏。”一所大学要有系统化的教育体系,杨朕觉得当舞蹈与学院挂勾,便进入被训化的里程。“大学的老师虽然也去民间做功课,但是他们把东西(民族舞蹈)带回北京,教材愈趋个人化,给了很多美化的东西,失去本来纯粹独特的风格⋯⋯”

被“整齐化美化”的舞蹈少了野性、粗鄙,像是一张自然的落叶失去棱角、失去毛边。杨朕这部戏也谈文化冲突:“这个时代,这个作品我想要给出来的一点态度是——你要清醒地认识自己,才能认识别人,他者。我们如何活得更好,与更舒服。”外来者与本土人各有各的功课,他认为总地来说一句话:“我们是如此地不同,我们也一样。”(推荐阅读:超越对身体的想像力!中国女权艺术家:疼痛是自由的救赎

在一个能迅速贴标签洗标签的年代里,杨朕以为除了社会学提出的身份认同、国家与政治作用在人身上的认同,我们该对自己有更高的认识——“你是一个女性,你是一个人。我们具有人性共同的情感与特质。”

女人与父亲:作用在母亲身上的痛感

杨朕的视角注目女性,他认为与自己童年有关,小时候父母很早离异、杨朕与母亲生活得多,他顽皮眼神看向底层女性的苦难:“我妈是一个很独立的女人,男孩子对母亲的依赖更多,我对她生活的关注在于命运与婚姻,因此我在观察事件时,经常会看向女人,我关注女性的痛感。”

谈到家庭生活,杨朕站起来蹑手蹑脚,往门外望去,明明在自己房里却像贼,轻关上门。可是外面公共空间开冷气了,他又想吹,再去打开。再谈到父亲,杨朕又关门了。我说你怎么一直关门呢?他笑得像小孩:“关门说真话。”

“小时候我紧张,他们有些家庭暴力,但这在中国很正常,我小时候就独立,只渴求母亲一直跟我在一起,可是她经常不在。”杨朕的母亲也是表演者,最早学舞蹈、后来学戏曲,尽管如此,母亲曾不乐见杨朕走这条相似的路。杨朕是思考了很久,彷佛永远找不到恰当的字谈下去:“我爸呢也不是特别管我。怎么说⋯⋯”

“我爸不喜欢我,虐待我,小时候就是气嘛,还能干嘛。”杨朕说“我爸不喜欢我”时一手遮住口型移动身体靠近我们视讯的镜头,彷佛旁边有父权的鬼,还在这里游荡。他说不上来,自己为什么是不被疼宠的孩子。“我觉得他就是不喜欢我,他很讨厌我。不过大学之后,他就变了。要走这条路(剧场工作)你得产生一种恨的情绪,他最看不起我学舞蹈、说我没出息,没有意义。我很恨,就考上了。”(推荐阅读:给家暴阴影的戏剧课:我希望,你和我一起活着

杨朕的动作与语气,彷佛叫我不要担心,事情过去了,他尽量云淡风轻。他是喜欢玩笑的人,自小就不爱读书、捣蛋,戏如杨朕,包裹伤口,内敛不幸,问题儿童制造着艺术,他微博有一条写着:“当代中国只要还有问题,就有艺术。”

你要做的不是斗争,而是保持清醒

杨朕是很秀气的男孩,无论在作品或生活都是,因为对母亲的疼爱,使他眼光细腻,我问女人对你产生什么影响呢?他打趣说:“我就是女人啊。”杨朕转圜:“没有啦,玩笑。”

“亚洲大家对于男性女性化,或女性男性化是不接受的,这是一个长期的文化,每个国家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对我来说,不管你的性格是什么,你自己可以非常自由,表现自己的真实,问题在于,怎么去跟他者相处?”(推荐阅读:为什么我们爱《丹麦女孩》,却不爱身边的跨性别?

他举例了中国今年最火的一部电影《战狼》:“这部电影是很男子气态的,包含导演都说男人就要有男人的样子,我觉得这是非常廉价的煽情。或者你看金星,媒体关注的都是她的八卦,不是她做平权运动的事迹。”

这样的人怎么跟他者沟通?杨朕用戏去说:“你得想方设法保持一种清醒,不需要斗争,认清它,与它保持一种游戏与平等关系,让自己不被环境操控。”他反思这些问题,他在咀嚼出当代中国社会的现状,于是《少数民族》也谈性别与地方的关系:

“还有一个是意识形态,问题不单是女性的,在这里生活的人,尤其像我们九零后的,不单是性别的,对自己生活的地方与环境,有没有清醒的认识?我觉得是对自己跟社会关系的认同。不想这个问题,会导致他们越来越往简单化的方向——赚钱,单一成功的价值,最让他有安全感的方向。”

艺术与自由,去你妈的

有人看杨朕的戏叛逆,说他是中国异数,杨朕好像觉得挺讶异:“我觉得我不是,他说的‘异数’可能是我作品的风格,我觉得我非常的接地气。”

他似乎很坦荡,不必成为那最与众不同的:“别人怎么评价我我不在乎,我特别讨厌艺术家觉得自己很艺术,装什么,就是个人,我觉得要活得像人。”

