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未来大人物】专访吴伊婷与你谈他跨性别的生命经历,当社会强调跨性别的政治正确,社会里的真实歧视是否真的获得改善?

文:李修慧

一开始与吴伊婷用电话联系,虽然早就知道对方是跨性别者,但听见电话中传来粗哑的男性嗓音,还是吓了一跳,觉得有点违和。

然而,就是像这样的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让吴伊婷在 2008 年时,连投 30 多份履历,都没有回覆。“别人看到你性别栏位是‘男’,但照片看起来是女的,根本就不会找你来面试。”也是因为这样,2008 年,她为自己在职场上的不平待遇发声,引起广大回响,发现许多人都有相同烦恼。于是,2009 年,她与她的跨性别伴侣吴芷仪,成立性别不明关怀协会,替跨性别者提供谘询,也进行政策倡议。

变性,是全世界 CP 值最低的手术

跨性别,指的是“出生时的生理性别”与“心理自我认同的性别”不一样,就像灵魂装错了身体。像吴伊婷和吴芷仪这样,出生性别为男生,却自认为女性,属于“男跨女”,或称“跨性别女生”;相反的,出生性别是女生,心理认同却是男生,则称为“女跨男”,或是“跨性别男生”。其中,有些跨性别者会透过变性手术,改变自己的生理特征。

提到变性手术,吴伊婷提醒我,应该称做“性别承认手术”比较友善。“因为性别不是可以变的。”

从心理层面来说,跨性别者不是“选择变成”另一个性别,而是打从心底,认为自己是另一个性别。以吴伊婷为例,从青春期开始,她便开始排斥自己身上逐渐出现的男性性征,包括喉结、胡子、粗犷的嗓音等,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她逐渐培养出女生的认同,开始穿着女装、学习女生的行为举止,以女性的身分生活。(推荐阅读:《国家地理杂志》封面故事:我是九岁的跨性别女孩

从社会层面来说,手术也无法让跨性别女生成为“完整”的女人。“虽然性别承认手术有很多‘套餐’,比如丰胸、削骨、改变声带。但最基本的性别承认手术,简单来说就是把你的生殖器官拿掉,在你身上挖个洞(作为人工阴道),就这样。”

“很多人会以为一走出手术室,你的人生就会‘Magic~’,从此成为一个女生。但其实不是,比如做完手术后不能生小孩、染色体也改不掉、身体结构也跟原生的女性不一样,只是比较‘接近’女生而已。”因此在传统观念下,就算经历了手术,跨性别女生跟“原生”的女生还是会被区分开来看。

“所以性别承认手术,其实是CP值最低的手术,不仅没有办法把你变成真正的女生,手术的结果(改变下体)一辈子可能还不到十个人看得到。”吴伊婷开玩笑的说,“就像买一幅名画挂在家里,除非把别人邀请到你家,不然你只能自爽。”

但既然性别承认手术只能改变下体,为什么许多跨性别者都还是对手术趋之若鹜?吴伊婷的答案是:“生理特征比较接近自己的性别认同,心理上比较舒服。”而同样在采访现场、也是跨性别女生的吴芷仪说,性别承认手术,是改变身分证上的性别栏的重要条件。

性别栏攻防战:法律的胜利挡不住大众的歧视

2007 年,台湾政府开始意识到,有民众想要改变身分证上的性别栏位。2008 年开,台湾订出变更法定性别的规范:

  1. 进行性别承认手术(生理男性必须把睾丸跟阴茎拿掉、生理女性必须把子宫跟卵巢拿掉)
  2. 取得两张精神科医师的评估鉴定书

这两个步骤看似简单,但其实要更改法定性别得历经许多考验。当天也在场的性别不明关怀协会成员叶若瑛说,能不能顺利更改身分证性别栏,端看精神科医师是否友善,有的人跑医院跑了一两年,医生就是不愿意开鉴定书。

但就算精神科医师再友善,必须动手术才能更改性别栏位的规定,还是让许多跨性别者觉得备受歧视。

吴伊婷说明,性别分为两种,“一种是‘生理性别’(Sex),也就是出生时医生把你从妈妈肚子里拉出来,看到什么就决定你是男还是女;一种是‘社会性别’(Gender),是透过后天学习而来的,后天性别的特征包含发型、衣服、打扮、行为举止等。”

“社会上有九成的人际互动建立在社会性别之上,但政府却要求,证件上的性别必须与出生性别挂勾。”吴伊婷说,“平常在路上,没有人会脱下你的裤子来确定你的性别啊,但为什么国家要用那么隐私的下体来断定一个人的性别?”

