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晶莹专文】是电视台炒了我，还是我炒了电视台

工作消失的恐惧这里要说的并不是失业。而是你习以为常的一份工作、职业，它要从人类史上消失了。二○一六年一月，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上，论坛创办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指出，人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临。

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科技海啸，首当其冲的是中产阶级，未来五年，将有五百一十万个工作会消失。自从一九九○年以歌手身分出道，并在同一年接触主持工作后，我在娱乐圈，也有二十六年之久了。

从最早在中视与倪敏然大哥、董至成大哥合作第一个周末大型综艺开始，一路走来，历经了华视、台视，又到卫星电视台，再经历过有线电视草创到百花齐放，这二十六年来，走遍了九个电视台，做了三十多个节目，已经算是电视圈的老鸟。电视台生态也从一开始的三台独大，收视率动辄二十～三十以上，到有线电视一字排开一两百台而收视率只要破一就算不错的变化，台湾电视不管是在戏剧或综艺，都还算在华人世界占有领头羊的位置。但从二十世纪末开始，中国电视台推出综艺急速窜起，不论在制作或企画的一日万里，或是近年来《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最强大脑》，乃至于和韩国电视圈密切合作推出一系列的真人秀，台湾综艺已渐渐式微，难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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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同时，台湾电视圈人才也在九○年代末期大量移往大陆交流合作，多如过江之鲫，幕后的瓦解崩落也可想而知。另外，台湾的电视台早已习惯过去三台鼎立时的盛世，年终领个十几、二十个月是理所当然。有线电视瓜分广告后，台内员工不再那么好过，跟过去的收益比起来，缩减了大幅的利润，对老板来说，少赚就是赔。

于是，电视公司也不想再花大钱做节目，制作费能上百万的预算已不复见。电视台主管一坐下来也只顾着削减预算，而不问节目的创意、规模，更遑论早已荡然无存的媒体社会责任和对这份工作的热情。在我刚出道的时候，真的还见识过大舞台、大道具、大卡司。但这十年来，台湾的综艺要不就是纯外景、棚内规格也大多是发来宾聊天的“谈话型”节目。（要称谈话型节目也太勉强，因为除了娱乐八卦，便是家庭鸡毛蒜皮小事，毫无深度可言。）就算是红极一时的《超级星光大道》，也是在有限的预算下做出一点影响力，但看过《American Idol》或是《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就可知道舞台规模、乐队编曲、音响设备、美术灯光、混音成音的天壤之别。

这几年，收视率调查数字一直在下滑。（虽然这个调查方式一直有争议，无奈台湾广告客户坚信不移。）年轻观众更是大量转移到网路收看不同内容，再加上电视台不停缩手，情愿买别人现成的戏剧或综艺来播而不愿花大钱自制，恶性循环的状况下，电视台已经大量裁员缩编，要砍节目也是从花费较高的下手（有些电视台居然还先砍主将，或具有高收视的节目。）胸无大志、自废武功，难怪台湾电视已面临穷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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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些电视人不这么认为，他们坚信就算网路直播有即时性，但精致度和规模不足以匹敌电视节目，这种说法理论上是对的，但放眼台湾现状，却未必有实际执行面可以支撑。在这个论调中，电视是可以做出更优化的内容。而这个“可以”当然是指各方面的支持都必须最大化、最强化。当中包含了电视台或其他财源的大力投资─没钱很难做出高端的视听效果。资深有经验或是有创意敢冲的制作团队─台湾已是凤毛麟角，老人凋零、新人没训练的机会。全新的收视率客观调查，和具有使命感、责任感的电视台老板─他要愿意支持好节目（但收视未必叫座），愿意不断栽培幕前幕后人才，这样才会使电视生态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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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地方有线系统业者拿走了下游端收视户的月租费，使得上游制造内容的电视台无法实质获益。而有线业者可以切断电视台的广告而自行卖广告，也使电视台收入锐减。这样一个畸形的现象却无人敢整顿，怕也是各方势力的暗中较劲，各霸山头却杀鸡取卵的恐怖平衡。台湾电视圈，我服务了将近三十年的地方。

在二○一六年停掉手中的《大学生了没》后，一个电视公务员面对漫无止尽的长假，不但是担心自己的未来，更担心电视台的消失。当观众已经可以从网路上得到各种满足，使用平台除了电脑还有手机、平板，试问，我们还要电视做什么？

将来，电视就只会是个播放器。而我们要看的内容可以来自各个网站，或是不同的制作团队，你问问现在的年轻人，谁还会为了某个时段播出的电视节目飞奔回家，守在电视机前等待收看？想看什么，只要用手机滑一滑，不出十秒，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美洲的、欧洲的、亚洲的，运动类、艺文类、综艺娱乐类、戏剧类、真人实境秀。想看什么，就能立刻搜寻到手。传统媒体的被淘汰，速度之快，只在弹指之间。真不知是电视台炒了我，还是我炒了电视台。