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和女性,在文章里似乎被化约为两个互相为难的群体。亲爱的邀你反思,当我们试图归责某一方的时候,父权结构是否就隐身不见了呢?

我们需要性别民主吗?

加州荣退教授露丝.罗森(Ruth Rosen)在《裂开的世界:现代女性运动如何改变美国》(The World Split Open: How the Modern Women’s Movement Changed America)书中说,女性“像男人,也不像男人”,社会不尊崇女性养儿育女的态度“显然侵犯了她们全然参与社会的权力”。罗森认为,迫使女性像男性一样生活的社会不是民主社会。她说,真正的“性别民主”必须尊崇家庭生活,就像尊崇职业生活一样。

我们确实应该尊崇对家庭的付出,但是应该将此原则应用在母亲和父亲双方。最新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调查显示,更多男性表示全职工作比较适合自己,但是同样多的男性和女性表示,宁可在家养育孩子也不要出去工作。调查中,有百分之五十六的母亲和百分之五十的父亲觉得很难平衡工作和家庭的责任。百分之二十三的母亲说,她们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太少”,百分之四十六的父亲—两倍—希望花更多时间和孩子相处。这个差别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有更多女性和比较少的男性认为自己的亲职表现很棒或非常好。(推荐阅读:致 2017 的职场笔记:做一个兼顾职场与家庭的爸爸

虽然对自己的亲职表现更有信心,女性对于事业与家庭孰重的议题上还是有内在压力。《大西洋月刊》(Atlantic)杂志发行以来,读者最多的文章是学者安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写的〈为何女性仍无法拥有一切〉(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斯劳特是前任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政策计画(Policy Planning)主任。她认为必须改变“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取得平衡”的观念。她写道,她发现身为政府高层主管,虽然她的丈夫愿意在她任职华府的阶段扛起大部份的亲职责任,仍然很难达到她想要的工作表现,同时成为她想成为的家长。她说,她相信女性(以及男性)都可以同时拥有一切,但是以当代西方社会和经济状况而言,目前并不可能。她说,位居高层领袖地位的女性应该明白,绝不能靠着个人野心和纪律就可以“拥有一切”。许多在外工作的女性挣扎着赚钱养家,或是支持失业的丈夫。况且,好的幼儿托育简直可以拖垮银行,学校和活动的时间表往往和工作需求相互冲突。她举出经济学者贾斯汀.沃尔弗斯(Justin Wolfers)和贝姿.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的研究,虽然女性比四十年前拥有更高的薪水、更多的教育机会和更好的社会地位,女性却比以前更不快乐。斯劳特建议,为了创造一个适合女性的社会,我们必须选出女总统和五十位女性参议员,消除“领导差距”,女性才能均衡地发挥力量,在司法和领导阶层拥有平等的地位。(同场加映:Lean In 之后:事业、育儿、婚姻,我们真能 have it all?

我们同意,如果有更多女性从政并位居领导地位是一件好事。公司企业如果启用“友善家庭”的政策,将可以找到并留住更多有才华的女性员工。我们推测,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确实会改善每个人的人生,但是前提是必须支持母亲和父亲的权益。例如,英国男性只有一到两周的有薪育婴假,女性则可以请五十二周的有薪育婴假,以及另外三十九周百分之九十薪水的育婴假,有需要的人还有额外的政府补助。如果要创造真正的公平和两性合作关系,我们必须超越目前专注于女性(很多男性因此觉得被排除在外)的讨论,朝向更人性的讨论,对象包含每个人。如果男性在家中的角色得到支持,因此减轻了许多女性在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紧张,同时也让男性更能参与家庭和社区,那么,女性真正想要的情况确实可以发生。越来越多的女性发现,虽然她不一定希望单身,但是她们的生命不需要有男人才能达到个人、社会和爱情的目标。对许

