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婚姻平权路上,用理解取代谩骂、用温柔眼色去看每个认真生活的个体,他们真实而存在,渴求着更友善的未来。

为了制作这次的特别企划,我们特别去了下一代幸福联盟所举办的反同游行,希望能现场观察反同游行的民众的想法并寻找可能的受访对象,而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婉玲。

当时,中山南路上穿着白衣的反同游行民众与手执彩虹旗的抗议者站立在临时围起的铁栏两侧对峙着。婉玲手上没有拿着任何标语,身材纤细的她,静静的站在外侧看着,像是努力在这样的场景中辨明些什么。(推荐阅读:被蔡英文遗忘的婚姻平权?同志权益不只有“婚姻”一种解决之道

之后,我与她约了第二次见面。在脱离反同游行当时兵荒马乱的状况后,此刻的婉玲作为一个受访者坐在我对面,她有张年轻的面孔,说话的声音极轻且谨慎,像是眼前正处理着一项易碎物品。

深吸口气,我拿出早先拟好的问题并默默祈祷这不会令人感觉太过刁钻后,开始问起。

“作为一个同性恋,如果妳被异性恋告白,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而这个问题所得到的,并非是预想中开心或是不悦等感受性的回答。婉玲的回答从作为一个同志,在情感关系上的实际困境切入:“其实在我的各个不同人生阶段都有被异性恋男性告白过的经验。最近一次,就是被告白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稳定的伴侣,已经在一起5、6 年,因为通常异性告白之前会说你有没有男朋友?其实如果要真正回答的话,一定说没有男朋友嘛,因为我的伴侣是女性。这样的情形下他跟我告白,还满受伤的,因为大家都是以异性恋的角度来预设这个人是否可以跟你在一起,或是告白的对象。”

接着,她说:“国高中时期,因为那时比较单纯,比较不会用一些委婉的方式来拒绝,我就会跟他们说我不可能喜欢你,然后到最后会⋯⋯因为大家都不会了解‘不可能喜欢你’是什么原因,所以就有可能会被迫出柜之类的。”

“公开性倾向”一事对同志族群而言,即便在这个歧视看似逐渐消弥的社会中也仍旧需要勇气,婉玲至今仍未在部分家人与公司同侪中出柜:“对,即使我有稳定的伴侣,我也没办法跟家人分享,但现在有好一点,因为有受到家人的支持。”

我又问:“假如同性恋的性倾向一半是后天,一半是先天的,那是否会支持婚姻平权?”(推荐阅读:写在婚姻平权二审终止后:歧视底下,将死去的叶永鋕与杨允承们

婉玲回答得很快:“我觉得不支持的人都是觉得同性恋这个群体是不好的,然后这个“不好”有可能是原本的“偏见”。觉得男生要有男生的样子,女生要有女生样子。第二个可能是怕自己的小孩遭受到社会异样的眼光,为了保护自己的小孩所以不支持。我本身是支持的,除了因为我是同志之外,我觉得同志跟左撇子一样是自然而且正常的,因为左撇子其实在以前也有被污名化。”

我接着问:“但是我现在想要先假定说,一半的人是天生的,一半的人的性倾向是有可能改变的,那,如果有这一半可能改变的人的话,我们是否还是该继续支持同性婚姻?”

她思索了一下后说:“应该说,政府保障同性婚姻是不是就积极地在承认,同性恋这个群体?如果大家,如果反方那边,把‘变成同性恋’这几个字当作一个藉口的话,觉得比较应该先想想看他们内心害怕的是什么。我觉得,大家都不应该被别人压抑自己喜欢的对象。”

“假设小孩需要在有父爱跟母爱的环境下成长,是否还是该支持婚姻平权呢?”我抛出第三个有些讨厌的问题。

“如果在小孩权益上有这些想法的话,那在法律上做一些限制,但有小孩不一定是婚姻的必要条件,所以婚姻跟有小孩可以是个别的,就是可以结婚,但小孩方面要有限制。如果说另立专法的话,婚姻本身的那些保障就不一定是完整的了。我的总结是婚姻不一定要有小孩,然后法律可以给予另外的限制。”(推荐阅读:六十岁父母眼中的“婚姻平权”:这是我女儿,这是我媳妇,我们很幸福

听到这里,当我有些迟疑想着这是否承认了在这样的前提下,同志收养孩子必须有着不同于常人的限制?正想着是否要提出这样的质疑时,婉玲已接着补充说:“我看你们的杂志里面有谈到,在以色列那边就是用另一种变通的方式,来给予异性不同的角色影响。”

她提到的是人本教育札记 330 期当中,以色列幼稚园园长吴维宁的“谈谈同性婚姻的两件事”一文,讲述同性恋家庭可以透过家庭内的其他长辈(例如叔叔、阿姨等不同性别者),给予不同的关爱与形象。婉玲口中所谓法律上的限制,实际上的意涵是法律应该起到扶助的功能,让无论同、异性恋家庭中成长的小孩,在生理或是心理上都能获得足够的资源,而这也确实是国家应在教育、社会福利等多层面负起的责任。

访谈的过程中,她回答得快,说话的速度却慢。作为一个不曾参与同志游行的同志,婚姻平权议题的抗争张力益发高涨,让她试着听完了公听会上整整 12 小时的正反方论述:“其中正方的愤怒以及对于同志族群的细腻描绘跟同理,让我在萤幕前哭了好多次,连不需要这项法案的异性恋者都肯为了同志发声,那么我呢?”(推荐阅读:同志大游行现场笔记:阳光胴体以外更多的同志想像

12 月 3 号那天,她走入了白衣群众里试图想理解他们的诉求。但当天的场景让她确实的感到了恐惧,每个人都像是路上会碰到的一般人,却在那场合中集体说着足以伤人的话。或许,那些看似在低调度日中逐渐淡去的压迫,实际上未曾远离。

即便如此,婉玲在语言的使用上仍是温柔的、鲜少攻击性的。我问她,觉得反对婚姻平权的人与她之间的差异在哪里?她说:“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亲近的同志好友或是,因为没有认识同志所以不知道同志跟一般人其实没什么差异。”

她反问我对于打扮比较中性的女性朋友有什么看法后,提起自己高中时的一个经验:“别班有个女生打扮得比较中性,甚至穿束胸、然后剪短头发抓头发。会听到一些男同学对她的批评,比如说:‘干!你看 X 班那个没胸的女的,身边还围着一堆妹,她一定是 T。’”

“我要讲的是在我求学阶段,有些异性恋男性会以死同性恋这 4 个字当作歧视,或是判断一个人,也许你可能不认识她,只是看到她的外表不是符合社会期待,就⋯⋯无谓的,讨厌。上周反同运的团体这么多包装之下,其实内心只是不敢⋯⋯承认自己对同性恋这三个字是有偏见的⋯⋯我觉得是因为刻板印象的关系。”

而或许正是那些包装合理化了偏见,才会令人理直气壮不认为自己伤害了谁吧?

访谈结束后,我问她是否会参加下午的婚姻平权音乐会?她说:会,已经跟朋友约好了。而当天稍晚,涌现至凯道的人潮一路拥塞到捷运站出口,漫天挥舞的彩虹旗奋力诉说着爱。

真实与存在,此刻成了一种温柔且沉重的,抵抗姿态。

在写这篇文章的途中,婉玲寄了封信,信中写到她的好友曾说的一句话,也是如今的她想说的——“参加这么多场别人的婚礼,这次该换我来争取自己的婚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