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跨海外，专访当代剧场编导 / 编舞家杨朕，当个不造作的艺术家，他用艺术与舞蹈向社会价值叩问，向生而为人的意义提出反思，关于认识自我，他说：“你是一个女性，你是一个人。我们具有人性共同的情感与特质。”
杨朕是来自湖南的编舞者，他编舞起家，中央民族大学毕业，这个行当男孩子不多，他不以为意。来到北京大学四年，他选择待下来持续创作，不是因为北京有资源，而是因为北京不够好：“我愿意待在北京创作，是因为北京太复杂，你感受到很多不得不与现实。”
专访杨朕前，我对艺术家有种强烈的偏见，艺术家是山里来，海里去，不是像仙不似人间，就像鬼爱作孽。杨朕却像我邻家的朋友，穿着一条很短的四角裤，我们隔海视讯，彷佛能触摸他小坪房里的燠热，他房里挂着小时候的照片，说：“你看，我小时候，挺可爱吧。”很孩子气，他本来正正经经，可能也觉得我问题都往艺术价值钻很严肃，聊深了他冷哼说：“我特别讨厌艺术家觉得自己很艺术，装什么，就是个人，我觉得要活得像人。”
活得像人，他以革命游戏为题推出系列作品，每个作品都是对社会当下时空、自己生命历史的反刍。
革命游戏：文化是不需要工整的
革命游戏，以戏谑为骨干，架空庞大中国封建体系里的病兆。杨朕是 90 后的孩子，他又特别贪玩，严肃的事，轻松的谈。第一部《大胆往前走》在 2014 年，遇上中国二胎政策开放：“这个政策落实让我觉得女性与生育权的问题就是人权，戏的内容具体谈到女性命运在中国当代的问题现状。”第二部《希望的田野》致敬杨朕的偶像贾樟柯，以女性角色叙写青年的理想主义、对命运叩问、对存在质疑。
来到这部将在台北艺术节敲响第一钟、也即将到慕尼黑国际当代舞蹈节演出的《少数民族》，以邓丽君的《夜来香》衬底，指向女性身体情欲，五个民族的女性舞蹈于自己的身份与女性价值之间。北京搜集了来自中国五湖四海的人，在杨朕眼里，教育方针极像一种同化过程：“在北京有很多被汉化的少数民族，他们在北京生活，被北京改变了舞蹈的方式，譬如风格，语言，节奏。”一所大学要有系统化的教育体系，杨朕觉得当舞蹈与学院挂勾，便进入被训化的里程。“大学的老师虽然也去民间做功课，但是他们把东西（民族舞蹈）带回北京，教材愈趋个人化，给了很多美化的东西，失去本来纯粹独特的风格⋯⋯”
被“整齐化美化”的舞蹈少了野性、粗鄙，像是一张自然的落叶失去棱角、失去毛边。杨朕这部戏也谈文化冲突：“这个时代，这个作品我想要给出来的一点态度是——你要清醒地认识自己，才能认识别人，他者。我们如何活得更好，与更舒服。”外来者与本土人各有各的功课，他认为总地来说一句话：“我们是如此地不同，我们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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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能迅速贴标签洗标签的年代里，杨朕以为除了社会学提出的身份认同、国家与政治作用在人身上的认同，我们该对自己有更高的认识——“你是一个女性，你是一个人。我们具有人性共同的情感与特质。”
女人与父亲：作用在母亲身上的痛感
杨朕的视角注目女性，他认为与自己童年有关，小时候父母很早离异、杨朕与母亲生活得多，他顽皮眼神看向底层女性的苦难：“我妈是一个很独立的女人，男孩子对母亲的依赖更多，我对她生活的关注在于命运与婚姻，因此我在观察事件时，经常会看向女人，我关注女性的痛感。”
谈到家庭生活，杨朕站起来蹑手蹑脚，往门外望去，明明在自己房里却像贼，轻关上门。可是外面公共空间开冷气了，他又想吹，再去打开。再谈到父亲，杨朕又关门了。我说你怎么一直关门呢？他笑得像小孩：“关门说真话。”