多女性而言,这是解放。确实也应该如此。但是我们需要记得,女性信心越来越强之时,可能反过来影响男女之间的和谐。女性越是将个人长期目标和男性分开,性别之间的社会裂隙就越大。为了尽量缩小差距,我们讨论两性平等时,必须欢迎男人和男人议题的参与。

重叠的挑战

我们在本书第一部份提出了男性行为的负面趋势,这个现象不限于男性。体重过重的女性也很多—在许多已开发国家中,女性肥胖比例和男性相当,在比较未开发的国家中,甚至更多。珍.图温吉(Jean Twenge)和基斯.坎贝尔(W. Keith Campbell)在《自恋时代》(The Narcissism Epidemic)书中指出,从一九八○年代到今天,大学生的自恋个性快速增加,“女性的转变尤其明显”。年轻男性仍然比较自恋,但是年轻女性也很快地追上了。只要想一想不断推销给女孩的“公主”宣传就知道了—很奇怪的,很多家长觉得这些商品很“可爱”,全心拥抱。他们没想过,像是《冰雪奇缘》(Frozen)和《灰姑娘》(Cinderella)之类的电影会让他们的女儿误以为长大之后有权利拥有爱情和金钱。

谈到媒体,虽然年轻男性比女性花更多时间在网路上打电玩,但是十八岁到四十九岁的女性每个月平均比男性多看十一个小时的电视节目。这个观察符合研究结果:针对女性不快乐程度的研究显示,越不快乐的人看的电视节目越多。

除了懒散男性的角色之外,媒体并没有呈现多少其他的选择。媒体也只呈现为男人疯狂的女性,整天只顾着引诱男主角,不做别的事。贝克德检验(Bechdel Test)是个非正式的检验系统,凭着三个简单的项目将影片分类:过关的电影必需“至少有两位有名字的女性出现,彼此之间有对话,对话内容与男性无关。”很少电玩能通过贝克德检验。只有一半的电影能够通过。这个检验并不完美,有些过关的电影仍含有性别歧视的内容。然而,有些戏院和组织—例如瑞典电影学院(Swedish Film Institute)—认真看待贝克德检验,用它来检视影片是否歧视女性。

女孩比男孩更着迷社交网络和手机。例如,一位二十多岁的女性告诉我们,她妹妹正在念高中,每天花好几小时梳头发、化妆,就是为了在脸书上发表自拍照,让她的朋友以为她要出门去玩了。实际上,她一发表了自拍照,就卸妆睡觉去了。十四岁到十七岁的女孩每天也比男孩多送出一百多条的简讯—男孩发出和接收的讯息总和的两倍多。 

虽然有这些“社交”行为,女性之间往往很难表达自己对彼此和对状况的真正情绪。有些男性喜欢社交上的强烈互动,女性通常比较喜欢愉快的社交状况,避免任何冲突。很不幸的,老一辈女性教给下一代的是:如果没有“好听”的话可说,就不要说—直接—任何话。最近,我(妮基塔)从朋友那里听到一个非常熟悉的状况。她正在和“最要好的朋友”进行很难搞的简讯对话。她感觉和朋友之间有些什么不对劲。

她的朋友计画举行一场生产前的宝宝派对,却没有邀请她。近来,她们两个很久没有聚一聚了。她寄去的简讯都没有回音。她问朋友是不是对她生气了。朋友回说:“不。你怎么会认为我会对你生气呢?我只是最近压力很大。我们之后再约,一起喝咖啡吧。”我的朋友问身边的丈夫,如果是他,会怎么回覆?“我会跟他说,不要再这么混蛋,然后我们会一起喝杯酒,继续当朋友。”男人会直接告诉彼此心里想什么,即使是骂人。女性则往往不说什么,只是慢慢疏远,希望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或是时间久了,问题不再是个问题。(延伸阅读:从生物心理学研究性别印象:女人心计是不是父权产物?

