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观察看向母职，一个母亲是怎样生成的？从怀孕到生产到教养，一位母亲离开自己的“人格”，进入了“母亲的再社会化”。社会分野出两种女人，要做一个好女人，要懂得什么是好母亲？让我们打开母亲定义，让社会主动驱策改变，把身体的选择还给女人，把孩子的教养方式还给双亲。
生育是谁的责任？六月底 PTT 一篇《一定要生两个吗》文章道出一对夫妻的生子计画。女方以“想重回职场”为由邀请男方带小孩。最后男方以“不要生小孩好吗，我不想牺牲这么多！”拒绝。
两人的生子计画宣告失败。
许多人在下方回帖：“一定是不够爱，你们不适合结婚。”亦有人认同生子计画的协议，逐步确认双方对未来人生的想像，有了孩子后谁带？有了孩子后谁负责经济？是谁说，亲带，就是女人自己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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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人的母职指点
“女人要有母爱”、“内建母爱才能带小孩”、“女人负责教育小孩的责任”、“女生比较会操持家务”......。从事件男性也担心自己成为孩子照护者来看，我们不禁去想，生孩子到底是一种爱？还是一种责任，当男性负担教养责任说是“牺牲”，何以女性负担教养责任则是“义务”？
这个社会对女性“以爱为名”的责任期待，其实遍布在我们的生活里，我在女人迷曾经做过的讨论区（孩子的教养是母亲的责任吗？、家务是女人的责任？你怎么想、身为女人一定要内建母爱吗？）调查里发现，母职想像，是被复制与操演的：
“女性做事比较细心做多一点家会更好。”
“女生洁癖的多一些，下意识就会去整理。”
“女人要有母爱，多一点温暖正向的特质不好吗？”
“雌性生物的本能，就会学习如何照料孩子，进而产生母爱。”
以“生物科学母职”强化着女性是照护者的角色：女人有生育力、哺乳力，所以先天具备母姓，以生物学观点来看，怀孕生子就是“成为母亲”与增生母爱的过程。
这种“先天的假设”佐以后天“医疗化母职”的练习：女性由于怀孕、生产过程，全由专业医生运用科学仪器来处理，在全权控制生产过程之下，成了“医疗化的身体。女性的生育自主权被医疗化，生产、堕胎，都要经过“体系”的认同，渐渐医疗资讯被视为权威，一个女人要如何生养小孩、教养小孩、给小孩吃什么，都由不得她。以母爱之名，女人们日以继夜实践“为孩子好”的母职。
任何一个人，都有资格教育“母亲”
（图片来源：Janet 粉丝专页）
医疗资源普及，育儿知识百花齐放，更多人试图凌驾母亲之上，教导她如何对待自己“有孕的身体”。譬如艺人 Janet 怀胎与先生在蒙古打卡，就引来以下“提醒”：
“奉劝妳月份越大越要避开去医疗资源较紧张的地方。”
“毕竟妳的肚子月份也大了，要好好的照顾身体，不要太过劳累，兴奋！”
“有孕在身，要注意安全及饮食卫生。”
以上提醒拿掉“孕妇”两个字，似乎也都成立。“女人一旦有孕在身，身体就不是自己的”这句话不证自明。经过体系结婚与生产的“前辈们”被知識体系赋予了权威地位——通过这套规则“成功”的人，就有在任何公共场合教育母亲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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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Janet 粉丝专页）
这么说有点严重，因为上述都是“来自切身经验的善意关心”，但是回到起点，我们怎么会以为，自己有权利去善意的“教育”其他母亲该怎么做？
其实不只“决定要不要生”才是生育自主权，在女人怀有身孕的过程中，“生育责任”与身体自主权不断矛盾。人们都觉得自己有权干涉一个“即将成为的母亲”的选择，人们有权去一起塑造“母亲的神圣性”，以巩固怀孕的文化经验资产。所以不免在怀孕过程中听到：这个那个不要吃、动作小一点、不要到处乱跑、孕妇不能性爱、不能健身。女人精密接受着仪器的控制、裸身且去性地站在医生前被检视身体，这一副在产科医疗监控和文化规训的身体彻底失语，所有人都客观或主观地告知“意见”。
