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鄂兰写资本主义下人们成了“劳动动物”，反思工作之于生活的意义，你是有目标地“行动”还是盲目地“劳动”？
本文摘自｜《现代草民哲学读本》
1958 年，德国哲学家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出版《人的境况》，她在书中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迫使人们成为“劳动动物”进行严厉的批判。时过 50 多年，我们仍然没能逃脱劳动动物的困境。
积极生活三概念：劳动、工作、行动
汉娜・鄂兰将历史上人类的积极生活区分成：劳动（labor）、工作（work）、行动（action）。关于这三个字词，今日我们时常混谈，但鄂兰认为，在西方字源学的脉络下，这三者有着明显的区隔：
- “劳动”：以维持生活为目的，为生活的必需而产出。劳动永不停止，也不企图创造任何永恒的事物。劳动不断周而复始，所有的努力是以立即消费作为呈现。
- “工作”：以技艺者的姿态呈现。举凡古典社会当中的建筑、雕刻、书画、文章等，都是对于技艺极致的追求。其为留下名山事业于世界，其产物常是恒久的。
- “行动”：是三者中较特殊的概念，指的是人自由地对公众进行互动，向他人呈显出自己的故事。在现代相近的例子如：表演艺术、公共演说。对鄂兰来说，“行动”是人类“自由”的充分展现。
“劳动”的古今对照
在古希腊时期，“劳动”仅为奴隶的生活形态。为了维生，奴隶必须忍受社会结构对他所施加的必然、以及主人对他的统治。但“幸福”的先决条件却在于生活上的“自由”，而“自由”的先决条件却又是一种能排除只以维生为主要目的之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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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化社会发展，“劳动”从原有家庭私领域中所附属的奴隶型态，被解放至维系公领域社会运作的分工之中。现代社会每个人的职业身分，都是基于“劳动”而作，基于维生而为。再也没有古代人才有的：纯粹为了追求技艺极致的“工作”、纯粹追求个人“行动”上的理想而出现的职业。即使在学术、艺术、政治这类与产品制造出来较远的领域，人依然无法摆脱以下困境：
学术：在古代可以有大思想家，但在学术分工的今日，所有思想者都要为升等产出、教评、以及服膺分工的要求而思考，要以思想为职，也是为了维生而思。
艺术：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自由无虞地创作，在商品化与传媒化的现代，支撑艺术商品化的是普罗消费大众的市场取向，比起古代来说，以纯艺术为职少见的很。赞助“商”以投资取向衡量艺术品，再也难以得见因偶然的伯乐之识，而纯粹默默收藏以支持其生计的人。
政治：现代民主化后，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必须考量选票市场需求，从政者无法纯粹地成为一名理想者，投身政治变成一种在各方利益间的平衡。政治成为市场迎合，政治参与更不是古希腊所强调的人类必要德性、也不是中世纪所见的独领魄力。
于是，现代化社会成为纯粹以市场为考量的社会，人们用商品购买力来判断彼此的地位，从事无法商品化的“工作”或“行动”的人，被视为鲁蛇（想想看那些吃不饱的艺术家）。
不管是右派起源的亚当斯密，或左派起源的马克思，均将“劳动”视为理论的核心地位，而非对劳动这一大前提做出进一步的质疑。因为“劳动”一词与商品制成相连，人们鄙视没有产值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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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有什么不好？
也许有人会问，成为一个“劳动动物”又有什么不好的？虽然劳动以维生为目的，但这也代表不断劳动可带来更好的物质条件，不是吗？答案很简单，套句鄂兰的话来说：
当可怕的必然性使劳动对于维持生计来说变得不可或缺时，卓越便是我们最不可能从中期望获得的东西。
甚至，鄂兰还对劳动动物的物质追求下了更强烈的评语：