这种态度和避免冲突的个性会延续到成年。许多年轻女性无法说话直接、对彼此打开心房,她们会觉得不自在,因为她们缺乏练习,不习惯批评别人或接受批评。如果遭受批评了,她们很难不对批评她的人生气,即使对方是好意。相对的,男人之间的沟通反而会建立更强的信任感,因为他们知道男性朋友会对他们坦诚以告。这也让男性更会解决冲突,取得妥协,而不是一直讨好大家或“保持和平”。这可以部份解释为什么二○一三年盖洛普(Gallup)调查发现,只有四分之一女性比较喜欢有女性上司,百分之四十比较喜欢有男性上司。三分之一没有意见。 

为什么女性说出心里的话— 即使是对自己最好的朋友—会这么难呢?因为女性的社交生活,尤其是成长的时候,强烈仰赖其他女性如何看待她们。关于别人的资讯被视为权力。她们很怕得罪人,不但会失去一位朋友,而且这位朋友的意见会影响别人,导致她被其他朋友排挤。大部份女性也不希望伤害彼此的感情。在过程中,不会表达自己真正的感觉。为了维护友谊和团结,她们真正在乎的议题不会得到解决。因此,在女性团体中,会有社交孤立的感觉。

很多现代女性,就像现代男性一样,也开始逃避与异性的社交、关系和亲密感。在日本,百分之四十五女性说她们对性没有兴趣,百分之九十的年轻女性认为单身比婚姻更好。日本研究者担心出生率越来越低,开始研究创造人工子宫,无需母体,胎儿就可以长到足月。

在美国,《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最近观察到一个流行趋势,二、三十岁的女性宁可照顾狗,也不想结婚生小孩。爱狗的女性读者说,她们会毫不考虑地放弃换尿布、面对孩子发脾气、存钱让孩子上大学,转而在四脚“毛小孩”身上寻求可以预测的情感。一位女性说,照顾狗比较不麻烦,她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出门,不需要请保姆!另一位说,狗比较好,她的小狗“很棒,除了很会打鼾之外。它甚至有自己的Instagram。载运小狗也比小孩简单。比起养小孩,养狗比较不那么有决定性。”美国宠物产品协会(The American Pet Products Association)表示,从二○○八年到二○一二年,小型狗—十一公斤以下—的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愿意和男性组成伴侣关系的女性中,许多人对伴侣的期待不切实际,甚至根本不可能。就像色情片让男性对性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一样,很多女性版的色情材料—浪漫爱情电影和情色小说—让她们对男性有不切实际的期待。虽然大部份女性希望对象要高大或至少比自己高,许多成功年轻女性承认,当她们受过越多教育、经济上越独立时,她们要求伴侣具备的条件就越来越多,愿意交往的对象越来越少。背后的原因就是希望一旦婚姻中有了孩子,还能维持同样或更好的生活品质及社交地位。

同样的,相对于每一百位二十五岁到三十四岁从未结婚的就业女性,只有九十一位从未结婚的同龄就业男性。二○一四年,调查了一千多位男性与女性。百分之八十二的男性和百分之七十二的女性说,第一次约会时,男性应该买单。即使关系有了进展之后,百分之三十六的男性说都是他们买单,百分之十四的女性说她们买单。也就是说,女性受了更多教育,经济上比男性更成功,但是她们比男性更不愿意拆帐,分担开销。或许,当男性与女性都对女性当领导人感到更自在时,或是两性平等时,这个现象就会改变。 

地雷和蛋壳:性别与约会

大部份女性不喜欢别人叫她贱货,大部份男性也会避免沙文主义的标签,尤其是“沙猪”。这两个标签都行之有年了,非常缺乏建设性。问题是,现代男性知道有一大串不能做的事情,却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男性沙猪越来越少了,但是在约会的竞技场中,现代男性不像以前的男性那么果决。老一辈的丈夫会说:“她是我见过最美的女人。”妻子会说:“刚认识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最糟糕的混蛋⋯⋯然后他赢得了我的心。”