“小时候我紧张，他们有些家庭暴力，但这在中国很正常，我小时候就独立，只渴求母亲一直跟我在一起，可是她经常不在。”杨朕的母亲也是表演者，最早学舞蹈、后来学戏曲，尽管如此，母亲曾不乐见杨朕走这条相似的路。杨朕是思考了很久，彷佛永远找不到恰当的字谈下去：“我爸呢也不是特别管我。怎么说⋯⋯”
“我爸不喜欢我，虐待我，小时候就是气嘛，还能干嘛。”杨朕说“我爸不喜欢我”时一手遮住口型移动身体靠近我们视讯的镜头，彷佛旁边有父权的鬼，还在这里游荡。他说不上来，自己为什么是不被疼宠的孩子。“我觉得他就是不喜欢我，他很讨厌我。不过大学之后，他就变了。要走这条路（剧场工作）你得产生一种恨的情绪，他最看不起我学舞蹈、说我没出息，没有意义。我很恨，就考上了。”
杨朕的动作与语气，彷佛叫我不要担心，事情过去了，他尽量云淡风轻。他是喜欢玩笑的人，自小就不爱读书、捣蛋，戏如杨朕，包裹伤口，内敛不幸，问题儿童制造着艺术，他微博有一条写着：“当代中国只要还有问题，就有艺术。”
你要做的不是斗争，而是保持清醒
杨朕是很秀气的男孩，无论在作品或生活都是，因为对母亲的疼爱，使他眼光细腻，我问女人对你产生什么影响呢？他打趣说：“我就是女人啊。”杨朕转圜：“没有啦，玩笑。”
“亚洲大家对于男性女性化，或女性男性化是不接受的，这是一个长期的文化，每个国家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对我来说，不管你的性格是什么，你自己可以非常自由，表现自己的真实，问题在于，怎么去跟他者相处？”
他举例了中国今年最火的一部电影《战狼》：“这部电影是很男子气态的，包含导演都说男人就要有男人的样子，我觉得这是非常廉价的煽情。或者你看金星，媒体关注的都是她的八卦，不是她做平权运动的事迹。”
这样的人怎么跟他者沟通？杨朕用戏去说：“你得想方设法保持一种清醒，不需要斗争，认清它，与它保持一种游戏与平等关系，让自己不被环境操控。”他反思这些问题，他在咀嚼出当代中国社会的现状，于是《少数民族》也谈性别与地方的关系：
“还有一个是意识形态，问题不单是女性的，在这里生活的人，尤其像我们九零后的，不单是性别的，对自己生活的地方与环境，有没有清醒的认识？我觉得是对自己跟社会关系的认同。不想这个问题，会导致他们越来越往简单化的方向——赚钱，单一成功的价值，最让他有安全感的方向。”
艺术与自由，去你妈的
有人看杨朕的戏叛逆，说他是中国异数，杨朕好像觉得挺讶异：“我觉得我不是，他说的‘异数’可能是我作品的风格，我觉得我非常的接地气。”
他似乎很坦荡，不必成为那最与众不同的：“别人怎么评价我我不在乎，我特别讨厌艺术家觉得自己很艺术，装什么，就是个人，我觉得要活得像人。”
杨朕顿一下想想：“真要说我是异数，可能是谈恋爱吧，我谈恋爱很矫情，但性格上都是很开朗活泼的。”说完恋爱，不忘来了一个，矫情而灿烂的笑。
艺术家是什么？真是大哉问，他回：“没有艺术家，这是一个被神话的身份。当我们讨论的不是他的艺术，而是他的人，他在这圈子混得好不好，这是中国普遍现状。你看很多艺术家，作品空间特别大，我特讨厌，你爱怎么想怎么想，所谓的自由作品，去你妈的。”
感觉艺术中还有商业行为、还得讨巧，杨朕愤懑：“我不是艺术，我就是个跟其他人一模一样的人。现在的艺术家是需要被质疑的，人也不能简单化，环境不简单，你越简单，就是被环境给得逞。”
杨朕觉得艺术不要装逼，就像他认为自己想要解决问题、不是丢问题的。自己从湖南来北京，就是来服膺北京的游戏规则：“我不是纯粹的艺术家，我创作目的性很强，我就是想引起讨论，不是即兴玩一下。我要求自己的作品要有社会责任感，我推崇艺术是形而下的，不是超越人类超越生命超越哲学，我希望我做的东西，能推动社会与人权的发展。”
