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观察】空间里的性别与权力！写在计程车司机性侵韩女之后

2017年1月12日，三名韩国游客在九份坐上计程车，这是她们来台湾旅行的第二天。抵达台湾之前，她们先透过旅游网站，向 Jerry taxi tour 包计程车，Jerry taxi tour 则推荐詹姓司机替她们服务。

从九份离开、前往士林夜市之前，司机招待她们一人一瓶优酪乳，其中一人喝了一口，觉得有些苦涩便没再喝，司机表示苦味是自然的，另两人才将优酪乳全喝下。喝下优酪乳的两位乘客在抵达夜市时已昏沉睡去，司机请尚有意识的女子下车逛逛，而另两名被下药的乘客，却被司机载至偏远处作案。

当时昏迷的两名乘客事后回想，案发当时隐约感觉到有人压在上方，身体非常不舒服。其中一人记得朋友在计程车里，衬裤和丝袜被强制脱掉，并试图抵抗。三人回到饭店后昏睡整日，隔天意识到异状，向韩国驻台代表处求援却遭冷处理，只好在网路上用 Naver、facebook写文章，才遇到帮助她们的法律人士。1月15号，詹姓司机因涉嫌下药性侵，裁定羁押。韩国三大电视台：SBS、KBS、MBC 以及 24 小时新闻台 YTN ，都分别报导了这起事件。

以治安良好闻名的台湾，向来是国外女性独自旅游也能放心的首选之一。去年底，交通部观光局广告甚至邀请人气演员长泽雅美代言，邀请日本女性来台湾进行一人小旅行。在人们以为台湾治安令人安心之际，这事件彷佛一记老拳，直往深埋女性内心已久的恐惧砸去——计程车（或私家车）司机性侵乘客，原来并非台湾的过去式。

去年，台湾 Uber 发生首起司机性侵女乘客事件。时序再往前拉，2011年亦有来台交换的日本女大生遭台湾计程车司机性侵的案件。

从彭婉如命案至今，台湾女性的人身安全进步了多少？

近年频繁传出司机性侵女乘客的新闻，让人再度想起九〇年代震动台湾社会的彭婉如命案：

1996年11月30日，民进党妇女部主任彭婉如南下高雄，参加党内的临时全代会，为即将在党内表决的民进党“妇女参政四分之一保障条款”呼告奔走。会后，她在路边招揽计程车却从此失踪。12月3日，警方发现彭婉如全身赤裸、身体布满刀伤地陈尸高雄的芭乐园中。

彭婉如命案为当时社会投下一枚震撼弹。同年12月21日，妇女团体发起《女权火照夜路大游行》，喊出“妇女要夜行权”的口号，在巨大的社会的压力下，立法院在一个月内快速通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三个月内，教育部成立“两性平等教育委员会”（即今日“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规定学校须保留性别平等教育的时数，此即《性别平等教育法》的历史与法源。

但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与性别平等教育实施的二十年后，台湾女性的人身安全与性别友善环境，究竟进步了多少？二十年后的这天，韩国女性坐上计程车，是否也感受到彭婉如当年在车上的压迫和恐怖？

密闭车厢里倾斜的性别与权力关系

车厢内性别友善的环境，至今迟迟未能建立，遭致层出不穷的性骚扰事件不断上演。每个女孩或许都曾在计程车上经历胆战心惊的时刻：例如与司机随口聊天，对方竟开始对你的身材外形进行言语性骚扰；或是坐上随手招揽的计程车，却发现司机正在播放Ａ片。那一瞬间，你坐立难安，希望是自己想多了、看错了；当你确认这是性骚扰，想制止却又怕激怒司机，使对方做出伤害妳的事。

同场加映：性别观察：那一夜，看 A 片的计程车司机

密闭的小型车厢里，乘客自由受到极大限制，为什么人们仍愿意坐上陌生的车，把行动权限交给素昧平生的另一人呢？计程车在社会上运行无阻的前提，大多是基于乘客与司机之间相互信赖与善意。但是，当车程缺乏事前／事后的评价制度、或简明的车程定位与监督系统，乘客的安全，只能倚赖不具约束力的信任关系。

信任关系可以成立，必定是在权力真空的场域。然而，如台大教授毕恒达在《空间就是权力》书中揭示，所有空间都不只是人们活动的背景、亦不是价值中立的存在。

偏偏计程车内的空间，是个权力倾斜的场域。

掌控方向盘与门锁的司机，握有乘客的行动权限，两方权力的落差于焉产生，乘客的自由受到极大程度的限缩。极端情况例如被下药迷昏，乘客作为主体的自由消灭了，连权力关系都无法形成，恶化至傅柯所说的支配状态。在支配状态下，支配者甚至可以对受支配者无限度地施加暴力。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刑法对于计程车司机性侵乘客，另以“加重强制性交罪”认定的原因。

刑法认定“计程车司机性侵乘客”属于加重强制性交罪，即是衡诸计程车空间由驾驶人支配掌控、类似于密室，乘客将陷于无助、难以逃脱求救的状态。

如果我们足够幸运，这辈子或许不会遇上心生歹念的计程车司机。但是，与父权社会并存的性骚扰，却无所不在。

性骚扰容易发生在权力关系强弱分明的场域，而计程车司机与乘客不对等的权力位置，使得性骚扰容易发生。当性别相对弱势的乘客，踏入了由男性霸权主导情境的密闭空间，双重倾斜的权力位置，使性骚扰受害者感到更难挣脱、起身对抗。更遑论坐在车上的，是对台湾人生地不熟的外国游客。

你为何不立刻下车？为何要喝陌生人给的饮料？

在计程车司机涉嫌性侵韩女的事件中，ptt网友讨论串不断出现一种论调：“人家拿饮料给你，你就喝了，蠢是没药医的”、“既然发现了为何不马上下车”。这样的言论，忽视在计程车厢里双重倾斜的权力结构里，受害者即使意识到危险也难以挣脱。

同场加映：参与拍摄 Lady Gaga 控诉校园性侵新曲的告白：“社会请停止怪罪性侵受害者”

“责怪受害者”，也是性暴力事件评论里最常出现的论调。人们在回溯不堪的犯罪事件时，与其从结构探讨哪里出问题，自我防卫的心理机转更倾向从双方行为里抽丝剥茧做个人归因：犯罪者必定邪恶、受害者必定大意。因为唯有把不幸归咎于受害者，才可以让人们快速免于“我也可能遭遇相同事件”的恐惧。然而“责怪受害者”却也协助构成“性侵文化”的一环。而性侵事件未获通报的原因之一，最多来自于受害者担心被社会咎责“爱玩”、“行为不检点”、“放荡”、“不懂得保护自己”。责怪受害者，既是对受害者的二度伤害，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也使我们对于社会结构的破网视而不见。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计程车司机涉嫌性侵韩女新闻发酵以后，台北市政府和警政单位展开了稽查违规计程车的专案，计画于春节和假期动员警力在辖区重要观光景点、车站、招呼站、饭店等地，严格查核执业登记证照，以及有无违规行为。类似詹姓司机的包车旅游、白牌车等，也将配合主管机关进行联合稽查。

在治标的稽查和资格审查之外，更接近治本的方法，或许是透过宣导教育，敦促车行与司机更积极创造性别友善空间，既是保护乘客、也是保护自己；思考建立一套性别友善计程车的认证机制，架设性别友善的评价系统；至于针对外国旅客，我们是否能进一步从旅客角度设想，优化现有通报机制，使通报流程更简明迅速、降低文化藩篱，预防下一次相似事件发生。

走笔至此，我也衷心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我们需要写下这样一篇关于计程车性侵的性别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