现在,当女性说“不”,男性会乖乖退场,却不知道以后如何改变自己的策略。因此,大家都比较少约会了。被拒绝之后,没人解释为什么拒绝他,他只好或是继续当个混蛋,或是改用情圣的把妹招数。男人听到女人说,她们想要和善良、懂得尊重她们的男人交往,却看到这些女人对较有攻击性、积极、不理会女性感觉的男人更好。这一点尤其令男人感到困惑。有人将这个现象与圣母妓女情结(Madonna-Whore Complex)相比较,称之为英雄浑蛋情结(Hero-Asshole Complex)。看起来,欲望似乎有不同的规则,社会还不知道如何讨论。确实,大部份女性希望她喜欢的男人渴望得到她,而不是理性的追求她,但是这种心态使得男性追求女性的过程有了灰色地带。纽约大学史坦顿岛学院(College of Staten Island, CUUY)哲学系主任马克.怀特(Mark D. White)最近发表一篇文献,主题是男性与女性感觉自己被渴望的经验。他谈到这个令人困惑的状况:

和女人约会时,如果我要在体贴的考虑和自动出现的欲望之间试着达到合适的平衡,我会认为,没有表现足够尊重的代价—得罪或伤害女人—比没有表现足够欲望与热情的代价—让女性不开心,可能危及关系的成功与否—高得多了。我的思考是,我认为第一种状态的危险比第二种大太多了,我宁可太尊重、太体贴。这可能就是诺安.史潘瑟博士(Dr. Noam Shpancer)说的“细心、试探、一直很礼貌地为你设想、问你这样可不可以、那样可不可以的男人,可能让你性冷感—不是有了这些特质还让你冷感,而是正因为他有这些特质。”

对很多男人而言,虽然女人说“不就是不”,但事实上,“不”往往是“或许”,要男人证明或表明—不是用性行为的方式—她为什么要说“好”。Redditor网上有人写道:

我认为男人感到迷失。成长系统给了我们很明确的角色,现在却告诉我们这很危险,告诉我们行为要不一样。但是常常在某些脉络下,女性要我们谨慎、尊重,在别的脉络下,又要无所顾忌的欲望。一旦搞错了,你就是太不积极(不够有力或不够强势)或是太有攻击性,太有力,像是“强暴”。我们很难知道当下应该如何采取行动。有的时候,男人因为尊重、平等而得到奖赏,但也会听到女人说自己会幻想着男人不问一声就占有她。我该如何理解这些矛盾的讯息呢?女人两者都要吗?如果两者都要,她如何期待男人理解她当下要什么?或是她们其实并不都想要,她们真的只想要其中之一,但是文化给她们压力,不得不说她们也想要另一个?

我们的问卷中,一位年轻男性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在一个后女性主义的时代,性别角色不太清楚。二、三十岁的现代男性成长时,大家要求他敏感、体贴,把任何有攻击性的冲动掩藏起来,但是他会发现这样的态度一点用也没有。二、三十岁的女性谈的是女性赋权,但还是喜欢过度表现的力气和攻击性。敏感、礼貌、问女人要什么会让女人冷感,因为看起来很弱。新男性不但没有吸引力,而且让我不敢踏出第一步,因为我总是在担心自己对心仪的对象是否表现过头了,我不能表现得粗鲁油滑,也不能用把妹台词。没有清楚界定的规则说我可以做什么,我只知道不能做什么—能够得到结果的各种招式……谢啦,我去打电玩算了。

女性对于“解放”感到压力。没有人能够解释“解放”到底意味着什么。女性主义分裂成各种小团体,就是因为大家无法同意性解放是什么。有些女性,例如坎狄达.罗耶尔(Candida Royalle)和安妮.斯普林克(Annie Sprinkle)认为色情片是女性赋权。其他人,例如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和罗宾.摩根(Robin Morgan)认为色情片破坏了女性主义的目标。虽然宗教保守人士和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主张禁止色情片,从一九六○年代到现在,社会态度已经改变了。以前期待女性一直保持纯洁,结婚时仍是处女,现在认为女性应该随时随地准备好了,愿意并能够和男人发生性行为,而且不期待之后发展固定的关系。虽然目前的状态已经消除了某些性禁忌,但是大部份性教育仍停留在维多利亚时代。“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选择”听起来很有力,但是如果没有人了解自己的身体或选择的话,又有什么用呢?