“生活可以简单，但你不可以简单。”他留下这一句话，真玄。
我走主流价值的路，一定会自杀
虽然杨朕的戏擅长谈恶，但是他处理的手段都与当代人如何发展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有关。杨朕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世代。”
“我们这一代小孩是最没有安全感的，很多人毕业了就想考研究生，许多独生子女的家长只希望安排你进稳定单位。创作与创业的人越来越少，做出来东西的质量也越来越不好。”像他这样的人站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不是主流，但也不是没人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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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种路不是主流的路，首先没有稳定工作，像这样走当代剧场的舞者、编舞不少，但也不够多。我不是很勇敢，是我没办法走那条稳定的路，太难受了，我肯定不行，我会自杀。”
家庭条件与环境都没有支持杨朕走下去，可是他坚持过来，因为别人的成功，是他的死路一条。
不要走一条不痛不痒的路
很多时候，他的锐利与说话很切实际的样子，都让我要忘了他是学舞蹈出身的。以前的他热爱舞蹈，现在的他扬弃一些没有意念的纯舞蹈表演。“我是在做当代艺术剧场，这有功能性，必须去看待很多社会问题。对我来说这该是一个严肃、有黑色能量的空间。”什么是黑色能量？他接续谈：“恶能量，恶的东西是真实的东西，才能让人去思考正面，我现在的作品，都要去找人性的东西，我信人性本恶，只有这样才能看到真的东西，不是煽情的，以反映正。”
不痛不痒的东西很多，我不能刻意去找一条不痛不痒的路走。
“舞蹈一开始教我自我，现在我更接受，更欣赏的是共性的能量，自我并不重要，自我的能量跟别人产生的关系才重要。我跟舞蹈是暧昧的，现在看待它觉得无所谓，它始终跟我在一起。”因为对痛敏锐，他反思：“我虽然是舞蹈出身，但我并没有像大多数人被舞蹈绑架。对我来说，舞蹈什么也不是，我不在乎它，我更在乎有意思的东西，电影也好，戏剧也好，当代艺术也好，行为艺术也好。”
杨朕的当代剧场之路受 Jan Fabre [注1]、Lars von Trier [注2]、贾樟柯启发，大胆疯狂的美学形式，与现实接轨的表演内容。他笑话自己曾经给在印度流浪的贾樟柯打电话：“我给他打电话要钱了，他当时在印度旅游，请他赞助我的戏，当然他没答应，哈哈。”
杨朕一直不觉得自己是个特别的人，但是他肯定普通不了。谈起《少数民族》其中一个片段，我觉得很有意思，在戏中有五个族别，其中澳门是无族别的，澳门没有民族概念，杨朕不仅企图讨论后殖民国家的身份认同、人的自觉，编导他让澳门女舞者在《夜来香》的伴奏里脱去衣服，杨朕说：
“70 80 年，女性不可能在歌词里说我爱什么、我爱什么，这本是一首女性情欲舒张的歌，澳门舞者裸体的表达，我想关注的不是她脱掉的部分，而是她遮蔽住的、肌肤上还有贴住私密处的，我想讨论的不是裸，而是环境遮蔽的。”
杨朕接着讲一个笑话，中国坊间流传有个男的去以“多元民族”为主的桑拿店，小姐们一排衣服脱光了站着给人选，男人生气说：“他们把衣服脱了，我哪知道哪个是哪个民族。”
衣服脱了，身份脱了，人都一样。我认为杨朕一直凛然庄重地表态这句话，带着他戏谑调皮笑开的五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