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鄂兰写资本主义下人们成了“劳动动物”,反思工作之于生活的意义,你是有目标地“行动”还是盲目地“劳动”?

本文摘自|《现代草民哲学读本》

1958 年,德国哲学家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出版《人的境况》,她在书中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迫使人们成为“劳动动物”进行严厉的批判。时过 50 多年,我们仍然没能逃脱劳动动物的困境。

积极生活三概念:劳动、工作、行动

汉娜・鄂兰将历史上人类的积极生活区分成:劳动(labor)、工作(work)、行动(action)。关于这三个字词,今日我们时常混谈,但鄂兰认为,在西方字源学的脉络下,这三者有着明显的区隔:

  • “劳动”:以维持生活为目的,为生活的必需而产出。劳动永不停止,也不企图创造任何永恒的事物。劳动不断周而复始,所有的努力是以立即消费作为呈现。
  • “工作”:以技艺者的姿态呈现。举凡古典社会当中的建筑、雕刻、书画、文章等,都是对于技艺极致的追求。其为留下名山事业于世界,其产物常是恒久的。
  • “行动”:是三者中较特殊的概念,指的是人自由地对公众进行互动,向他人呈显出自己的故事。在现代相近的例子如:表演艺术、公共演说。对鄂兰来说,“行动”是人类“自由”的充分展现。

“劳动”的古今对照

在古希腊时期,“劳动”仅为奴隶的生活形态。为了维生,奴隶必须忍受社会结构对他所施加的必然、以及主人对他的统治。但“幸福”的先决条件却在于生活上的“自由”,而“自由”的先决条件却又是一种能排除只以维生为主要目的之生活方式。(推荐阅读:从新世代下属学到的事:不怕挑战权威,只怕工作没意义

随着现代化社会发展,“劳动”从原有家庭私领域中所附属的奴隶型态,被解放至维系公领域社会运作的分工之中。现代社会每个人的职业身分,都是基于“劳动”而作,基于维生而为。再也没有古代人才有的:纯粹为了追求技艺极致的“工作”、纯粹追求个人“行动”上的理想而出现的职业。即使在学术、艺术、政治这类与产品制造出来较远的领域,人依然无法摆脱以下困境:

学术:在古代可以有大思想家,但在学术分工的今日,所有思想者都要为升等产出、教评、以及服膺分工的要求而思考,要以思想为职,也是为了维生而思。

艺术: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自由无虞地创作,在商品化与传媒化的现代,支撑艺术商品化的是普罗消费大众的市场取向,比起古代来说,以纯艺术为职少见的很。赞助“商”以投资取向衡量艺术品,再也难以得见因偶然的伯乐之识,而纯粹默默收藏以支持其生计的人。

政治:现代民主化后,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必须考量选票市场需求,从政者无法纯粹地成为一名理想者,投身政治变成一种在各方利益间的平衡。政治成为市场迎合,政治参与更不是古希腊所强调的人类必要德性、也不是中世纪所见的独领魄力。

于是,现代化社会成为纯粹以市场为考量的社会,人们用商品购买力来判断彼此的地位,从事无法商品化的“工作”或“行动”的人,被视为鲁蛇(想想看那些吃不饱的艺术家)。

不管是右派起源的亚当斯密,或左派起源的马克思,均将“劳动”视为理论的核心地位,而非对劳动这一大前提做出进一步的质疑。因为“劳动”一词与商品制成相连,人们鄙视没有产值的事物。(推荐阅读:其实你需要的不是一份工作,而是能创造价值

“劳动”有什么不好?

也许有人会问,成为一个“劳动动物”又有什么不好的?虽然劳动以维生为目的,但这也代表不断劳动可带来更好的物质条件,不是吗?答案很简单,套句鄂兰的话来说:

当可怕的必然性使劳动对于维持生计来说变得不可或缺时,卓越便是我们最不可能从中期望获得的东西。

甚至,鄂兰还对劳动动物的物质追求下了更强烈的评语:

劳动动物的空余时间只会花在消费上面,留给他的空闲时间越多,他的欲望就会变得更贪婪、更强烈,这些欲望也会变得更加精致,以至于消费不再限于必需品⋯⋯因为只有劳动动物(而不是技艺者或行动者)才会一直想要“幸福”,并且认为作为一个凡人是幸福的。(推荐阅读:你为何工作?把工作意义还给自己

鄂兰认为,消费的过程并不能让我们更贴近凡人,然而商品化制成与购买的现代意义,却把我们给洗脑了。


图片|来源

何谓“幸福”与“卓越”?