《纽约客》(New Yorker)作家爱丽儿.利维(Ariel Levy)在她写的《女性沙猪》(Female Chauvinist Pigs)书中讨论到性物化和自我物化对年轻女性的性发展与认同所造成的影响。她研究了淫乱文化和女性“赋权”的影响,社会从争取女性权益变成了脱衣舞课程。利维写到,各种年纪的女性都面对了同样的议题,但是“老一辈的女性亲身经验了女性运动,或者至少经验了女性运动在集体意识中仍然活跃的时期,少女却只有当下。在她们的意识中,没有过去那个时代。那时,十六岁少女不会去丰胸,色情明星不会写畅销书,脱衣舞不是社会主流⋯⋯”

当年轻女性的表现好像性饥渴和欲望才是美德,社会为什么会感到惊讶呢?毕竟,年轻女性一天到晚都身处猛烈炮火之中,不断接触到性感影像和时尚的生活形态。家长、同侪和媒体不断释出各种矛盾的讯息。我们若认为青少年会忽视身体里的荷尔蒙、电视上的色情明星、网路上无数的色情网站,那是不切实际的。利维说,怪不得青少年不遵守传统规则,不会为了“终生伴侣”保留自己,也无法理解性其实是为了吸引注意的表演。她建议: 

不要只告诉青少年他们为什么不可以有性行为,也要告诉他们为什么有性行为。我们没有协助他们分辨“性的欲望”和“希望引起注意的欲望”……如果成年女性生活淫乱,还可以说她们可能在反抗女性主义的限制。但是我们无法这样看待少女。她们从未经验过女性主义,根本无须反抗……全国都热爱色情片和钢管舞。这并不是自由且自在的社会坦然接受“性”的结果,而是在这个强烈焦虑的时空下,绝望的任性消费情色。

利维提到黛博拉.托曼(Deborah Tolman)为了《欲望的困境》(Dilemmas of Desire)一书和少女的访谈。托曼发现,少女们无法分辨“被渴望的经验”和“性行为的经验”。少女忽视或压抑自己的性兴奋,因为她们害怕真正感觉“身体里的性欲”会导致疾病和未婚怀孕。托曼称之为“安静的身体”。少女们最常感觉到的是大量的困惑和焦虑。

最近几十年,女性的处境更糟了。澳洲女性主义者杰曼.戈瑞尔(Germaine Greer)于一九七○年写了《女太监》(The Female Eunuch)一书。她说:“解放尚未发生,就连性解放也尚未发生⋯⋯真正发生的是商业色情得到解放,幻想得到解放。但是人并未得到解放。”男女双方都在寻找答案,但是在目前的政治氛围中无法找到。

语言并不等于解放,解放才等于解放

我们提出女性运动里的挑战和矛盾,以及政客提出来关于性别的扭曲统计数字,因为女性必须知道,除非好听的标语能反映现实,真正的女性赋权根本不存在。虽然女性运动已经颇有进展,但是现今西方社会和文化结构下的两性都有许多真实的问题。并且,政治正确地假装关怀女性议题会对男人产生无谓的敌意,转移了注意和资源,无法专注在长效的改善,无法创造更有效的两性合作。 

《目击者》(Spectator)杂志记者尼克.科恩(Nick Cohen)最近有一篇文章,讨论到这种政治正确的有害影响:

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就是对于语言力量的狂热。从一九六八年之后的左翼开始,一直到现在,大家都相信对手的口误揭露了他掩藏的意思与不容置疑的假设。只要聪明的解读出来,大家就会看到菁英份子的压迫了……你们坚持改变语言就可以改变世界,光靠着不冒犯对方就足以处理种族歧视或恐同症,却让真正的种族歧视与恐同症不受质疑地泛滥,同时,病人和障碍者持续受到忽视。 

