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任贤写《向高墙说不》书评,当社会建制出一套阶级的标准与知识霸权的意识时,应尝试看见框架外的多元,让高墙卸下。

前言

台北市立大直高级中学,公民与社会科教师,黄益中先生(以下简称作者)于 2015 年出版的《思辨:热血教师的十堂公民课》透过 10 份公民与社会课教案,佐以再现课堂实际操作之行动研究,让作为读者,同时,是一名教育工作者的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十分敬佩:“哇!原来公民课可以这样教。”

2017 年(今年)4 月底,作者完成他的全新力作《向高墙说不》。可能是因为我抱着很大的期待阅读这本新书,以至于失望至深。本书打着“更深入探讨各面向议题的公平正义问题”、“以开放性讨论取代一言堂”、“打破同温层界限”、“提出有建设性的改善方式”等旗帜,但真的有达成这些目标吗?(推荐阅读:两小时看半辈子的人生缩影:当贫富差距成为世袭,难以扭转的贫穷

检视整本书的结构,浮现两大问题。一、书本论及许多高墙,如思辨高墙、阶级高墙、教育高墙、家父长高墙、歧视高墙、房价高墙等,主题过多,使得文本脉络流于蜻蜓点水,无法深化。二、大量的旁征引文,让每一个章节的主题显得枝微末节,甚至,断裂、琐碎,导致论述力量被削减。但本文并不打算处理这本书的抒写问题。

以下,我将针对第二章“阶级高墙”作批判反思,因为作者在这个章节的论述里充满迷思,且,尚未处理阶级议题的核心争论。未来,我将针对第五章告别性别不平等的歧视高墙作进一步的撰文省思。


“在鸡蛋与高墙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这一方。”──村上春树。图片来源:公民党,站在鸡蛋的一方,向高墙说不!

不断谈“突破阶级限制”是对“阶级认同”的压迫

作者在章节开头引用维克多 · 雨果(Victor Marie Hugo)的话语:“多办一所学校,可少建一座监狱。”(页 60)于此,我想大胆提问:“看见学生在下课钟声响就冲出教室的画面,以及,听见学生在放学钟声响的前 10 分钟便开始收拾书包的声音,很多时候,学校本身对学生而言,是否已经是一座监狱:学习与心灵成长的监狱?”犹如在监狱里的受刑犯般,学校透过关押、规训、惩戒、控制等手段将学生的身体训练并改造成为有利于社会生存发展的驯良与屈从。

回到教室,当我们谈论“多元文化”时,经常可以在性别与种族/族群议题里,听见政治正确的论述;阶级议题却经常充满迷思,这样的迷思亦体现于作者的文本脉络里。(推荐阅读:性别与出身不该决定我们的人生!“每个人都该拥有平等的幸福额度”李晏榕专访

作者在本章节中不断强调“翻转阶级”、“社会流动”、“终结世袭”等突破阶级限制的重要性。但在学校里,这样的论述经常被包装为“老师鼓励学生上进”、“老师是为学生好”。试问,假设老师知道学生的父母是蓝领阶级(如工人),进而鼓励学生要更有志气,去翻转阶级,去追寻比蓝领阶级更美好的未来时,可能同时散发的讯息是:你不要像你爸妈那样没出息,工人是卑贱的工作。老师间接贬抑底层阶级,伤害学生的自我肯认,甚至,导致学生不认同自己的家庭。

其实,作为中产阶级的老师,不一定理解工人的处境位置。我不会告诉学生要如何上进,反而会请教学生很多关于工人的问题:你的爸爸妈妈是工人阿!是哪一种工人?他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甚至,深入瞭解工人的样貌,找机会跟他们一起“做工”。当我请教学生关于工人的种种问题时,学生成为我的老师,学生能说出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甚至,我能从学生的叙述中找到与他“同在”的位置。(推荐阅读:《做工的人》:工地大嫂,撑起台湾楼房

老师与学生一起去认识并瞭解自身,一方面能够达成阶级的正向自我认同,肯定每一种阶级都是好的,都有其工作贡献;一方面能够让父母的文化资本被肯认,瞭解每一个人身上都拥有别人所不知道的知识。

学校的“产业达人”活动经常是请最成功的家长进班级分享自己的知识,如医师、律师、老师等,或者,校园的周会时间时常请杰出校友或名望人士到学校演讲,如作家、画家、音乐家等。但不应该如此,有时候我们可以请农人、渔夫、超商店员等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来学校演说,让不同阶级的知识皆能被肯定。马克思认为量变产生质变。请谁来学校演讲并无不妥,但“只”请谁就会产生“质变”。

可是,突破阶级限制难道不能在教室被阐述吗?我认为当然可以谈,但不是谈个人主义(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谬论),而是谈结构限制,让学生知道自己被镶嵌在什么权力位置里,解释自己的处境,以及达成国家政府制度性突破的可能取径。这个部分,作者在本章节已有论述,甚至是本章节的基调,只可惜流于“点”到为止。(推荐阅读:劳动结构中的女性困境:地下经济的性别包袱


每一种阶级都是好的,都有其工作贡献。图片来源:“新社会阶层”,你是其中之一吗?

补救教学的美丽谎言

作者论及:“教育部目前每年提供 15 亿元的经费投入补救教学,立意虽良善,但实务上只是应付了事,因为补救教学都是利用中午或放学时间,这些已经是学习后段的孩子,在学校都已经空白一整天了,还要剥夺他的休息时间来补救?为什么不直接在正课中让他们至少能获得最基本学力?”(页 76)

我认为作者并没有直指补救教学——又称携手计画——的核心问题:教育单位先认定什么知识是重要的(以补救国文和数学 2 科为主),再说学生欠缺什么知识,把问题归咎给学生,最后透过补救教学“施舍知识”给他们。但,选择什么作为知识内容的本身即是一种暴力,从来都是我们不欣赏学生“拥有什么”。试问,为什么表演艺术、视觉艺术、体育等科目就不需要补救教学?这种标准化的学业成就模式与文化一致性的传统假设是一种文化剥夺,迫使学生离自己的文化愈来愈遥远——特别是原住民与新住民学生。学校体制与意识形态不断再制社会不公不义的现象,一如我们总是听到他人说学校是社会的缩影。我们必须有勇气承认成绩不好的学生是被老师与教育体制牺牲的,不能责备受害者。(推荐阅读:异男眼中的女性主义:看见结构的局限,才有更好的可能

当某些知识基于某种价值与某种选择,进而比起其他形式的知识拥有更大的权利与更好的正当性时,这样的情况形成“知识霸权”现象,特定的知识种类服务特定人士的利益。因此,我们要问的是补救教学想提升学生学业成就是否合理?对多元文化给予更体贴的回应,难道是要让每一个个体去阶级流动去适应主流文化的图像吗?补救教学要补救的到底是学生,还是学校运作系统,又或是老师?


携手计画到底要带着孩子去哪?真的能让孩子更好吗?图片来源:Blogger,携手计画网志。

结语

当多元变成有阶级的意识形态时,我们必须更小心自己不自觉的压迫性论述是来自习惯与结构。我们不能一方面摇旗呐喊向高墙说不,一方面竟默默成为高墙里的那块砖。本文作为一篇回应,系站在“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点出作者在其着作谈论阶级议题时,仅谈突破阶级限制,却忽略阶级认同等阶级文化多样性的论述路径;更重要的是想搓破阶级迷思的社会建构与补救教学的骗局。(推荐阅读:“新移民是进口商品?”放下无知与歧视!柯市长的多元文化课题


图片来源:本文作者摄于凯达格兰大道,捍卫原住民传统领地(2017 年 4 月 2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