而变更性别的规定,也牵涉到身体自主权,“为什么我的身体长什么样子要由国家来决定它?”,这也影响到生育权,因为无论出生性别是男性还是女性,做了手术以后就不能生育了,对想要生儿育女的跨性别者其实很不公平。(推荐阅读:【时尚穿越】前所未见的新性感!跨性别超模登时尚杂志封面

因此,性别不明关怀协会呼吁台湾政府比照全世界最友善跨性别的国家──阿根廷,跨性别者只要填写资料,前往法院公证,就可以更改性别栏位,无须手术,也不必经过精神科医生鉴定。

在性别不明协会无数次的抗议后,2013年,卫福部率先给予友善的回覆,认为更改法定性别不用先进行手术,也不应该由精神科医生鉴定。2014年,立法院也终于通过“更改性别不需要经过手术”的规定,要求内政部必须在一个月内废除原有的行政命令。

当时,吴伊婷以为她们终于胜利了,但这个法令,送到实际执行的内政部,内政部的做法却是,提出更严苛的变更性别条件:要求变更性别的人不能已婚、不能有子女、还必须经过谘询委员会的鉴定,虽然免除了手术之苦,但种种条件却让变更性别更为艰难。

后来,内政部甚至表示,因为“社会尚未取得共识”,打算推出“变更性别民调”,依照民调结果再决定配套措施。这些缺乏性别平等概念的政策,在跨性别团体的严厉抗议下,最后都不了了之,立法院难得的友善决议最后也退回原点。

谈起三年前这起“歧视凌驾法律”的事件,吴伊婷仍然非常义愤填膺,她强调,“如果一个社会是多元的,根本就不会有共识。”所谓社会共识,往往只是包装歧视的藉口。


原以为经过立法院的同意,变更法定性别的手续可以简便些。但内政部的缺乏性别意识回覆,让性别不明关怀协会的努力付诸流水。

用“无畏”的心态反击歧视,用“同理心”倡导议题

政府所谓“还没建立共识”,其实反映了社会大众对跨性别者的刻板想像及歧视。

“有的人会觉得跨性别是变态,觉得我们会去骚扰别人、会去偷内衣。很多社会新闻也这样呈现。”吴伊婷解释,“性别议题里有很多行为,跟跨性别不一定有关,但许多人会把它跟跨性别连结在一起。”

性别不明关怀协会曾经碰过一个跨性别者,连上公厕都被为难,她在厕所外直接打电话来求援,表示自己进厕所后,被一群婆婆妈妈团团围住,数落她,甚至认为她是变态,想要找警察来。

吴伊婷当时在电话里就显现她的冲撞性格,透过电话对那些围攻跨性别的人说,“我有认识的律师,半个小时后会到场,也有认识的记者朋友,40分钟之后会到。”这些带着恶意围剿跨性别的长者就自动鸟兽散了。(推荐阅读:为什么我们爱《丹麦女孩》,却不爱身边的跨性别?

性别不明关怀协会也接过政府单位歧视跨性别员工的案例,一位跨性别女生,应征中央健保局的柜台人员,却遭到为难。由于当时中央健保局是透过派遣公司征人,培训过程中,派遣公司就直接问她:“啊你身分证第一个数字写1(代表男生),怎么穿的像女生一样来?”