我们不去诚实地检视真正的议题,而是不断审查语言。这就是为什么在二○一四年,密西西比州的性教育将有性生活的女性和肮脏的巧克力做比较,同时,碧昂丝(Beyonce)穿着比基尼出现在《时代杂志》(Time)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人之中。在某个层面,比基尼是在对“正面看待自己身体”致敬,另一方面,也是在告诉女性,无论你的成就如何,最重要的还是你的身体相貌。他们永远不会要求人权斗士马拉拉.优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和希拉蕊.柯林顿(Hillary Clinton)这样的女性穿着游泳衣入镜—因为我们会严肃地看待她们。崇拜名人的少女(以及少年)要怎么想呢?时代杂志的封面干脆放上搞怪小天后麦莉.希拉(Miley Cyrus)坐在铁球上的那张照片算了。

现代社会期待媒体里的女性自愿地物化自己,以博得重要性。如果她长得不够美,就要化浓妆或走黑暗路线—但仍需试图表现自己最性感的一面。然后交给绘图软体做后制处理。即便是女明星也受不了这种做法了。美国影集《办公室》(The Office)里的女星拉什达.琼斯(Rashida Jones)在《魅力》(Glamour)杂志里写了一篇文章,主题就是媒体把一切都色情化了。她说,女性不可能都喜欢脱衣舞和裸露自己。对于女人,承认并表达自己的性特质是一大步,但是我们看到的大部份都似乎十分刻意⋯⋯⋯我认为已经做得太饱和了。”电视产业将过度饱和称为“吨位议题”(tonnage issue)。如果电视上过度使用某一句话,电视网会提出报告。琼斯说:“色情影像和流行文化都有吨位议题。”这些影像和人物无处不在,喜欢模仿名人的年轻女性可能不明白,个人的性感表现与“对自己的内在自我感到骄傲”有关。

如果碧昂丝在时代杂志上的封面照片不算是吨位议题的临界点,我们就不知道何者才是了。这就像女性主义者凯特林.摩根(Caitlin Moran)说的,为什么现代女性必须是“发型非常棒”的“哥儿们”?

女性如果根据低俗文化塑造她们的认同感和性表现,就太对不起自己了。我们同意利维写的: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自己很性感、有趣、有能力、聪明,我们就只需要做自己,不需要像脱衣舞娘或像男人或像任何人一样……(这样做)不会比某些疲惫至极的人整天扭曲自己、努力证明自己来得更困难。更重要的是,得到的奖赏正是女性沙猪渴望的、女性值得拥有的自由与力量。

为了做到这一点,女性必须开始寻找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重要性—不用鄙视男人,而是运用有创意的方式,对每个人都有利。男人和女人确实不同,但是无论哪个性别,个人之间都还是有更多的不同,所以我们不需要对每个性别用同样的成功的定义。正如露丝.罗森(Ruth Rosen)说的,在真正的民主社会中,女人不需要觉得自己必须像男人一样地生活。

教导我们的女儿如何成功

越多女性得到成功,就会越明白男人并未独占权力。她们会瞭解,男性极愿意接受交换。真相是,没有人能够“拥有一切”。美国女性运动的错误信念就是期待工作等于权力与自我完成。

很少特权是没有责任的。如果某项责任无法协助他们获得机会、无法提供利益或有价值的经验的话,成功人士学会了拒绝。他们不会接受了某个状况,之后又抱怨有多么压迫。在迈向成功的路上,女性需要有人辅导她,不用依赖法律和政府为她们发言,有时候还补助她们生活费用呢。

为了让更多职场女性获得成功,除了建立政策将亲职提升到专业地位之外,社会能做的最佳策略就是让她们准备好,克服障碍。重点应该是为女性(和男性)创造安全健康的职场环境,而不是试图禁止“跋扈”这样的字眼—脸书营运长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其实很正向的“挺身而进”(Lean In)运动中所言—破坏女人的力量。我们会如此鼓励女孩负责领导:“你知道吗?跋扈的人让事情完成。倾听别人,做你的功课,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不断表达自己的意见。往上爬的路从不容易。”

