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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娴公开坦承不孕:“因为基因变异,我天生没有子宫,难以生育。”媒体纷纭说道这是女性悲歌,深化女性与生育的必要连结同时,我们想探问“代理孕母”在世界现况,其实与“不孕”一样充满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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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道前后的代孕手术一共花费 430 万未果,以“未来会继续努力”回应媒体。然而,这个“未来继续努力”是否可能压迫母职,或者迫害那些没有选择余地而成为代理孕母的第三世界女性?又有另一种说法,认为代理孕母本是解除母亲生殖劳动的科技,接下来,我们想由两个数据来想像代理孕母的未来可能:

数据一:全球有30多个国家代孕合法

目前全球有30多个国家都让代理孕母合法化,但是严格的法律限制与高医疗支出让许多不孕夫妇与同志伴侣不得其门而入,美国约为十万美金、印度为四万美金、泰国为五万美金,所以更多人转往印度、泰国等亚洲市场寻找代理孕母。

印度为国际间最大也成熟的的商业性代孕市场,每年约有 12,000 千名人从四面八方而来申请代理孕母,但因被批判为婴儿工厂,近年法律愈趋严谨。2013 年印度政府正式禁止同志夫妇与单亲父母申请代孕,更规定不孕夫妇必须要结婚至少2年,并持有医疗级签证才能委托代理孕母。2015 年不允许外国人使用商业代孕服务,同年十一月更宣布商业代孕不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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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跨国禁止代孕禁令是为了保护贫困女性,也是预防代孕母亲难产死亡、以及印度代孕黑市买卖婴儿的陋习。然而我们没关注的是,在禁令背后,许多印度母亲默默被运输至非洲,进行代孕手术。

印度代孕市场运行已久,亦是许多贫穷妇女赖以为生的管道,但这笔钱并不足以支撑妇女永久性生活,在泰国、印度、俄罗斯等国的合法代孕收费低,印度低到 3 万美元左右,而到代母手中的报酬却仅有十分之一。

困境一:弱势深化与母职固化

代孕原为维持健全的社会人口结构,《代孕的伦理困境:市场、科技与德性》提到:“代孕所带来的社会效益,认为放开代孕有助于提升生育率、改善人口结年龄构、缓解老龄化趋势带来的各种压力。”

然而强化社会功能的功利角度背后,却是大批原来的弱势贫穷女性,因社会压迫加剧投入代孕产业,并且付诸强化母职意义。

困境二:伦理意义与人性

从伦理来说,代孕无疑让人类德性丧失,将怀孕机制与婴儿视为商品,泯灭人格。此商品化过程将人性利益化,站在伦理道德反面。以存在主义辩驳,便是人丧失主体,随时可以“被生产、被指派在其他家庭”,不具原生意义也缺乏“本质性的存在”认同。甚至在许多法律不能还原“谁才是孩子真正的母亲”,因此代孕胎儿与传统意义家庭的连结定义无法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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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女性主义者提出,代孕是一种母职的再现。生小孩长期被视为女性义务,因此当女性缺乏生育功能便无法感到完整,批判指向子宫商业化同时,大批残疾人士、不孕者昂首期待着更便利近人的代孕系统。许多不孕人士认为“代孕”提供了一套机制让他们步入“完整的家庭体系”中,然而代孕究竟是母职弊端还是一种自由的选择?让我们看看数据二:

数据二:全球不孕症8至12%

近两年全球不孕症比例高升,在需求愈高的态势下,许多人认为“想要有孩子”并非加重母职,而是让每个家庭可以共同承担责任,去选择自己的家庭成员,台湾民间也因此开始积极讨论代理孕母合法化:

支持论点一:释放母职压力

在台湾反对开放代孕的团体认为代孕是一种以生殖科技巩固父权体制的行为,也有人认为代孕可以破除社会对“母亲” 角色的传统观念,女人可以选择生与不生,也破除母亲与生育功能必然的连结,解放母职的压力。

支持论点二:破除不孕污名

“没有子宫的女人”在媒体的悲情化再现越演越烈,人们对子宫的情感化与神圣化让女性担责投射完整的生育义务,有女性主义者认为使用代孕科技可以释放加诸在女体上的社会期待,代替女性接受“侵入性的医疗治疗”。也改善异性恋婚姻制度强制女性性交、生殖、执行“爱的劳动”。

支持论点三:服务更多非典型家庭

除了不孕症数据,近年需求愈趋强烈的代孕需求者还有“单身者”与“同志家庭”。但是人们较不常讨论到这样的非主流家庭。

目前法律上同意单身者使用代孕服务的国家仅有:美国阿肯色州、加州、伊利诺州
同意同志家庭使用代孕服务的国家仅有:英国、澳洲、加拿大、加州、康乃狄克州

可见法律对非典型家庭的不友善。当前代理孕母的讨论多着墨在“是否违反伦理系统”,却忽视不同家庭型态的组成需求,除了同志家庭,也该看见其他性别光谱交叉组成的家庭样貌:变性人家庭、跨性别家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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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上述正方论述,提供对代理孕母期待有近一步思考的你。综合结果,可以发现未来我们需要的是更保障“弱势代理孕母”的法规,以及对人类家庭组成的变化有适应之道,也要关注在商业性代孕释放母亲义务同时,关注劳动的女性身体。欢迎你在留言处与我们讨论,成就更弹性的性别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