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念无明》里看苦痛背后的无以名状,既没有出口也不知该从何诉说,寂静悲伤里盼的只是双聆听的耳朵。

前几天去看了电影《一念无明》,过程中一直隐隐激起了一些情绪,却极度压抑,且若有似无,在结束的那一刻,脸上洗出了两行泪。

这一部电影看似平淡,实则充满张力。平淡的是故事场景、剧情、人物,如你我在真实生活中会发生的事;张力的是人物间的对话、情绪、思绪,写实到每秒都用力扎进你心里。(推荐阅读:《一念无明》看爱的枷锁:我们相爱,又互相伤害(文末赠票)

剧中所有场景,几乎都是由两人对话组成——父亲与儿子的对话;妈妈与儿子的对话;未婚妻与阿东的对话;阿东与小男孩的对话。群体对话的场景,大概只出现在邻居讨论着把阿东父子赶出去那次。

他们说了什么?

你可以听见,他们说香港就是没有空间,你把一个精神病人困在蚁居里,不病才怪;他们说这已经是这个月第 3 起中环跳楼案件,工作与生活压力把大家逼死了;他们说不懂得怎样当一个好的父亲、好丈夫,所以逃避是最容易的。

他们说的是环境压碎了一个人的灵魂,关系的断裂与心痛,那些生命本质的苦。

你也可以听他们“事实上”说了什么。医生问阿东:“你有没有自杀的念头?如果有的话,就要住院。”他立刻回答:“没有。”他说的不是我不想自杀,是我不想住院。爸爸在精神病患互助团体中谎称他姓陈,他说的是我仍然害怕他人的眼光,如何看待我这样一位精神病患的父亲。

他们没说的那些

阿东这一个全剧最压抑的角色,从来没有讲过,对于父亲与母亲的漠视,他多么悲愤;从来没有讲过,他独自照顾疯狂又失能的母亲,多么无助;从来没有讲过,被关在精神病院长达一年,又是多么绝望。电影的每一幕都呈现出了这些苦痛,可你就是没听见阿东亲口诉说。

也许他自己不清楚怎么说,又或是这个世界,没有腾出这样的空间给他。就像在好友 Louis 的婚礼上,阿东受不了现场宾客无视新人的无礼,抢过麦克风训斥大家,即使你觉得他说得这么对,但当“精神病患”这个标签贴上时,他就再也得不到聆听的基本尊重,说出的每句话在旁人听来,都是疯狂而无理的。

无以名状的痛苦,让寂寞更加疏离

我想起美国医生大卫毕罗,他在 31 岁那一年生了重病,从医生变成病人。在那段时间,他深刻体悟到身为一位病人,原来有着怎样的苦痛与折磨。后来他在着作《聆听疼痛》中说到,痛苦不像快乐有很强的外向性与感染力,相反地,病痛(不管是生理或心理的)拥有强烈的向内性,紧紧地攫着每个肉体与灵魂,不得不往自己的内在深处走。当你牙痛时,全世界只剩你跟你的牙齿;当你精神痛苦时,全世界就剩你跟自己的情绪在搏斗。(推荐阅读:《一念无明》:精神状态有正常与否之分?世上或许没有精神病患

也因为疾病强烈的向内性,往往让病人跟世界中间筑起了一座高墙,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么强烈的痛苦,只有他们感受得到。旁人也无法相信,你真的有这么痛苦吗?

回到电影本身,我觉得阿东最大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没有空间,他的情绪无从宣泄,他的纠结没人了解。

一念无明,是佛家语,又称“烦恼障”,指我们无时无刻在冒出的那些念头,因为无以名状,也不知从何而来,所以“无明”。

也许苦痛最痛苦的地方,正是它的“无以名状”。找不到话语精准描述,让人无从诉说,无从宣泄,也无法让旁人有一个靠近的机会,因而痛苦,又更加寂寞。

聆听痛苦,让话语成为系带的可能

大卫毕罗认为,在这座高墙的两端,“话语”,成了可能的沟通媒介,连结彼此的系带。你也许可以了解,当我说:“头痛得像有一万只蜜蜂在里头窜。”那脑袋几乎爆炸的感受,或是“心痛得像有人不断用力揉烂我的心脏,我却喊不出声,只能一直哭泣。”

当我们可以用隐喻来捕捉那些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疼痛,用“在”取代“不在”,就可能可以让病痛,离这个世界更近一点。

因此,聆听,成了真正重要的一件事。

痛苦的人,也许不需要你的处方签,或是你的好建议,只是需要一双,愿意静静聆听的耳朵。表示你在那边,与他一起,什么也不用做,就只是在那里而已。但大多数的我们,总是无法不带想法地聆听,急着开出一张张的处方签,追求每段对话都要有效益的结果。(推荐阅读:“你就好正常,我就不正常?”:《一念无明》里的城市集体忧郁

你可以因为一念,坠入无法复返的人间地狱,或是救赎你身边重要的人。你也可以因为一句话,扼杀关系中的情感,或是让万念俱灰的人生,不再这么折磨。

电影的最后,阿东爸爸在无数徘徊与挣扎中,在众人面前道出了他儿子的故事,和内心一直以来的沈痛告白。原本他想,就送儿子回精神病院吧,专业的医护人员会给他最好的照顾。但后来一个转念,却说了:“其实,不是每件事都可以外包给其他人做。”这一个转念,他转身回去找儿子,并在邻居的抗议中,选择站回儿子的身边。

最后一幕,阿东第一次抱了父亲,静静地说一句:“没事了。”是在对父亲说,更像在对自己温柔地说一句:

“没事了没事了,一切都会过去。没事了没事了,我们回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