在早期认知心理学家的研究中,认为“多巴胺”是一种触发快乐与幸福感的物质。而实验中发现,看帅哥或美女、享受性爱、品尝美食、得到他人的赞许、追求物质条件,或是看到“钱”时,大脑都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物质;甚至只是在“预期”这些事物时,大脑便在分泌了。

但在 2001 年,史丹佛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克奴森(Brain Knutson)发表了一项可靠的实验之后,心理学家们开始有所改观。这项实验发现:多巴胺的功用只是在于“期待酬偿”。人们会因着多巴胺的刺激去追求目标,一旦到手,多巴胺便开始下降,又再找寻新的多巴胺刺激。但在这过程之中,人们感受幸福的大脑区块并无运作。于是追求多巴胺而活的人,在一个又一个的目标中奋力,就像条巴夫洛夫实验中的狗,不断受到制约,在社会的报偿运作框架下成为一只“劳动动物”,不断奋力直至干枯为止。(推荐阅读:你真的幸福吗?忙碌的意义

真正能触发幸福反应的事物,反而只是很微不足道的事情:累的时候小小休息一下的片刻、6 到 8 小时充足的睡眠、和亲友无目的性的谈天、充足而纯粹玩乐性的运动、还有自由而无目的性的思考或创作等等⋯⋯。研究发现,人只要能维持基本生活条件,就能无碍于对幸福的体验,幸福与实质收入和社经地位并无必然关系。

从这里也不免佩服鄂兰在 50 年前就已经注意到幸福的重点在于:不以生计而活、纯粹关注在为创作而作。

所以,鄂兰强调“自由空间”,并强调在自由中产生的“卓越”。她所谓的卓越,是自我在公领域之中藉“行动”展现的优秀,但进入现代社会后,这种优秀大幅被压缩,因每个人只是在完成上级所给定好的交办事项中,追求符合标准。套句现代人常说的话:“要我多做,这有钱拿吗?”或者是:“要做更多的目的是什么?”但对于“卓越”而言,卓越本身的展示性就是其目的性,没有什么其他目的。(推荐阅读:【职场笔记】竭尽所能,去对得起你的年轻

鄂兰的理想有可能达成吗?

我们如何更加“卓越”,甚至摆脱劳动动物的生活型态呢?鄂兰的答案是呼吁我们更积极投入“行动”之中:要更介入公共领域、甚至是公共政治,在人群之中展现自我并实现自由。

鄂兰的答案不免有要人多些回到古希腊城邦公众生活的意味、回到她信奉的亚里斯多德主义名言所阐释的:“做为政治动物的人。”但这个建议在现代行得通吗?

想想看:古希腊的自由人之所以可积极投入“行动”之中,是因为所有的“劳动”几乎由奴隶包办。而今日除非我们能集体性地放弃资本累积上的竞逐,大幅度地将“劳动”交办给生产机械代劳,而不积极追求生产技术上的革新竞争,我们才有可能拥有更多闲暇,在生活中投入更多“行动”。在现代化资本主义的笼罩下,我们已无所遁逃。做为个人,去期待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变,不免有点落于乌托邦式的幻想。如果我们无法期待集体上的转变,那仅作为一个个体,我们要如何在劳动之中面对现代化资本主义笼罩的这番吊诡呢?(推荐阅读:运味:我们如此饥饿,对于理想这么渴望

笔者认为,或许《庄子》可以给予我们一种从个体出发的答案。

从庄子的“庖丁解牛”来看,另一种对于脱离劳动动物的解答:“游于技”

相较于《庄子》,鄂兰将古典希腊城邦与现代资本社会的生活形态视为对立的二元。它们之间只能试图扩张其一。然而东方哲学强调主客合一,试图在对立之中互融转化:

如果我们无法消灭所对立的结构,那么我们要如何进入对立的结构之中,但仍可保有自由?