劳动动物的空余时间只会花在消费上面，留给他的空闲时间越多，他的欲望就会变得更贪婪、更强烈，这些欲望也会变得更加精致，以至于消费不再限于必需品⋯⋯因为只有劳动动物（而不是技艺者或行动者）才会一直想要“幸福”，并且认为作为一个凡人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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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兰认为，消费的过程并不能让我们更贴近凡人，然而商品化制成与购买的现代意义，却把我们给洗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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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幸福”与“卓越”？
在早期认知心理学家的研究中，认为“多巴胺”是一种触发快乐与幸福感的物质。而实验中发现，看帅哥或美女、享受性爱、品尝美食、得到他人的赞许、追求物质条件，或是看到“钱”时，大脑都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物质；甚至只是在“预期”这些事物时，大脑便在分泌了。
但在 2001 年，史丹佛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克奴森（Brain Knutson）发表了一项可靠的实验之后，心理学家们开始有所改观。这项实验发现：多巴胺的功用只是在于“期待酬偿”。人们会因着多巴胺的刺激去追求目标，一旦到手，多巴胺便开始下降，又再找寻新的多巴胺刺激。但在这过程之中，人们感受幸福的大脑区块并无运作。于是追求多巴胺而活的人，在一个又一个的目标中奋力，就像条巴夫洛夫实验中的狗，不断受到制约，在社会的报偿运作框架下成为一只“劳动动物”，不断奋力直至干枯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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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能触发幸福反应的事物，反而只是很微不足道的事情：累的时候小小休息一下的片刻、6 到 8 小时充足的睡眠、和亲友无目的性的谈天、充足而纯粹玩乐性的运动、还有自由而无目的性的思考或创作等等⋯⋯。研究发现，人只要能维持基本生活条件，就能无碍于对幸福的体验，幸福与实质收入和社经地位并无必然关系。
从这里也不免佩服鄂兰在 50 年前就已经注意到幸福的重点在于：不以生计而活、纯粹关注在为创作而作。
所以，鄂兰强调“自由空间”，并强调在自由中产生的“卓越”。她所谓的卓越，是自我在公领域之中藉“行动”展现的优秀，但进入现代社会后，这种优秀大幅被压缩，因每个人只是在完成上级所给定好的交办事项中，追求符合标准。套句现代人常说的话：“要我多做，这有钱拿吗？”或者是：“要做更多的目的是什么？”但对于“卓越”而言，卓越本身的展示性就是其目的性，没有什么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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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兰的理想有可能达成吗？
我们如何更加“卓越”，甚至摆脱劳动动物的生活型态呢？鄂兰的答案是呼吁我们更积极投入“行动”之中：要更介入公共领域、甚至是公共政治，在人群之中展现自我并实现自由。
鄂兰的答案不免有要人多些回到古希腊城邦公众生活的意味、回到她信奉的亚里斯多德主义名言所阐释的：“做为政治动物的人。”但这个建议在现代行得通吗？
想想看：古希腊的自由人之所以可积极投入“行动”之中，是因为所有的“劳动”几乎由奴隶包办。而今日除非我们能集体性地放弃资本累积上的竞逐，大幅度地将“劳动”交办给生产机械代劳，而不积极追求生产技术上的革新竞争，我们才有可能拥有更多闲暇，在生活中投入更多“行动”。在现代化资本主义的笼罩下，我们已无所遁逃。做为个人，去期待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变，不免有点落于乌托邦式的幻想。如果我们无法期待集体上的转变，那仅作为一个个体，我们要如何在劳动之中面对现代化资本主义笼罩的这番吊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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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或许《庄子》可以给予我们一种从个体出发的答案。