幸而当事人找工作被歧视不是第一次了,她很精明的把这段派遣公司的质问录下来。性别不明协会协助她找律师、打官司,最后判定“就业歧视成立”,派遣公司被罚了3万。

面对恶意的歧视、指控,吴伊婷不惜用抗议、威胁、硬碰硬的方式,让对方知道“跨性别不是好欺负的”。

但倡议的时候,吴伊婷却很注重“用同理心引导对方”。“我跟你讲这个(议题),对你没好处你当然不会听,要讲到对人有好处,别人才愿意听。”

幸好,要让跨性别议题跟其他人产生连结,并不困难。吴伊婷说,“只要深入研究,你会发现跨性别跟性别有关系,而性别议题跟每个人都有关系。这时候,就可以从对方的角度切入。”

吴伊婷碰过最特殊的受众,是有一次她被地方电台请去演讲,台下的观众全都是年逾60岁的奶奶。她就用同理心,找出她们最让她们“心有戚戚”的性别不平等例子,比如传统压力下,女性一定要连生好几个孩子,直到生出男生才能停。演讲的最后,再从两性平等,逐渐带到性别平等,最后拉回跨性别的主题。

“大部分时候,我演讲的投影片有 2 / 3 都在讲性别平等。”而这样的倡议策略,确实奏效。吴伊婷说,如果面对男性,她就会提出“男性需要承担家计”“男性需要养老婆养小孩”“过年会被问赚多少”等令人窒息的社会压力,这时候,连比较不关心性别议题的男性,都会被她的“同理心说服法”给说动,在台下“是是是”的猛点头。(推荐阅读:台大跨性别宿舍否决案:我是女生,却被迫住在男生宿舍

除了用同理心切入,吴伊婷也很重视“现身”。太多的误解其实来自于陌生,当她以跨性别之姿面对群众,“对听众来说,我光站在那里,他们发现原来我不是什么‘妖魔鬼怪’,他们的心里的恐惧就会卸除一半。”

但性别议题如此庞杂,吴伊婷说,她并不奢求听众们经过一场演讲后,就对性别议题全然了解,“不过至少,他们能学会尊重。”

性别自主 v.s. 家庭和谐:跨性别者永恒的难题

除了在厕所被围攻这种特殊状况,性别不明协会的个案服务最主要还是谘询,包括医疗谘询,告诉他们哪里有友善的医生,情绪谘询,跟家人处不好怎么办等等。

跨性别者与家人的感情,目前似乎仍是无法两全的难题。以吴伊婷为例,她离开家里已经11年,她虽然很希望家人能接受她,但她也很明白,每个世代都有自己视野的限制,“不接受的家长才是正常,接受的家长是不正常。有时候适度的距离是好事。”

“协会所能做的,就是鼓励跨性别者好好保护自己,帮助他们拥有经济能力,在不用依靠家庭的状况下,养活自己。”吴伊婷说,在跨性别的家庭关系里,言语暴力是家常便饭,情绪勒索也很常见,甚至有人因为跨性别的身分,承受家人肢体暴力,甚至忧郁到有自杀倾向,因此不少跨性别者都会离开家人,独自生活。

情况比较好的,可能像吴伊婷一样,经过几年的冷战后,重新联络上家人。但也有至今无解的情况,同样与家人断了好几年联系的吴芷仪,看到访纲上关于家庭的问题,只是轻轻的摇头,眼神低低的呢喃:“不会联络,不可能连络。”

吴伊婷虽然因为母亲托她买东西,而重新与家人联络,但对于跨性别议题,她们母女还是巧妙的避而不谈。被问到与重新联系上家人,有什么感觉,吴伊婷稍微沉默了一下说,“没有什么感觉。”(推荐阅读:我想要成为“正常人”!马来西亚跨性别性工作者的愿望

但她又忍不住补充,“我必须说我妈把我教的还不错,因为我从小是问题儿童。我妈很早就开始自制教材,弄字卡什么的。但我很爱问为什么,问到我妈都答不出来,她只好买一堆书给我,所以我五岁就开始看《读者文摘》。”

虽然两人无法互相理解,但吴伊婷还是由衷的感谢母亲,强调她母亲的教育方针对她的人格、道德、学习能力等,有多大的帮助。这其中可能有无数难以言说的情感纠结。

自创 22K 版的“维基解密”,无良企业气到提告

对于吴伊婷来说,“跨性别”只是她的身分,“资安工程”才是她的专业。求职曾经处处碰壁的她,进入职场后,对劳工低薪、过劳的议题也特别关心。

身为工程师的她,于是决定校仿“维基解密”,制做一个名为“揭露 22K”的网站,邀请所有的劳工来信,投稿自己的薪资单照片,再透过网站发布出去,让压榨劳工的无良企业“见光死”。