这是有东方哲学特色的问法,也是庄子哲学着墨之处。

东西方社会对于生活方式的解析很不一样。在东方,我们看不到类似“劳动/工作/行动”之间的区分脉络。《庄子》的“庖丁解牛”就是很好的例子,以一个庖丁的劳动身分能够面见文惠君(魏惠王),且不排除被作为养生寓言、技术哲学来理解,更不排除所谓文惠君的嗟叹是一种政治上的领悟。若我们从“由技入道”这个常见的庄学用语出发,可以发现,从“道”的多样性中显示了以“技”作为枢纽,来联系出各种可能: 在“庖丁解牛”里,劳动、工作、行动同时存在。

“庖丁解牛”的诠释里,有一种说法援引米哈里・齐克森米哈里(Mihaly Csikszentmihalyi)的“心流理论”(The Flow Theory)。他在 1960 年代观察各行各业杰出人士之后,总结一套心理学理论,主要关注:人类如何在所从事的活动中做到全神贯注,并因此大幅增加产能、甚至于当中获得一种忘我的自由与幸福感。

在所从事的活动当中,忘却忧虑与痛苦、甚至忘却时间与自我,彷佛被融入某种更大的事物所产生出的物我交融之感,称之为“心流体验”。要获得心流体验,在程度上十分仰赖人如何将所从事之事“自我改造”成一场“游戏”。(推荐阅读:张玮轩行笔:当你觉得自己在做小事,你就把事情做小了

这些“心流体验”与“游戏”,和《庄子》书中技术性寓言的描述不谋而合,也符合庄子“游于技”的态度。米哈里曾赞许过“庖丁解牛”这则寓言,他说:“要说明哪怕再恶劣的场所、再枯燥的工作,也可以达到心流状态,庖丁解牛这个例子再好不过,在 2300 年前,人类就已经明白了这一点,这真是非同凡响。”

很多人以为,只有需要复杂技艺的工作,才可能产生高度全神贯注的活动,但米哈里的答案却反驳了这一点。他的团队花了数十年,调查了数千人、各种国籍、年龄、职业的杰出工作者后发现:“有些人整天切鲑鱼供别人做贝果夹熏鲑鱼,但他们对工作的创意与投入完全不下于雕刻家或科学家。”

只是“简单”地不断重复切鱼的这项劳动,又是如何能全神贯注并从中获得幸福感?这点来自于原本“简单”的感官经验,透过“游戏”的设计被“放大了”,使得它不只是空泛、呆板地在“切”鱼而已,而是有着“细腻”且“复杂”的技术概念投射其中:

“他们说:‘每只鱼是不一样的:我通常一天要处理 5、6 只鲑鱼。每当我拿起一只鱼放大理石台上,眼睛就会像 X 光一样扫描它,帮鱼的内部建立 3D 图像。’接下来,他们就能用最小的力气将鱼剖开,切出最细、最薄的薄片,在鱼骨上留下最少的肉屑。切鱼变成了一种游戏:用最少的刀工和力气切出最多的鲑鱼薄片。”(推荐阅读:为什么做热爱的工作还是不快乐?在工作找到自我实现的价值

在这里,“庖丁解牛”的寓言和这位切鱼工人所言有着极相似的描述。问到庖丁肢解牛体的技术何以如此精湛,他的答案是: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

庖丁不是单纯地以“目视”作为解牛的依据,而是将牛的生理结构、施刀的技术等概念之“天理”,以“神遇”的方式投射到牛身上。于是便可巧妙地劈入肌肉与骨骼之间的缝隙(批大郤)、把刀导向那些骨节间的中空之处(导大窾),依着牛该有的结构(因其固然)去解剖。在这里,庖丁的“神遇”就彷佛切鲑鱼工人的“扫描建立 3D 图像”般,把“天理”投射出“其固然”。而如何使刀锋不去错误触击骨头(大軱)、甚至是避免误触经络聚集或骨肉紧黏(技经肯綮)而难以切解之处,则成为庖丁解牛的一场游戏:保持最锐利的刀锋并肢解完所有的牛肉。这成为相比于一般常换刀的厨师,庖丁之所以能“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的自豪之处。

心流理论发现:具有挑战性、可立即明确判定得失回馈的情境,就能制造出心流。

这也说明了,为何从古至今的博奕、时下的电玩游戏,比劳动工作更容易给予人们莫大的吸引力。这是因为博弈、电玩帮你制定好了明确规则与游戏机制,并随着技巧的成熟,会自动逐步在挑战中调高难度。这不像其他的工作性质事务,杰出的技艺者还需要自我立定规则,将其投射在工作对象上,并且随着技艺提升到下一阶段,再不断变换自我所立定的规则,使之被“自我改造”为一场“游戏”。