从庄子的“庖丁解牛”来看，另一种对于脱离劳动动物的解答：“游于技”
相较于《庄子》，鄂兰将古典希腊城邦与现代资本社会的生活形态视为对立的二元。它们之间只能试图扩张其一。然而东方哲学强调主客合一，试图在对立之中互融转化：
如果我们无法消灭所对立的结构，那么我们要如何进入对立的结构之中，但仍可保有自由？
这是有东方哲学特色的问法，也是庄子哲学着墨之处。
东西方社会对于生活方式的解析很不一样。在东方，我们看不到类似“劳动／工作／行动”之间的区分脉络。《庄子》的“庖丁解牛”就是很好的例子，以一个庖丁的劳动身分能够面见文惠君（魏惠王），且不排除被作为养生寓言、技术哲学来理解，更不排除所谓文惠君的嗟叹是一种政治上的领悟。若我们从“由技入道”这个常见的庄学用语出发，可以发现，从“道”的多样性中显示了以“技”作为枢纽，来联系出各种可能： 在“庖丁解牛”里，劳动、工作、行动同时存在。
“庖丁解牛”的诠释里，有一种说法援引米哈里・齐克森米哈里（Mihaly Csikszentmihalyi）的“心流理论”（The Flow Theory）。他在 1960 年代观察各行各业杰出人士之后，总结一套心理学理论，主要关注：人类如何在所从事的活动中做到全神贯注，并因此大幅增加产能、甚至于当中获得一种忘我的自由与幸福感。
在所从事的活动当中，忘却忧虑与痛苦、甚至忘却时间与自我，彷佛被融入某种更大的事物所产生出的物我交融之感，称之为“心流体验”。要获得心流体验，在程度上十分仰赖人如何将所从事之事“自我改造”成一场“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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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心流体验”与“游戏”，和《庄子》书中技术性寓言的描述不谋而合，也符合庄子“游于技”的态度。米哈里曾赞许过“庖丁解牛”这则寓言，他说：“要说明哪怕再恶劣的场所、再枯燥的工作，也可以达到心流状态，庖丁解牛这个例子再好不过，在 2300 年前，人类就已经明白了这一点，这真是非同凡响。”
很多人以为，只有需要复杂技艺的工作，才可能产生高度全神贯注的活动，但米哈里的答案却反驳了这一点。他的团队花了数十年，调查了数千人、各种国籍、年龄、职业的杰出工作者后发现：“有些人整天切鲑鱼供别人做贝果夹熏鲑鱼，但他们对工作的创意与投入完全不下于雕刻家或科学家。”
只是“简单”地不断重复切鱼的这项劳动，又是如何能全神贯注并从中获得幸福感？这点来自于原本“简单”的感官经验，透过“游戏”的设计被“放大了”，使得它不只是空泛、呆板地在“切”鱼而已，而是有着“细腻”且“复杂”的技术概念投射其中：
“他们说：‘每只鱼是不一样的：我通常一天要处理 5、6 只鲑鱼。每当我拿起一只鱼放大理石台上，眼睛就会像 Ｘ 光一样扫描它，帮鱼的内部建立 3Ｄ 图像。’接下来，他们就能用最小的力气将鱼剖开，切出最细、最薄的薄片，在鱼骨上留下最少的肉屑。切鱼变成了一种游戏：用最少的刀工和力气切出最多的鲑鱼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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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庖丁解牛”的寓言和这位切鱼工人所言有着极相似的描述。问到庖丁肢解牛体的技术何以如此精湛，他的答案是：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
庖丁不是单纯地以“目视”作为解牛的依据，而是将牛的生理结构、施刀的技术等概念之“天理”，以“神遇”的方式投射到牛身上。于是便可巧妙地劈入肌肉与骨骼之间的缝隙（批大郤）、把刀导向那些骨节间的中空之处（导大窾），依着牛该有的结构（因其固然）去解剖。在这里，庖丁的“神遇”就彷佛切鲑鱼工人的“扫描建立 3Ｄ 图像”般，把“天理”投射出“其固然”。而如何使刀锋不去错误触击骨头（大軱）、甚至是避免误触经络聚集或骨肉紧黏（技经肯綮）而难以切解之处，则成为庖丁解牛的一场游戏：保持最锐利的刀锋并肢解完所有的牛肉。这成为相比于一般常换刀的厨师，庖丁之所以能“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的自豪之处。
心流理论发现：具有挑战性、可立即明确判定得失回馈的情境，就能制造出心流。
这也说明了，为何从古至今的博奕、时下的电玩游戏，比劳动工作更容易给予人们莫大的吸引力。这是因为博弈、电玩帮你制定好了明确规则与游戏机制，并随着技巧的成熟，会自动逐步在挑战中调高难度。这不像其他的工作性质事务，杰出的技艺者还需要自我立定规则，将其投射在工作对象上，并且随着技艺提升到下一阶段，再不断变换自我所立定的规则，使之被“自我改造”为一场“游戏”。
