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港定居的日籍母亲告白,当港政府渐向内地靠拢,经济、教育甚或言论自由成了香港渐逝的风采,她说:“我担忧孩子因教育而思维单一。”


日籍妈妈 Ayano(吴彩乃)

对于香港,这位嫁了港人的东洋女子并没有归属感。Ayano(吴彩乃)在澳洲读书时结识了她现在的丈夫,2002 年伴随他来港定居。“我来这里纯粹是因为我丈夫。我本来以为只是在这里短住,但不知不觉就已经过了 15 年。对不起,但这里不是我的地方。”

她对香港的第一印象是这里“超忙碌”:“当时我刚从澳洲布里斯班到来,那里人烟稀少、宁静,香港对比起来嘈吵。初时文化上既要作出适应,又不谙粤语,所以是挺困难的。幸好,我发觉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善,乐于伸出援手,我的邻居帮了我很多,可惜今非昔比。”她显得稍为尴尬地笑了几声:“这些年间发生了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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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口中的变化,既指香港近年来越趋大陆化、政府为了取悦内地而牺牲港人福祉、不及从前国际化,亦包括港人的心情。她 15 年前接触的港人更舒坦,不似现在般精神绷紧。她归因于物价腾贵:“这里所有东西都太贵了。就算我们努力工作,都赚不够钱有个好生活。”不断攀升的开支为生活造成压力,Ayano 有切身体验。“就以我现在租住的单位为例,同一个单位的租金在 12 年间飙升了近 3 倍!以前可能赚少一些,但夜晚会出去吃饭,可以住更大的单位——现在不会了。我想这是很多人都面对的难题。”

忧本地教育造成单一思维

Ayano 任职于某酒店集团的 IT 部门,负责管理网站内容。“香港是发展事业最好的地方,就算女性也可以做到管理层或董事。在日本你很难找到育有孩子,同时任职高级管理层的女性。”只不过,除了事业以外,Ayano 亦是一位母亲。她 3 年前生下儿子,对他爱护有加,现在下班后的时间都以他为中心,周末会陪他玩,带他到沙滩。她半说笑地说:“我有个 3 岁大的儿子,所以并没有自由。”

这位爱子心切的母亲,却越来越对香港政府失去信心,尤其忧心香港教育前景。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Ayano 陷入两难:“我不想孩子到本地学校就读,依照内地政府推崇的方式学习。但我们又不够钱送他到国际学校就读,那里的学费不合理地昂贵。”她对香港教育投下不信任票,其实也是出于对中港融合加快的担忧。就算 2012 年公民社会成功迫使教育局搁置一份引起轩然大波的国民教育课程指引,似乎都未能挽回部分家长的信心。

“我担心他将来只有单一思维,不懂得同人交往。我觉得幼年教育非常重要,由幼稚园、小学到中学的体验都在塑造每个孩童的身份。我并非反对内地做事的方式,我只不过是不想自己的孩子这样长大。我可以选择留低、返回日本,或者移民别处,那我何以不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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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孩子得到最好,令 Ayano 决心离开。“当我考虑到这里的生活方式、物价、教育等,就看不见香港有光明的未来。那个时候我们就萌生了移民的想法。”

港府不为港人

对本港教育被染红的忧虑,只是冰山一角,背后反映一种更深层的原因——政府已失信于民。15 年间,Ayano 看见香港逐渐变质,于梁振英治下 5 年感觉尤烈。她批评现届政府没有为本地人着想,却费煞心思如何取悦中央,想尽方法吸引内地资金来港。“现在的港府没有好好维护港人权益。自从 CY(梁振英)上台后,他更听中国政府话,想取得他们欢心。”

她以跨境学童及双非婴儿为例,说明深圳河以北的人民如何影响港人生活。几年前,她记得有同事正要分娩,却未能在医院找到床位,因为那里住满许多专程来港产子的内地孕妇。“这些婴儿长大后入读这里的学校,而我有很多同事住在屯门及元朗区,他们不能把子女送到屋企附近的学校,因为名额大多分派给跨境学生。”

然而,受政府冷落的,又岂止本地学生? 政府统计处早前公布,去年的坚尼系数为 0.539,是 20 年来最严重,也创下 45 年的新高。Ayano 为香港的贫富悬殊问题揪心:“看到这样巨大的贫富差距令我很伤心。香港一直有这个差距,但最近加剧了,贫穷的人得不到政府的帮忙,政府知道他们在受苦但却坐视不理。这是令人伤感的。”

在梁振英大力鼓吹中港融合的今时今日,很多企业也积极向内地扩张,努力挖掘 13 亿人民的庞大商机。在商业巨轮的滚动下,香港商界的面貌慢慢改变。她以自己公司为例,以前的同事来自世界各地,但今时今日主打中国市场,加上海外人才人工较贵,因此聘用了许多内地人,公司文化随之改变。“我入职后首个上司是德国人,然后是来自新加坡的华侨,再来一位英国人,轮到现在是位内地人。其他部门都聘用了多位内地人。”这也是 Ayano 的众多无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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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风采不再

面对香港在政治及经济上逐步向大陆靠拢,Ayano 多次提起“香港风采”,念念不忘那个她初认识并怀缅的香港。她指,香港得益于低税额及相对宽松的商业签证政策,曾经吸引到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云集。可惜,香港成为一个国际社会的优势,近年似乎有所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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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国际社会必须具备的特质之一,就是英语讲得好。“我初来港时,人人都识讲英文,连老人家也不例外。现在连我都要学粤语,以便不时之需。现在的学生和青年人英语不流利,普通话反而就琅琅上口。”就连她儿子就读的幼稚园,都是以粤语及普通话授课,取代了英语。她代入海外公司的角度思考,若因应当地人的英语能力,她会选择在新加坡设立办公室而非香港。“这里本来是通往亚洲之门,企业先来到香港,再向中国及其他地区发展。自从香港回归内地,就渐渐失去风采,被新加坡取代。”

另外一种香港正在失去,但同样重要的价值,是这里原来享有的自由。

她认为:“香港正在失去言论自由,而中国政府亦收紧对香港传媒的控制。”港人的危机感亦因此而起,据 Ayano 观察,包括她丈夫在内的港人,近年来都更热衷研究政治,更关心周遭发生的事情。她尤其欣赏在雨伞运动期间为自己信念站出来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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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 Ayano 对香港的信念,则始终如一,“香港现在太多事情受中国影响,倒过来要听内地指示,迟早融入中国,到时香港就完了。我依然相信,香港身为一座国际城市,是其风采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