在庄子的技术性寓言中,那些技艺者也并非一跃可入神技之游,而是逐步增加规则难度并进行练习:

“庖丁解牛”里,庖丁从刚开始学习时的“所见无非全牛者”,再到三年后的“未尝见全牛者”。这是初学时先从“目视”观察,以观察出解牛规则,而后才以“神遇”之投射,以遵守锋刃不损其锐的规则为游戏,来肢解整只牛。

“痀偻承蜩”里,老者为了顺利黏蝉,也有阶段性的练习:“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为了保持身体与竿子犹如枯枝般不晃动,老者花了 5、6 个月,在竿头上叠起两丸小球,练到能让小球不坠落;然后再练到叠三丸小球、五丸小球。能三丸不坠,实际于黏蝉上,十个有九个不失手;能五丸不坠,黏蝉时就像从地面上拾起不会动的东西一样轻松。

其实,像这样将所从事之对象“自我改造”为“游戏”的做法,并不限于劳动、工作、行动哪一种区分之中,而是可扩及生活的各种面向。从而“以游无端,出入无旁”,人生便可变为一大游[1]

以“由技入道”造成结构上的对立转化

不管是“心流理论”提及在高度幸福时所产生的时间感扭曲,或者是自我意识融入所产生的物我交融,这在庄子的技术性寓言之中均有描述。例如:

  • “梓庆制鐻”里,梓庆制作乐器时,不仅“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还感到“其巧专而外骨消”。
  • “工倕画圆”里,则描述了工倕画圆时的物我两忘状态:“忘足,屦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
  • “痀偻承蜩”里:“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彷佛宇宙间只剩驼背的老者与蝉翼。
  • “庖丁解牛”当中的“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这也常解释为:牛已不再被庖丁视为对立的客体,从而消除了庖丁与牛之间的物我之别。

上述案例常用以说明藉“通道之技”达到物我交融之境,如果考量汉娜.鄂兰在现代性劳动社会的分析与其积极介入公众的左派主张,我们或许在《庄子》里可以看见,于资本主义与反资本主义左右之争以外的第三条新路线。

一方面,“游戏”本身没有绝对规则,视不同从事者、不同对象、不同技艺层级,可随之自我更改。于是“游戏”的自身便是一场自我表达的自由;允许“游戏”的可能,便意味着制式化的作业规格与流程上的突破,从而在从事时,允许人们自我表现出不同的个体差异性,而“卓越”也变得有所可能。哪怕是不断在切熏鲑鱼这样反覆的作业中,其自身也有“卓越”的可能性。(推荐阅读:重点不是薪水!研究证明:做你擅长的事最让你开心

当“自我改造”成为“游戏”的做法,在社会上获广泛证实有其效验时,无法遁逃于资本主义笼罩下的此一吊诡,便会被对立转化到结构上:原先,劳动者深受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带来的困境,但却又无法遁逃于现代资本主义之外。

但是当“游戏”受社会广泛肯认时,由于“游”有一定程度的“不知所求”,游戏的参与出于自主,而非在他人所设定的目标下被强求,便无法被现实利害、产量、效益等作业目标所限定。“游戏”所带来从事者高度的全神贯注与产量提升,反倒使资本主义与资方陷入了吊诡:在此对立转化之下,资本主义社会须放弃资本主义自身才能达到其所欲求的目标。于是“游”的进入,便解构了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社会价值观。

在“庖丁解牛”之中,便有着这样的双重喻示:做为魏国国君的文惠君为何要面见庖丁?而一个政治人物所挂念之事又会为何?如果“牛”做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结构之喻,那“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的庖丁之“游刃”,便是钻入这巨大社会结构之中,以技、以游来肢解其结构的一把利刃[2]

思考问题

① 以“游戏”进入资本主义结构的心态,到底是拥抱资本主义?还是抗拒资本主义?如果答案都不是可归入拥抱与抗拒的二元划分,那么在“游”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既非拥抱、也非抗拒的手段可供我们使用呢?
② 除职场体制能以“游戏”面对外,是否还有其他体制如家庭、学校、社群⋯⋯等也能够以“游”应对呢?其具体实践上的想像又会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