仔细看“揭露 22K”网站,其实就只有几行简单的资料:公司名称、地址、职位、薪水及截图。“我们不做任何评论,图片自己会说话。”吴伊婷说,“唯一的要求就是薪资单的照片或人力银行网站的截图,必须在一张图片内呈现,避免造假。我们也会马赛克薪资的后三位数跟薪资单上的个人资料,保护当事人。”

原本只是想让压榨劳工的无良企业现形,吴伊婷没想到“揭露22K”被分享到PTT之后,居然创下开站四天27万浏览人次的佳绩。

造访人数一多,也有不少企业担心伤害公关形象,来信说要提告。当时,吴伊婷只回问,“请问是哪笔资料不实?”对方回覆后,吴伊婷秉持她敢冲敢讲的个性挑衅回应,“谢谢你帮我审核,让我知道这的确是你们公司的薪资单。”

两三年前,因为“揭露22K”负荷量太大,本身有正职工作又必须处理协会事务的吴伊婷断然停掉了网站。但她说,如果有机会,她还想继续善用她资讯工程的能力,讨论劳工议题。吴伊婷说,的确有些投稿者说,薪资被揭露后,公司真的同意调薪。“不管你做了多少牺牲,只要能改善到一个人的生活,那就值得了。”

跨性别倡议,是一辈子的使命

采访尾声,我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你有一个神灯,可以改变一件事情,那会是什么?

吴伊婷不假思索的回答:“消灭歧视。”

相较于欧美,台湾大众、政府目前对于跨性别仍然有许多不谅解,跨性别团体间也有不少差异,但吴伊婷对此并不抱怨,反而将性别平等当作自己一生的任务。

“真正的平等可能没办法在我有生之年达成,所以我对要倡议多久、未来怎么规划没有设限,只能尽可能的一直做下去,虽然不知道后面有没有人接棒,但起码没有遗憾。”

吴伊婷说,“人类的寿命顶多70、80年,做的事情能不能留下来、影响未来一两百年,才最重要。或许这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责任,承受一些磨练,帮不能发声的人发声,让未来的人,能因为我现在的努力,活的轻松一点。”

“其实我觉得,我不是什么大人物,只是在做我认为该做的事情。”吴伊婷说。

采访后记

最难撕掉的标签:你曾经是男生

虽然吴伊婷总是用开玩笑的轻松口气受访,但访问过程中,我仍不断感受到,跨性别女生对于成为“原生女性”有多么憧憬。

叶若瑛说,其实跨性别者与“多元性别”的关系很矛盾。“我们一方面希望大众能接受多元性别的概念,不再有歧视;一方面又必须藉由强化女性刻板印象,来追求性别认同。”(推荐阅读:一个人权运动者的死去:杀死 Hande Kader 的不是跨性别身份,而是仇恨

吴芷仪补充,人们的性别认同,并不是一夕骤变。大部分的人,都是在不断的跟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反覆学习、反省、修改自己的性别认同与性别气质。以跨性别女生来说,她们就是在生活中,学习女生的样子、女生的行为举止,培养出女生的认同。

在如今性别平等的氛围下,比起留长发、穿裙子,我们更鼓励女生破除这些传统的刻板印象,鼓励女生选理科、剪短发、穿裤子、告诉女生妳也可以坚决强势,不用一定要温柔顺从。

但是对这些跨性别女生来说,她们必须不断追求这些刻板印象,才能建构自己的性别认同,也避免别人把她视为男生,避免别人跟她说“你不够格当女生”。

叶若瑛甚至说,有些跨性别女生,希望社会大众最好对性别无知到不行。“如果大众对于性别的想像,只有二元的‘不是男就是女’,当我们穿着女装走在路上,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当大众连“跨性别的存在”都不知道,也就不会有针对跨性别的歧视。

“跨性别”三个字虽然是现在最政治正确的词,但同时代表她们曾经被视为“男生”,可能也是她们心中难解的痛。采访结束后,我忍不住想,面对这么憧憬“原生女性”的她们,是不是“跨性别”三个字,才是最难撕掉的标签。

核稿编辑:羊正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