杨朕顿一下想想:“真要说我是异数,可能是谈恋爱吧,我谈恋爱很矫情,但性格上都是很开朗活泼的。”说完恋爱,不忘来了一个,矫情而灿烂的笑。

艺术家是什么?真是大哉问,他回:“没有艺术家,这是一个被神话的身份。当我们讨论的不是他的艺术,而是他的人,他在这圈子混得好不好,这是中国普遍现状。你看很多艺术家,作品空间特别大,我特讨厌,你爱怎么想怎么想,所谓的自由作品,去你妈的。”

感觉艺术中还有商业行为、还得讨巧,杨朕愤懑:“我不是艺术,我就是个跟其他人一模一样的人。现在的艺术家是需要被质疑的,人也不能简单化,环境不简单,你越简单,就是被环境给得逞。”

杨朕觉得艺术不要装逼,就像他认为自己想要解决问题、不是丢问题的。自己从湖南来北京,就是来服膺北京的游戏规则:“我不是纯粹的艺术家,我创作目的性很强,我就是想引起讨论,不是即兴玩一下。我要求自己的作品要有社会责任感,我推崇艺术是形而下的,不是超越人类超越生命超越哲学,我希望我做的东西,能推动社会与人权的发展。”(推荐阅读:召唤纯真的女巫:行为艺术家赤裸一身通往世界的道路

“生活可以简单,但你不可以简单。”他留下这一句话,真玄。

我走主流价值的路,一定会自杀

虽然杨朕的戏擅长谈恶,但是他处理的手段都与当代人如何发展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有关。杨朕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世代。”

“我们这一代小孩是最没有安全感的,很多人毕业了就想考研究生,许多独生子女的家长只希望安排你进稳定单位。创作与创业的人越来越少,做出来东西的质量也越来越不好。”像他这样的人站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不是主流,但也不是没人在走。(推荐阅读:致大人心中的少年!他们在毕业前一天爆炸:我的正义是怀有善良

“我这种路不是主流的路,首先没有稳定工作,像这样走当代剧场的舞者、编舞不少,但也不够多。我不是很勇敢,是我没办法走那条稳定的路,太难受了,我肯定不行,我会自杀。”

家庭条件与环境都没有支持杨朕走下去,可是他坚持过来,因为别人的成功,是他的死路一条。

不要走一条不痛不痒的路

很多时候,他的锐利与说话很切实际的样子,都让我要忘了他是学舞蹈出身的。以前的他热爱舞蹈,现在的他扬弃一些没有意念的纯舞蹈表演。“我是在做当代艺术剧场,这有功能性,必须去看待很多社会问题。对我来说这该是一个严肃、有黑色能量的空间。”什么是黑色能量?他接续谈:“恶能量,恶的东西是真实的东西,才能让人去思考正面,我现在的作品,都要去找人性的东西,我信人性本恶,只有这样才能看到真的东西,不是煽情的,以反映正。”

不痛不痒的东西很多,我不能刻意去找一条不痛不痒的路走。

当代剧场编导 / 编舞家 杨朕

“舞蹈一开始教我自我,现在我更接受,更欣赏的是共性的能量,自我并不重要,自我的能量跟别人产生的关系才重要。我跟舞蹈是暧昧的,现在看待它觉得无所谓,它始终跟我在一起。”因为对痛敏锐,他反思:“我虽然是舞蹈出身,但我并没有像大多数人被舞蹈绑架。对我来说,舞蹈什么也不是,我不在乎它,我更在乎有意思的东西,电影也好,戏剧也好,当代艺术也好,行为艺术也好。”

杨朕的当代剧场之路受 Jan Fabre [注1]、Lars von Trier [注2]、贾樟柯启发,大胆疯狂的美学形式,与现实接轨的表演内容。他笑话自己曾经给在印度流浪的贾樟柯打电话:“我给他打电话要钱了,他当时在印度旅游,请他赞助我的戏,当然他没答应,哈哈。”

杨朕一直不觉得自己是个特别的人,但是他肯定普通不了。谈起《少数民族》其中一个片段,我觉得很有意思,在戏中有五个族别,其中澳门是无族别的,澳门没有民族概念,杨朕不仅企图讨论后殖民国家的身份认同、人的自觉,编导他让澳门女舞者在《夜来香》的伴奏里脱去衣服,杨朕说:

“70 80 年,女性不可能在歌词里说我爱什么、我爱什么,这本是一首女性情欲舒张的歌,澳门舞者裸体的表达,我想关注的不是她脱掉的部分,而是她遮蔽住的、肌肤上还有贴住私密处的,我想讨论的不是裸,而是环境遮蔽的。”

杨朕接着讲一个笑话,中国坊间流传有个男的去以“多元民族”为主的桑拿店,小姐们一排衣服脱光了站着给人选,男人生气说:“他们把衣服脱了,我哪知道哪个是哪个民族。”

衣服脱了,身份脱了,人都一样。我认为杨朕一直凛然庄重地表态这句话,带着他戏谑调皮笑开的五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