在庄子的技术性寓言中，那些技艺者也并非一跃可入神技之游，而是逐步增加规则难度并进行练习：
“庖丁解牛”里，庖丁从刚开始学习时的“所见无非全牛者”，再到三年后的“未尝见全牛者”。这是初学时先从“目视”观察，以观察出解牛规则，而后才以“神遇”之投射，以遵守锋刃不损其锐的规则为游戏，来肢解整只牛。
“痀偻承蜩”里，老者为了顺利黏蝉，也有阶段性的练习：“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为了保持身体与竿子犹如枯枝般不晃动，老者花了 5、6 个月，在竿头上叠起两丸小球，练到能让小球不坠落；然后再练到叠三丸小球、五丸小球。能三丸不坠，实际于黏蝉上，十个有九个不失手；能五丸不坠，黏蝉时就像从地面上拾起不会动的东西一样轻松。
其实，像这样将所从事之对象“自我改造”为“游戏”的做法，并不限于劳动、工作、行动哪一种区分之中，而是可扩及生活的各种面向。从而“以游无端，出入无旁”，人生便可变为一大游[1]。
以“由技入道”造成结构上的对立转化
不管是“心流理论”提及在高度幸福时所产生的时间感扭曲，或者是自我意识融入所产生的物我交融，这在庄子的技术性寓言之中均有描述。例如：
- “梓庆制鐻”里，梓庆制作乐器时，不仅“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还感到“其巧专而外骨消”。
- “工倕画圆”里，则描述了工倕画圆时的物我两忘状态：“忘足，屦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
- “痀偻承蜩”里：“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彷佛宇宙间只剩驼背的老者与蝉翼。
- “庖丁解牛”当中的“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这也常解释为：牛已不再被庖丁视为对立的客体，从而消除了庖丁与牛之间的物我之别。
上述案例常用以说明藉“通道之技”达到物我交融之境，如果考量汉娜．鄂兰在现代性劳动社会的分析与其积极介入公众的左派主张，我们或许在《庄子》里可以看见，于资本主义与反资本主义左右之争以外的第三条新路线。
一方面，“游戏”本身没有绝对规则，视不同从事者、不同对象、不同技艺层级，可随之自我更改。于是“游戏”的自身便是一场自我表达的自由；允许“游戏”的可能，便意味着制式化的作业规格与流程上的突破，从而在从事时，允许人们自我表现出不同的个体差异性，而“卓越”也变得有所可能。哪怕是不断在切熏鲑鱼这样反覆的作业中，其自身也有“卓越”的可能性。
当“自我改造”成为“游戏”的做法，在社会上获广泛证实有其效验时，无法遁逃于资本主义笼罩下的此一吊诡，便会被对立转化到结构上：原先，劳动者深受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带来的困境，但却又无法遁逃于现代资本主义之外。
但是当“游戏”受社会广泛肯认时，由于“游”有一定程度的“不知所求”，游戏的参与出于自主，而非在他人所设定的目标下被强求，便无法被现实利害、产量、效益等作业目标所限定。“游戏”所带来从事者高度的全神贯注与产量提升，反倒使资本主义与资方陷入了吊诡：在此对立转化之下，资本主义社会须放弃资本主义自身才能达到其所欲求的目标。于是“游”的进入，便解构了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社会价值观。
在“庖丁解牛”之中，便有着这样的双重喻示：做为魏国国君的文惠君为何要面见庖丁？而一个政治人物所挂念之事又会为何？如果“牛”做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结构之喻，那“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的庖丁之“游刃”，便是钻入这巨大社会结构之中，以技、以游来肢解其结构的一把利刃[2]！
思考问题
① 以“游戏”进入资本主义结构的心态，到底是拥抱资本主义？还是抗拒资本主义？如果答案都不是可归入拥抱与抗拒的二元划分，那么在“游”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既非拥抱、也非抗拒的手段可供我们使用呢？
② 除职场体制能以“游戏”面对外，是否还有其他体制如家庭、学校、社群⋯⋯等也能够以“游”应对呢？其具体实践上的想像又会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