我们也可以带女孩看那些通过了贝克德检验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帮她们订阅关于领导力的杂志。二○一三年, 《美好家园与花园》(Better Home and Gardens)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杂志第四名。十七种女性杂志,包括《大都会》(Cosmopolitan)、《十七岁》(Seventeen)、《诱惑》(Allure)、《幸运》(Lucky)和《少女时尚》(Teen Vogue)的流通量都超过《富士比》(Forbes)、《经济学人》和《职业母亲》(Working Mother)。事实上,《大都会》的流通量比《富士比》、《经济学人》和《职业母亲》加起来的流通量更多。同样的,在英国,《魅力》杂志流通量最大,拥有四十二万八千三百二十五名订阅者。紧接其后的是另外几份女性杂志。这些杂志的订阅者都比《经济学人》多。如果阅读《大都会》或《魅力》杂志的年轻女性也订阅金融和新闻杂志的话,我们一定会看到年轻女性的兴趣大幅改变,并且会变得更为自信。

伊丽莎白.吉尔伯特(Elizabeth Gilbert)在她的书《约定:带着爱去旅行》(Committed:A Skeptic Makes Peace With Marriage)里,访谈了好几百位女性,问她们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她找不到共同的模式。她说:“就是一大堆聪明女人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着。”在她之前的畅销书《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Eat, Pray, Love)里,吉尔伯特写到自己从痛苦的离婚中复原的经历。在婚姻中,她的前夫想要孩子,她却不想。还有其他的元素让她离开婚姻,但是“要不要孩子的问题是最后的打击”。毫无疑问地,如果不同世代的女性之间有更多机会坦诚讨论不同的决定如何影响人生,以及不同的道路需要怎样的伴侣,许多痛心都可以避免了。

如果母女一起阅读个人金融、投资和商业的书籍,打开对话,母亲可以分享她们第一手的经验与知识,协助女儿计画未来。母亲也可以和女儿讨论,早一点或晚一点(如果要生孩子的话)生孩子的不同挑战和人生取舍,例如学贷、生育能力,以及亲职如何影响事业机会。女儿需要有这些对话。职业妇女或过劳的单亲母亲能够找时间进行这种对话吗?我们强烈觉得她们应该找出时间跟孩子对谈,让孩子获益。虽然大学女生比男生多,也比较参与课外活动,在二○一二年CIRT大一调查(CIRT Freshman Survey)中,入学的大一女生有百分之四十一(男生有百分之十八)一直觉得“要被所有必须做的事情压垮了”。女生是男生的两倍多。相较于不觉得要被压垮了的学生,觉得要被压垮的学生比较不相信自己的能力,在社交场合也比较没自信。

为了对抗这个现象,我们还可以做另外一件事,就是让更多女孩参加运动团队,发展社会责任感。运动团队结合了竞争和团队合作,为将来职场上与人合作创造坚实的基础。运动团队也帮助女性学习到,她们可以倚赖彼此。社交场合缺乏诚实开放的沟通。母亲可以鼓起勇气让女儿看到,女性之间也可以诚实沟通—尊重别人说真话,不要闲言闲语,不要在人前人后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如果有人提出有建设性的批评,要和她保持友谊。母亲也可以身教做示范,对别人保持不批判的态度,也就是说,描述别人的行为而不要进一步批评别人。

同样重要的是鼓励女孩主动约自己喜欢的男孩,帮助她们学习冒险、面对拒绝,并发展个性、耐性和坚持—这些都是有价值的职场技巧。从这些经验中,她们也会间接学到如何选择伴侣—能够欣赏懂得冒险的女孩的伴侣。对女性和男性而言,没有冒险的人生很无聊。冒险的人生一定会包括失败—失败是成功路上的重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