孕妇被“病理化”，也与人们对“胎儿”与“诞生”的狂喜有关，1965年《Life》杂志上首度刊登了胚胎在羊水中吸吮手指的照片，胚胎的“在场”，抹杀了母亲的“在场”。从此许多国家增生堕胎法令，甚至会以“母亲不当管理身体”为由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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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与母亲，孩子与母亲
又例如医院有“母职亲善”设施，推行亲子同室，母亲与孩子必须 24 小时待在一起、不亲喂彷佛就是没有母爱。2013 年林淑芬立委召开记者会宣告“母职亲善对妈妈不亲善”，许多母亲很想快点“逃离医院”去月子中心。人类从母婴一体到母婴分离的照护关系，应该如何看待？像政府推行的母职亲善设施多半按照科学研究拟出的 SOP 与养育手册，让母亲变成科学的仆人，无法从自然互动中去理解婴儿的需求，并回应婴儿的需求。
就像人们对“母爱内建”的期待，母爱像是众人喊出来的口号，一个女人，怎么可能没有母爱？
女人富有强烈的温暖与同理气质，永远愿意接纳、退让、温柔，是集体社会对母爱的错误想像。在母亲认识“母亲”是什么之前，女孩就必须具备母爱。苏芊玲曾于《不再模范的母亲》一书针对传统的母亲角色、复制在体制里的痕迹：“为人提供服务、奉献牺牲、无怨无悔、完全没了自己的母亲角色。除了是家庭里的母亲外，人们还要求在学校、公司、机关里的女性也化身为‘母亲’，以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
母职无限的情感劳动，分身乏术的她们回应着人类的需求与要求。
“从报纸上看到美国妇女因为伤害胎儿遭起诉的新闻，我就开始思考这种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身体怎么变成了一个公共空间，像电话亭一样被破坏掉。”──Rachel Cusk，《一生的工作：成为母亲》
社会极度害怕女性失去母亲，因为女人一旦不生殖，社会就难以代代生成下去。女性主义者喜欢说“个人即政治”，亦是反应女性身体长期被公共性、开放性，被评论与指教。
回到大众为何喜欢对“母职指点”。我们看待女性的观点自她“成为母亲”后就有另一波转折。对性的双重标准分野了“生殖功能女性”与“情欲功能女性”，一个台面上，一个台面下，服膺体制让“社会秩序”能继续运转。“母亲”的名字是登记在家父长制之下，需要经过缜密的条件审核，才能抵达“连男人都不能凌驾、都不能侮蔑”的位置。
从胎儿与母亲，到孩子与母亲，母亲少不了备受指点：有没有亲自做早餐？孩子怎么那么瘦？各种“模范母亲”条例来教养母亲们，手册里孩子与母亲的关系，太浑然天成、太完美的像刻意捏造出来的戏一样。母职的传承从婆妈间来到网路世代、人人都可以教育母亲。再再忠告着母亲们：你没有余地犯错、你没有权利放弃，因为你已经被推到“母亲”这个位置了。
邱宜君在《做爸妈的一百种方式》提到：“有了孩子之后，我更常觉得自己不再是个‘人’，而只是个‘妈妈’。我似乎失去了名字，尤其是在因为孩子而建立的新人际关系中，我的名字成了‘某某妈妈’，我的某部分存在似乎得依赖孩子才成立。”
当一个男人说：“不要生小孩好吗，我不想牺牲这么多！”时，我们应该思考，女性因生育与教养而退步的人生。如果社会还给双亲们更多决定的权利、更多托育支持，或许，我们也不会有那么多害怕成为病人、失去人格、只剩下“妈妈”名字的女孩们。
除了释放更多责任给父职，把家庭关系还给双亲，我们也应该重新厘清父母与孩子间的关系。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套成为好爸爸、好妈妈的典范，每个家庭都必须摸索出适合自己的相处方式，育儿生子，是一种情感关系，而非一份工作。
生儿育女不是一种“判断个人人格完整性”的方式，更不是每个家庭的必选题，也不是进入主流社会的入场券。但我们仍应该进化出一个更友善的生育环境、打开母职的定义，让一个不隐忍痛苦、追求自我快乐与成长的女性，也能进入好母亲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